王老师新春快乐,鼠年吉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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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读莫老师佳作,学习问好。大上海变化很大,八月作了几首,回来买了几本关于上海史话的书,附一首:
七绝 上海外滩
建筑光虚幻夜真,渟流四面涌行人。
摩楼一壁明珠塔,海上听潮渺渺身。
玉山先生作于2019年8月18日夜归作 -
吾一向很尊敬止水老师,人品和才华有目共睹,值得大家学习。吾以为热衷虚名虚衔就已偏离诗旨了,人生还是在于对道的追求。问好止水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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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两制”的异与益,香港和内地不能都只看一面
原创: 何建宗 观察者网 7月9日
一国两制青年论坛召集人、原香港发展局局长助理
► 采访 观察者网 小婷
因为修改逃犯条例,香港社会再次掀起轩然大波。
7月1日,游行示威者暴力冲击立法院,现场一片狼藉。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在记者会上说明,“我们所看到的是他们用铁枝、铁箱车,破坏立法会大楼的玻璃外墙,用一些带有毒性的化学粉末攻击警察”。
触目惊心的暴力面前,很多人都在问,香港到底怎么了?
对此,观察者网专访全国港澳研究会理事、原香港发展局局长政治助理、一国两制青年论坛创办人兼主席何建宗博士,谈谈今天香港的病灶和未来。
政府操之过急,警方过度忍让
观察者网:您是几号离开香港的,来之前香港的状况怎么样?
何建宗:我是7月3日离开香港到北京,7月1日示威者冲击立法会时我也在香港。其实在这之前的6月9日、16日的游行,我都有去过现场观察。
观察者网:为什么这次修改香港逃犯条例,会触动那么多人的反对?
何建宗:我觉得这和香港人对“一国两制”的心理底线有关。“一国两制”其中最关键的心理底线就是两地司法制度的差异,除了政治制度不一样,香港和内地的法律制度也是不一样的。当然修订条例的原意是好的,但因为大家的这种心理底线,就会有一种恐惧和不安。过去只有大陆把逃犯遣回香港,没有从香港遣回逃犯到大陆的,而很多香港人觉得香港虽然没有完全的民主,但还是比内地有更多的自由和法治。
因为潘晓颖案,特区政府可能有点操之过急,去硬推修改逃犯条例。但是香港人对内地司法制度不了解,那种心理底线难以一下子改变。这就是为什么虽然政府做了各种让步,大家还是不放心。
大家担心的是即便你的意图是好的,但那个口子打开了以后会怎么样?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会有很多荒谬的谣言流传。其实这些谣言根本经不起推敲,但我们看到反对派做各种视频、之类,把它描绘成一个非常非常可怕的东西,所以才有什么“反送中”。
我觉得政府的初心是好的,希望能够尽快在立法会通过修改逃犯条例,而且建制派的票数是足够的,所以那个时候可能是想冲一下,但没想到后来冲不过去。我是觉得这次可能政府有点过于自信,没有看到这件事情的政治敏感性。而且在处理反对意见,以及面对事态步步升级时,没有及时掌握时机去回应。
观察者网:6月30日香港各界人士举行了撑警行动,后来警方也拘捕了示威者。您怎么看这次香港警察的行动?
何建宗:其实在6月12日以后,矛头已经不止在条例本身,而是在政府还有警方怎么处理示威者的问题。我个人觉得警察这次可能有点进退失据,因为很多人忽略了6月9日和平游行的晚上,已经开始有暴力袭击的行为,还有人打警方,打到警察头破血流!
但那天晚上警方没有放,也没有抓几个人,基本上就是驱散。包括后来的包围警察总部,这些在全世界都不是允许的,都必须要严正执法,但是警方采取了过度忍让的态度,这会让对方觉得警察是一个可以挑衅的对象,也解释了为什么后来会有暴力冲击立法会。如果警方在初期比较果断的执法,防止矛盾冲突激化,而不是在后来才采取强硬态度,事态可能会容易控制很多。
被暴徒袭击后的立法会。图片来源:星岛日报
观察者网:但好像这是一个怪圈:警察强硬会被认为是强权镇压,警察软弱反对派又会得寸进尺。为什么会陷入这样一个两难处境?
何建宗:现在警方的执法困难在于它是24小时暴露在媒体的镜头下,警方就像绑着手和别人打架一样。媒体也倾向于同情示威者,不停地回放警方的镇压,实际上警方是正当处理,而示威者的暴力行为则被有意无意的淡化和忽略。
另一方面,政府也没有快速回应很多诉求,而是选择了回避或者不回应的态度。这样无论是支持政府还是反对政府的人,都会觉得不满。现在港府宣布暂缓修改条例,支持的人会很沮丧,反对的人会更激烈。如果政府能够在早期有一个比较好的解释,可能会避免这些问题。
包括警方之前的处理,警方的领导也没有很及时地去做一些有力的回应或者回击无理的批评,导致社会上侮辱警察的言行越来越猖獗,而警察的处理无论以英美的标准来看都是温和的。
我个人觉得,应该把示威者和暴力冲击者区分开,后者触犯法律肯定要绳之于法,但和示威者包括不同政党的人应该有一个对话,这也是现在一些党派要求的。其实对话能够更早展开,反而更好。当然有些反对者或者示威者会说一些侮辱人的脏话,但是在公开的镜头面前,如果他们还敢用脏话骂官员,香港市民都是能看得见的。
观察者网:如果以后颁布类似这样涉及到内地和香港关系的法律时,都需要对香港社会做一个较长期的解说吗?
何建宗:我觉得以后政府在各种政策方面,如果有关两地司法制度的一些改革和新的法律,可能都需要有比较大的政治敏感度。这次有点不幸的是,很多人误会中央政府要推逃犯条例。再加上这几个月国际局势比较复杂,一些外国政府公然评价香港发生的事件,让事情变得更加难以处理。
逃犯条例暂缓修订也好,撤回也好,其实问题都不是很大,但未来比如说要推动国家安全立法、基本法23条,那时候怎么办?现在来看,未来两三年要推动也非常困难。
香港社会的焦虑和撕裂,出路在哪里
观察者网:很多文章指出,示威者其实不是为了反逃犯条例,而是长久以来积攒的不满。特别是香港经济起色不大,区域地位不断下降,普通民众对香港和自身未来的焦虑。您怎么看香港社会的这种焦虑感?
何建宗:我觉得香港总体的经济状况其实是不差的。年轻人失业率很低,就业率很高,很多机构都请不到人,包括我的智库想招几个有能力的年轻人也不容易。现在年轻人面对的问题主要是房价太高,工资增长缓慢。现在香港年轻人跟上一代不一样,上一代无论是经济或者政治制度,都觉得香港比内地领先。但现在很多香港年轻人觉得在经济上慢慢处于相对的劣势。
但我一直觉得民生问题是客观存在,民生问题解释不了为什么修改逃犯条例会引起轩然大波,香港的关键还是政治问题,是香港年轻人对国家身份认同的问题。民生问题通过颁布政策可以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但国家身份认同是长远的,不是一朝一夕能够解决的。
观察者网:除了焦虑感,香港还有个问题是社会撕裂。您能不能对香港做个阶层分析,香港人群可以分为哪几类,他们各自的处境如何?有哪些利益冲突?
何建宗:我觉得很难对香港有一个阶层定义,马克思用生产工具定义阶级,但香港是一个很独特的地方,在香港有房和无房的阶层差异非常大,有房贷和无房贷的差别也很大。我有一些朋友也是专业人士,甚至两夫妻收入十几万,他们都在犹豫要不要买房。因为他们可能要租一个每月四五万块钱的房子,才觉得住得舒服,但长久以往的话其实都可以自己买房了。当然如果在香港你租公屋(廉租房)的话,租金很低,也会过得舒服一些。
所以用基尼系数来衡量香港,其实意义不大,因为基尼系数是说收入差距,但香港真正的贫富差距不是收入的高低,而是有房无房、有资产无资产的差距。这些也解释了为什么香港人对一些地产商也是有不满的。
从香港的人口构成来看,香港还有相当多中低教育水平的劳工,而且数量很大,以中年以上为主,这些人有做保安的、做零售的、在餐厅打工的。因为香港产业发展比较单一,现在很多大学生刚毕业可能也要做一些比较低层次的工作,所以他们也有一点怨气。
所以香港就有一批中年以上、教育水平不高的低技术劳工,但一些高端的人才又不够。现在全国不同城市都有人才大战,但说实话香港还是比较保守的,对外来人才的开放包容度不够,影响到产业升级,导致竞争力不足。现在很多香港年轻人拿一个本科学位不难,但除非他是一些专业人士,或者一些跟内地经济发展相关的专业人士,他才会是一个受益者,不然和内地同龄人相比,他很容易成为一个loser。当然有些年轻人去当公务员,还有去做跟公务员工资一样的社工、医生或教师,收入会相对好一些。
观察者网:目前正在推进的粤港澳大湾区,能不能缓解香港社会的这种焦虑和撕裂?
何建宗:香港除了原来的定位,还在打造科创中心、国际仲裁中心等等,这些可以为香港找到一个新的增长点,但是对于很多香港年轻人来说,这些其实和他们的关系都不大,年轻人还是面临发展速度缓慢、发展空间有限的问题,所以如果香港年轻人要谋取更大发展空间的话,大湾区会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我接触到的身边很多年轻人,尤其是刚毕业的,都愿意考虑去大湾区发展。
我之前做过一个《内地高校毕业港生出路去向研究》,整理了一个工资指数,大陆工资指数是香港的56%,听起来好像不高,但如果去除掉居住成本,其实也不低。年轻人在香港创业,房租、人工成本都非常高,很多人一想到这一点甚至就打消创业念头了。但大湾区有很多优惠政策,会吸引这部分年轻人。所以香港很多深层次矛盾,包括土地不足、人才不足、市场不足,都有望通过大湾区建设解决。
2019年1月19日,“四海一家·感知大湾区”青年交流活动启动礼暨大湾区青少年家园揭牌仪式在广州举行。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通识教育”让年轻人过早接触政治
观察者网:您刚才提到香港人的国家认同问题,为什么回归之后这一直会成为一个问题?
何建宗:很多香港年轻人可能一方面是缅怀一个他们没有经历过的过去,一方面是出于对现状的不满。要改变年轻人的这种观念,需要通过教育。我们通过这次的事件也能看出香港教育的问题挺突出的,很多出来游行示威的都是90后,甚至00后中学生,我们就要问,回归以后的教育制度出现了什么问题?
2012年在反对派的压力下,国民教育被撤回,不再独立成科,此后国民教育还是一直有做,但是可能比较零散,力度也没那么大,再加上反对国民教育的人把其中有关国家认同、国情教育和基本法教育的内容污名化,导致抵触越来越大。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头疼的问题,但香港人的国族认同,更多只能通过教育。因为现在媒体已经不站在政府这一边了,如果教育问题不解决的话,我们的00后慢慢长大,这种离心力可能会越来越大。
在这里我想强调一点,我们说教育问题,但学校的正规教育其实只是一部分,甚至不是最主要的。我们小时候读书,靠的是学校正规教育,还有家庭教育,再加上看书看报纸。那个时候可能还没有上网,但现在的00后是在网络文化下长大的,媒体也有自己的立场,经常传播一些,这是我们不能忽视的。
观察者网:您能不能介绍下目前香港推行的通识教育对年轻人政治态度的影响?
何建宗:通识教育在香港是必修必考科目,在发展初期就遇到很多问题。为了推行通识教育,取消了很多科目,很多老师也被迫转型去教通识教育,现在要改回来已经很难了。而且作为必考科目,还要考虑整个高考制度改革的问题。高考科目的改变不是政府说了算,还要外国认受。如果一下子修改或者撤销科目的话,外国的大学愿不愿意接受学生的成绩也比较难说。
但通识教育的问题在于把一些政治问题带到课堂里,而且是必修必考,这导致年轻人可能过早的、被动的接触政治。而且教育方式也是让老师和学生自己找材料去讨论,而不是有一种明确的课程设置。问题就在于我刚才说了,学生在网络上能找到的都是一些片面的、负面的内容,又缺乏一个比较好的引导,那就会成为问题。
我个人认为如果通识教育一定要必修必考的话,在内容上是不是可以做些改变,比如牵涉政治的比重少一些,文化艺术的内容多一些,这些其实都是可以探讨的。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资料图)。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香港人都要珍惜“一国两制”
观察者网:前些日子有一篇文章在内地互联网传播的很广,叫《请回答:1997年英国人在香港埋了多少雷?》,您怎么评价港英制度对今天香港的影响?
何建宗:我觉得我们要这样看,中英联合声明、香港基本法都说香港的制度50年不变,即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50年不变。港英政府留下的制度有它的价值,这一点我们要客观承认。
但同时,这不等于说英国人可以在回归20多年后,还对香港事务指指点点。因为制度和生活方式不变是一回事,但回归以后政府面对的各种问题和过去港英政府时是不一样的,50年不变是一个承诺,但世界上没有事物是永恒不变的。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邓小平先生应该也预料不到中国在2019年的实力会这么强。内地经济快速发展,自然而然使香港和内地的融合速度加快,在这个过程中,各种制度差异导致的潜在问题也会暴露出来。
观察者网:您怎么评价“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践?
何建宗:香港要发展,还是要坚持“一国两制”。我在刚出版的新书《两制之辩》中也谈到,“一国两制”的精髓在于,香港的制度有异于内地,但同时也有益于内地,过去改革开放初期,香港就是一个很重要的融资渠道。但香港人可能只看到了差异,没有看到益处;内地可能只看到了利益,没有看到差异,这也是导致两地互相不理解的原因。
现在网上有很多唱衰香港的文章,虽然香港的衰落是客观存在,但我们也要看到香港对于国家的价值正在于她的制度和内地不一样。如果比人口、比GDP的话,香港肯定比不过内地,但香港的价值不在于GDP高低,而在于制度,使得国家能够在可控的情况下,做一些新的尝试,这些优势我觉得香港应该还是要坚持下去,习近平主席也说过改革开放永无止境,香港还是可以发挥独特作用的。
所以我觉得香港人都要珍惜“一国两制”。香港和内地制度不一样,不仅是为了香港人好,也是为了国家好。 -
郑永年:香港的未来
从法律上来说,1997年回归之后,香港已经成为中国的一部分,也就是说,香港已经和内地统一。但是,法理上的统一,并不是说统一的过程完成了。相反,香港近年来不仅仅在政治改革问题上分歧巨大,和内地所希望的相去甚远,更为严峻的是在发展出一种“独立力量”。
这种“独立力量”尽管是绝少数,但却不可以掉以轻心。在全球化和社交媒体时代,如果处理不好,这些所谓的少数人的问题就会随时演变成高度国际化的问题,或者说,少数人的“独立运动”可以为整个国家制造出“颠覆性错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必须花大力气把香港问题解决好。
1997年,香港的顺利回归并不容易,表明回归之前有关香港的工作做得很好。回归过程中,也遇到了巨大的困难,但中国方面克服了所有这些困难而实现了顺利回归。这里有很多因素,但有一点是非常明确的,那就是,香港回归始终是最高领导层的最高议程之一。也就是说,中央政府是以一种高度集权的方式来处理香港回归的问题。不过,九七回归之后到今天,香港出现了很多的问题,并且问题的复杂性越来越甚。实际上,香港已经成为中国的一大挑战。为什么会演变成现在这个样子?这里,在很多方面的因素是可以考量的。
回归之后的一段时间里,香港问题很快在最高领导层的日常议程中消失了。原因很简单,很多人认为,九七回归一结束,香港问题就解决了。香港问题从最高领导层的议程中拿掉之后,马上就落到了各级政府和官僚手中,也就是说,开始用一种分权的方式来处理香港问题。但问题马上就出现了。权力被分散在不同的官僚机构手中,而官僚往往是不具备解决香港问题的能力的。2003年,香港数十万人上街游行,抗议特区政府。这个之后,香港问题再次回到了领导人的议程。但即使这样,很多问题还是解决不了,并且在恶化。
香港回归后没有“去殖民地化”
内地和香港实行“一国两制”。不过,这么多年下来,内地和香港对“一国两制”有了全然不同的解读。内地方面强调的是“一国”之内的“两制”,但香港方面尤其是民主派方面则倾向于强调“两制”而非“一国”。也就是说,香港人的“中国意识”越来越淡薄,甚至完全没有中国意识。
发展到现在,一些香港人不仅不认同中国,而且以做中国人为耻。尽管这部分人是少数,但这部分少数是具有话语权的少数,深刻地影响着香港的整体。这种强烈的非中国认同感,甚至反中意识是目前香港问题的核心症结。出现这种情况更表明中央政府的香港政策出现了问题,如果不是失败的话。人们至少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来看。
首先,香港回归之后没有经历一个“去殖民地化”的过程。香港成为英国的殖民地将近一百年,但回归之后,什么东西都原原本本地被留下来了。这种主权移交方式当时被称颂,但现在是个大问题。二战之后,原来被殖民的国家出现一波反殖民地运动,民族国家纷纷从殖民地宗主国那里独立出来。回顾历史,人们不难看到至少有三种“去殖民地化”的方式。
第一种表现为简单的更换统治者。在反殖民地统治过程中,运动的领导人往往也是接受西方教育的。他们通过反殖民地运动,把作为统治者的殖民者赶跑了,而自己变成了统治者。而在制度层面,他们不仅往往继承了原来殖民者建立起来的制度,而且经常把原来的殖民者不曾实行的西方制度也引进来。
这种方法表面上“去殖民地化”了,实际上反而强化了殖民制度。这种方式并没有很成功的案例,失败的案例倒不少。今天很多发展中国家拥有原来殖民地宗主国所拥有的所有制度,包括宪政、多党制、分立、自由媒体等等,但所有这些制度只是作为摆设,并不能发挥真正的作用。
第二种是彻底更换制度。一些国家在反殖民地主义之后,完全脱离和改变了原来宗主国所遗留下来的制度,而实行一套不同于殖民制度的制度体系。一些国家返回到殖民地之前的更为传统的制度体系,例如亚洲和非洲的一些国家,而另外一些国家则采用了另外一套“进口”的制度体系,例如那些实行共产主义制度的国家包括越南、古巴,就是这种类型。
第三种是通过制度改革,在去殖民地化的同时保留殖民地制度中一些有效的制度,和本地社会的一些制度有效结合起来。新加坡是个很典型的案例。在独立之后,李光耀所领导的新加坡可以说是采用了“自主创新”模式,有机地整合了东西方最优的制度和实践,形成了自身独一无二的制度体系。李光耀“自主创新”的巨大能力来自其深懂历史和世界事务。他不仅知晓历史上不同帝国政治秩序的优劣,更知晓他那个时代世界上各国政治经济体制的优劣。他所拥有的“工具箱”(知识体系)使得他能够把他认为是最优的制度和实践结合起来,成为自己的制度实践。
香港在回归之后,没有出现任何形式的“去殖民地化”的努力。这使得香港的体制很难适应内地的体制,也就是说,“一国”之内的两种制度之间的矛盾过大,很难互相适应。原来人们认为,内地的体制也在变化,并且会变得和香港的体制差不多。但现在看来,内地体制的变化并没有往香港的方向走。
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两个体制要互相适应,就需要香港的体制有所变化。这种变化并不是说香港的体制要完全变成内地的体制,而是说香港的体制至少不会直接去挑战内地的体制。但是,在没有任何去殖民地化的情况下,香港和内地的体制变得越来越格格不入。当两种体制的互动越来越多的时候,冲突的机会也增多了。
再者,回归之后,香港社会具有了政治空间。在港英时代,香港没有政治空间,一切政治归于港英当局,香港所有的只有行政。有了政治空间就表明,香港人具有了政治话语空间。因为没有去殖民地化,新发展出来的话语必然是针对内地的。香港话语不仅要凸现香港与内地的不同,而且具有很大的雄心要改变内地。香港的民主自由话语的发展就是如此。要意识到,具有浓厚香港地方意识甚至反中意识的是香港九七回归以来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越是年轻人越是反对内地,这个事实本身就需要内地有关方面深思。
国家认同教育推行不当
在强化“一国”的方面,内地也并不是没有任何努力。但这些努力都出现了重大问题。第一,在推行“国家安全法”,即23条方面不当。香港作为中国的一部分,通过23条非常合理。但问题是如何推行。现在看来,推行方式缺乏专业精神。内地实行的是整体推行方式,即通过23条。在没有去殖民地化的情况下,香港人的反对是可以预期的。不过,如果采用“分解方式”,效果可能会好得多。例如,香港可以对收取外国资金出台法案或者条例。包括西方民主在内的很多国家都有类似的法律,这样的法律并不难制定。
第二,国家认同教育推行不当。香港回归中国之后,早就应该推行国民教育。在任何国家,国民教育是“去殖民地化”的一个最为关键的方法。但这方面迟迟没有作为。直到后来问题变得严峻起来,才这样去做。不过,做的方法又过“左”。把一大堆很左的东西放在一起变成了国民教育的材料,并且强行推行。这种方法即使在内地也会遇到巨大的阻力,更不用说是长期接受殖民教育的香港了。国民教育引起了港人的强烈反弹,这不难理解,失败也是预期之中的。
第三,香港的基本政治体制设计存在很多矛盾。在港英时代,人们说“行政吸纳政治”。这种说法当然不能成立,并且具有很大的欺骗性。港英时代不是行政吸纳了政治,而是根本就没有政治。政治归于英国,香港人并没有任何权利参与政治。但回归之后,香港不仅出现了政治,而且政治是属于港人的。
同时,香港也发展出了现代政党政治。在这样的情况下,如同所有的政党政治,政治首脑必然要由政党政治产生。不过,很显然,香港并没有理顺政治与行政之间的关系,也就是政党政治和特首之间的关系。作为政治首脑,特首并非由政党产生,而是通过另外一个政治途径产生的。在立法会中,特首要面临通过政党政治产生的议员,而特首并无任何政党的支持。在这样的情况下,特首的合法性就成为大问题。
再者,香港的政治是谁的政治呢?这个问题也一直没有搞清楚。就立法会来说,有地区直选议员,也有功能界别议员。两种议员都是政治过程产生,但政治的含义是不同的。香港很多人对功能界别议员很有意见,这不难理解。功能界别实际上有其特殊的政治功能,主要是协调不同社会阶层的需求。但直到现在,功能界别并没有多少民主,其所产生的议员并没有多少民主味道。如果功能界别也引入民主,那么情况就会不一样,就会产生美国上下两院的情况。
第四,如同大多数国家和地区一样,香港也面临资本的问题。全球化造就了社会的分化和巨大的收入差异,这是一个普遍现象。香港的经济结构本来就是少数利益集团主导的。随着大部分制造业转移到内地,而新的产业并没有发生,经济结构的畸形性越来越显著。全球化尽管也给香港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利益,但这些利益都被既得利益所获取,并没有带给普通人民多少的好处。
对民众来说,无论是收入差异还是社会分化,都是政府的责任。社会对抗政府成为不可避免。尽管资本要负很大的责任,但社会没有办法来对抗资本,因为资本是可以跑掉的,因此民众就把矛头对准了政府。内地在这个过程中也俨然成为了牺牲品。每当香港出现严重的经济问题,内地方面就通过各种政策例如更紧密的伙伴关系、自由行等输送经济利益。不过,同样,这些经济利益大多数走向了少数既得利益集团。这种结果也导致了香港很多人的不满。
今天,无论从意识形态还是从政治立场看,香港呈现出了两个极端政治,一个是亲内地的建制派,或者左派,一个是亲西方的反建制派,或者民主派。因为恐惧于香港问题的恶化,内地就只好全力支持左派;同样,因为恐惧于被大陆化,民主派就拼命抵抗,并和西方靠近。这种对立的状态越来越严重。
更为严重的是,香港也很快发展出少数“独立力量”和“独立话语”,要从内地独立出去。一些海外香港人也开始加入独立力量。尽管在内地看来,这是匪夷所思,但这是确实的事情。这种对立的情形一直下去,独立的力量会继续扩展。尽管独立力量是很少数,但这些关键的少数可以通过国际化而发出巨大的声音,不断制造政治危机。直到今天,人们只看到种种反应性的应付危机的方法,看不到具有大格局的解决香港问题的方案,这使得人们非常担忧香港的未来及其“一国两制”的未来。 -
"对比威尼斯,香港这就是在自杀"
亚当·加里 观察者网
文 亚当·加里
英国全球政策与分析智库“欧亚未来”负责人
在贸易与航运发展的黄金时代,威尼斯共和国堪称全世界在商业领域最成功的国家。(威尼斯共和国:中世纪意大利北部的城市共和国。威尼斯最早是东罗马帝国的一个附属国,于8世纪获得自治权。中世纪时期,威尼斯由于控制了贸易路线而变得非常富裕。15世纪奥斯曼帝国崛起后,威尼斯逐渐衰落并于1797年被拿破仑所灭,后成为奥地利帝国的一部分。1866年威尼斯并入意大利王国——观察者网注)
威尼斯位于传统丝绸之路西端终点的有利位置、它所拥有的多条通往亚洲的重要航线以及它作为欧洲主要贸易门户的地位使得这座港口城市成为了一个既繁华又充满趣味的地方。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大西洋贸易航线在15世纪末的开通以及欧洲和西亚几大贸易和军事强国的崛起使得这个小共和国最终还是难免落入衰败的命运。威尼斯作为一个地缘经济中心的衰落是一个缓慢的过程,然而到了拿破仑时代,当威尼斯共和国终止存在时,与其兴盛时期相比,整个外部世界早已发生了巨大变化。
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前、在李光耀的新加坡崛起之前、在日本战后经济重建完成之前、在韩国的经济奇迹出现之前,香港这座城市早已存在。随着英国对“苏伊士以东”地区逐渐丧失兴趣,香港逐渐变成了一个逝去时代的政治遗迹,不过它后来的经济发展成就却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
香港之所以能成功崛起成为全球重要的金融与贸易中心与中国人的革新精神和勤奋工作是分不开的,中国之所以能在1978年之后华丽转身也是源于中国人身上的这一特质。到了上世纪70年代末,香港以及另一个英国的前殖民地新加坡虽然都是弹丸之地,但它们的经济能量已经开始让那些住在英伦三岛上的人们感到些许尴尬了。
1997年,当香港与中国其他地区又重新团聚时,它的经济活力并未受到影响,甚至直到今天,香港仍然在中国的经济版图上扮演着重要角色(虽然中国早已拥有十几个超级经济都市)。
然而世界一直在变,最近香港出现的极端抗议示威活动表明,一些香港人对想象中的过去比对适应未来更加感兴趣(some Hong Kong people are interested in looking to an imagined past rather than adapting to the future)。无论是高举在国际上早已名誉扫地、不得人心、即便在其发源地也已获得“避之唯恐不及”待遇的自由主义(想想英国脱欧和美国的特朗普吧),还是高举殖民时代旗帜冲击立法机关,或者是主动向来自内地的人士挑衅,那些香港抗议示威者内心狭隘的、愚民的地方本位主义(the petty obscurantist parochialism of the Hong Kong protesters)不仅对当下的香港造成了负面影响,而且还将对香港未来的长远发展造成严重损害。
在很多层面上来讲,威尼斯太过弱小,无法适应一个不断变化的欧洲,而且其有限的规模也限制了它与竞争对手进行对抗的能力。而香港完全不同,香港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一部分,是拥有核武器的超级大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同样面临变局,香港显然比威尼斯的优势要大得多。
回归中国给香港这座城市了转型的历史机会,香港完全可以从行将就木的大英帝国体系里的一个孤立城市转型成为在庞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内部由众多超级经济都市构成的合作网络的一部分。“一国两制”的制度安排能够让香港在获得一个全球超级大国的经济和军事保护的同时还可以保留自己的地方特质。
那些短视的、没有头脑的示威者竟然希望用暴力将香港拖入曾降临到威尼斯头上的命运,这真是太荒唐了(it is nothing short of absurd that short sighted and non-thinking protesters should wish to violently drag Hong Kong towards a fate that befell the Republic of Venice)。如果说威尼斯共和国是被外部力量杀死的,那么香港就是在自杀。
在香港,如果真的有一群人希望香港成为一个孤立于外界、远离众人视线、以当地有限的生产力和西方施舍为生的地方(西方施舍从来都是以接受者的政治和文化主权为代价的),那么这样一群人不仅缺乏法律意识,他们还缺乏智商(such people are not only lawless but are clueless)。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国家有能力、有意愿向中国发起挑战并重新将香港纳入大英帝国的怀抱。事实上,大英帝国本身早已不复存在。
如果你希望香港成为一个在某种意义上半独立的西方卫星国,那么这就相当于世界上众多国家在21世纪愿意违背自己的法律和逻辑常识,承认存在三个中国(不是一个,也不是两个)。如果这种情况变为现实的话,当香港在外国投资者眼中不再是那只充满活力的亚洲小龙时,中国即便想帮助香港也无能为力了。
李光耀给新加坡留下了遗言,他告诫新加坡人,一定要有务实精神并重视产业升级,那些香港示威者对这两点毫无理解,他们从中国为全世界带来积极影响的改革开放政策中也没有学到什么东西。
香港当然不会毁于哪位当代拿破仑之手,不过一些疯狂的香港人似乎正在把香港经济的命运拖入深渊,这一过程发展得比如今已毫无经济影响力的博物馆一样的威尼斯曾经历的沉沦还要快。 -
作为山东大学校友,谈谈如何真正地尊重留学生
作者 | 余亮,资深情怀党,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助理
一.我“理解”山大的做法
母校山东大学又火了,因为一纸“为留学生找心仪学伴”的文件(我为什么要说“又”呢)。
网传的这份寻找学伴的申请表,分类很细,从专业到性别,到性格,到兴趣,到交友目的(比如“结交外国异性友人”)……十分全面,适合做数据库匹配。我简直怀疑设计者以前是在百合网或者世纪佳缘网站干过的。网上已经一片哗然。没想到校方一纸回应又引起了风波。几个在其他高校做管理的朋友看了这个回应,都觉得山大怎么这么“牛”啊!?
先不说这个回应,让我缓一口气,先来点回忆。
在山大生活四年,对鲁地相当有感情。我留念的是那里总体上淳朴厚道的民风,一如韩毓海在《吾乡大道》里写的,山东人的孔孟之道是零存整取,连马路都叫闵子骞路。山东大学也是,学生的学风好,老实上进,自习教室从来一座难求。
不过人太老实,年纪大了就会反弹,所以山大后来出了咪蒙、王五四这样的中年校友也不奇怪。可能没有什么人知道,大约1995年到2000年之间,山东大学有一条很特别的纪律规定:“公共场所男女交往需得体”。为此学校专门组织师生纠察队,晚上打着手电筒在学校树丛、小路各处“公共场所”巡查,牵手的都要呵斥,Kiss的就要处分了。可怜我们有很老实的同学就因为拥抱过紧被记过,放到现在,他们那点举动都不是事。明明那时山大学生很保守,为啥学校要搞那种规定?就是因为一次上级检查211达标之类工作,撞见有学生在路上亲昵,比较尴尬。当值校领导愤怒,搞出这个超级保守的规定,我很理解,影响政绩嘛。今天又搞出这个超级开放的留学生服务政策,我也很理解。
为什么说我“理解”?网上再怎么沸沸扬扬,说崇洋媚外,说超国民待遇,说只重数量不重质量(语言和专业不及格的人都能招进来)……说的都有道理,但是我知道没啥用。人家高校里政策制定者和执行者的处境和思维方式,与网民不在一个频道——
首先人家有顶层设计。中国的留学生比例偏低,留学生产业落后,自然想要追赶。又赶上“一带一路”倡议,自然想要加强对各国青年的影响和交流。正如当年大唐辐射中亚,必须四方来仪,气象万千。于是就有了总目标,总目标当然没问题,如果有什么不足,那可能是执行部门对思想路线的弘扬还不够清晰。
有了大目标,接下来就是任务分解,分解成一个个小目标,落实到具体单位和具体岗位。
任务分解是官僚科层制的优势,层层对应,保证执行。劣势是微观执行者不会有总体观,只要守着自己的绩效猛干就行。他的晋升、待遇都靠这个指标的完成度决定。除非他是一个特别特别具有家国责任感的人,否则完成指标就是好,你们骂几句又不会影响他。他要是没完成指标落魄了,网民谁能帮到他?和一些新兴高校里的学院领导聊过天,他们也会批评引进留学生工作太粗不讲质量,批评崇洋媚外,但最后又会补一句:引进留学生有指标,缺口太大,没办法啊……
为了完成指标,用什么办法最容易?当然是用钱,用待遇,以及降低门槛。所以近年传出很多类似的引起争议的新闻——
比如五道口某名校规定“针对国际(本科)生取消笔试、采用申请-审核制”;
比如广西某高校,留学生住着新楼,阳台,落地窗,单间,热水,小厨房,中国学生还在八人间,上下铺,老楼房;
比如无锡某学院疑似强迫学生搬到条件较差的旧宿舍,把好宿舍“让”给留学生;
比如福建某留学生暴力抗拒交警执法,仅被教育,而做出同样举动的中国男子则被刑拘;
……
这些信息真真假假,也不免掺杂过度臆测,不必都信,但也确实传达出一种总体性的焦虑和不满,有更大的社会背景。外国人在中国遇到优待的故事,在过去是体现“礼仪之邦”风范,在中国人自信提高而西方人自己不断挥舞“文明冲突论”的今天,则越来越显得扎眼。
有人说,山大这政策也可以是给女留学生找中国男学伴啊,直男们急啥呢。不过事实就是女学伴为主了。想叫大家装作若无其事,不可能的。明眼人都知道,两性关系在国际关系世界里从来都是一个寓言——戴锦华老师就说过:那些表面上讲述爱情如何跨越第三世界和西方(尤其是美国)界限的电影,总是一个西方男性,和一个第三世界女性,这个男女秩序不会变。今天中国号称崛起,可是发生的故事还是《北京遇上西雅图》这种,甚至还有外国渣男到中国随便约炮几百发还拍下了纪录片。直男们的愤怒我觉得完全可以理解。
洋垃圾在中国犯法的事情也不少,执法部门因为涉及外交,会比较谨慎,但是缺乏技巧,和山大一样,还不能适应中国越来越国际化的现实。
一位山大卧底者对我说:“招收留学生汉语零门槛,留学生生活遇到问题又没钱搞导师制度,就用学生志愿者。学生们做久了积极性下降,不得不把学伴一对一的比例提高到一对三才能运转。把管理成本转嫁到师生身上。这很‘鲁’,但不是拉皮条。学校又穷又无能,仍然是山东首个及唯一普及空调的大学,且坚持食堂物美价廉,说明还是厚道嘛。”
我一时无语。
二.山大校方的回应水平
本来有传言说这只是学生会的行动,校方最多是审查不严。结果校方一纸盖章回应坐实了这就是校方的行动。
这个回应的态度不出所料,果然体现出执行者和网民不在一个频道上。我总结一下回应的四点:
1.我是合法的,不服找教育部去。
2.学生欢迎啊,规章我也宣布过了,出了事别找我。
3.又不是我一家在这么干,人家南大等名校也这么干。
4.去年的事情去年你们怎么不说?教育部和留学基金委已经回应过舆情了唉,你们还敢质疑?
就事论事,这个回应真是没有基本的舆情素养。按照这逻辑,那么湖南中学操场埋尸案,十多年前就发生了,你们怎么当时不喷,现在才喷?是不是有预谋有操纵的?因此,有朋友对这个回应喷脏字,我完全理解。
我以为,关于留学生的舆情,和西方人挑起的“文明冲突”有一定关系,全球族裔冲突火焰再起,引发国内也产生了粗鲁化、狭隘化的民族主义。但是类似山东大学这样的回应同样很粗鲁,而且十分心虚。一看就是知道理亏了,赶紧拉别人垫背,从兄弟院校到顶头上司,一个都不放过。
国际化不是说把你本来的土办法继续用就行得通的,得有国际视野和准备,像这样处理国内涉外工作,以后可能会闹出更大的舆情事件来。亟需培训,建议每周收看东方卫视当红国际教育节目《这就是中国》。实在不行的话,可以让中国研究院来培训一下。
引进留学生有指标怎么办?当然不一定非要依靠“讨好”式办法。问题是做这方面工作的人才不一定有意愿或者有能力想出好办法。我们很欣赏的复旦大学教育研究专家陆一就说过:现在的分配政策导致一流人才甚至二流人才都不愿意去做教育,怎么搞得好教育?
他只要“多快省”地把指标做上去,就饭碗无虞说不定还能获奖,什么长远利益,什么社会公平,什么HIV,他凭什么考虑?他还觉得是你们不懂呢。而且具体执行者中间,也难说有没有高级黑,故意要奉迎外国人。
政策要向一流人才倾斜,而不是向部分能力极弱的部分留学生倾斜,这不是一朝一夕能解决的。所以,you can you up,光批评真是没啥用呢。
三、我们能给山大出什么招
我还是很愿意为母校着想的。
如果执行者只是一时糊涂而不是存心高级黑,那么我们应该理性地给山大这样的学校支支招。
比如具体就舆情来说,我觉得山大可以这样回应:
想要稳妥一点,就具体谈谈教育部和留学基金委是怎么回应舆情的,据我所知,那个回应还是对优点缺点都有所反思的,比如既表明发展留学产业的必要性,也反思了部分高校只重留学生规模不重质量的问题。缺点是依然拿美国模式做榜样。
想要戏谑一点,那就说“结交外国异性友人”这一项,其实是为了提前摸底,以便把想找异性友人的悄悄排除掉,或者预先做备案。
就留学生服务政策来说,山大可以举办研讨会,讨论留学生服务“规范化”的必要性。正如有人认为服务业应该合法化,因为这样就可以对业有所管理,避免地下状态的无序混乱。虽然我是不支持那套说法的,但是就留学生来说,既然民间交往已经有乱象,那么由学校管理组织交往活动总是好的。如果不要学校管理,那就只有依靠学生自觉了。考虑到在校园贷面前,高校几乎沦陷,所以我还是对学生的自觉不乐观。
反思我自己,读大学时候也对留学生有天真的向往,觉得是接触国际世界的渠道(我国已经是国际最重要的部分,我们却总认为别人才是国际)。不过交流没有错,而那时基本没有交流渠道,需要自己想办法去留学生院找人。有一次意外认识一位美国黑人女同学,一头格里菲斯•乔伊娜式的瀑布长发,我和同学请她到山大著名的小树林里,坐在石凳上聊天,结果好多路过的同学上来围观,把人家吓跑了。
现在校方建立了官方的、稳定公开的交流渠道,舆论不能一棍子打死。需要做的是优化,比如我建议,随着中国崛起,外国人对中国特色,尤其是对我们党员感兴趣的人越来越多。君不见,美国福克斯电视台当家主持人翠西,见到中国同行刘欣的第一句话就是:“你是不是党员?”山大完全可以自信地让留学生选择学伴是否必须是党员,并且鼓励与党员交往。别怕西方质疑,是党员就要自信,光明磊落。况且我们给别人选择的自由。
对于决策者来说,一定要明确思想路线,告诉教育工作者,要自信自尊。高看留学生,不是真正的尊重留学生。平等和平视,才是真正的尊重。
留学产业需要发展,但不应该只在数字上搞大跃进,更不应该亦步亦趋美国模式,美国各项事业的金钱化不是正道。而吸引人也不是靠奉迎巴结。这方面真要向那些情感公众号“大师”学习,比如山大校友咪蒙就会告诉你:靠犯贱是绝不会让对方真正爱上你的,哪怕是有一点清高和傲慢,都比犯贱让对方着迷。君不见,为了获得美国高校的全奖,中国人需要付出多大的努力,正是因为付出了巨大努力,你才会珍惜你所获得的。而拿了中国学校赠送的补贴,回头就骂中国的故事,我听到太多,不怪别人,这一点我难得支持咪蒙校友一次。 -
《引进留学生也要追求质量,避免“高衙内”们浑水摸鱼》
文 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徐实、秦博曾
徐实:资深生物制药专家;秦博曾:社会学博士(后),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水平的提高和科教事业快速发展,在华外国留学生迅速增加。在很多二线城市也能经常见到外国留学生。
根据教育部的信息,2017年共有48.92万名、来自204个国家的外国留学生在我国935所高等院校学习,规模增速连续两年保持在10%以上。其中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共计约7.58万人,比2016年增加18.62%。北京、上海、江苏、浙江等东部11省市来华留学生共计34.19万人,占总数的69.88%。单从数据上来看,我国已是亚洲最大留学目的国。
教育部的数据还显示,2017年共有来自180个国家的5.86万名外国留学生领取中国政府奖学金,占总数的11.97%【1】。乍一看这个数据,许多人会认为,绝大部分(近88%)的来华外国留学生都是自掏腰包来中国读书的。其实不然——教育部对“自费留学生”的定义是没有拿到中国国家奖学金的留学生。然而实际情况是,对于外国留学生的资助,大部分来自于学校的计划内支出、省一级的教育部门支出以及其他种类繁多的奖学金项目。申请这些奖学金的难度整体很低,有些甚至容易到了外国留学生只要申请就发放的程度。
外国留学生的待遇
迅速壮大的外国留学生群体,其待遇水平让国内学子难以望其项背。
以北方某大学为例。外国留学生在入学前可申请国家政府奖学金、所在地外国留学生奖学金、本校外国留学生奖学金或孔子学院奖学金等资助。入学后,仍有机会凭借学习成绩及其他综合表现申请所在地外国留学生奖学金等资助。全额奖学金都包含学费和生活费。
一些大学不仅大比例地对外来留学生全免学费,而且每年的生活费更高达10万元以上。相比之下,某国内顶尖高校发放的博士生津贴仅为每月2300元【2】,也就勉强够在一线城市的生活费。
而留学生享受的超国民待遇远不止奖学金,还有以下各种令人瞠目结舌的显性特权:
:外国留学生公寓都是宾馆的水平,多为单人间,最差不过两人间,拥有独立卫浴。有的还有专门的厨房和家用电器,俨然商务套房。各个大学对留学生公寓的服务和管理,都比中国学生要更为细致。更有甚者,某大学还规定:“公费留学生每人每月可免费使用160度电、3吨水,超过部分将按照市价收费。自费留学生用电须按使用量购买,用水每人每月可免费使用3吨,超过部分将按照市价收费。”【3】
:有的高校在食堂里单独划出留学生的座位,甚至给外国师生专用餐具。留学生和外籍教师在食堂内享受事实上更好的服务。普通食堂对中国学生严格限定就餐时间,过时不候。而涉外餐厅却从早上6点半不间断地开到晚上十点,成为名副其实的“深夜食堂”——美其名曰“给留学生更好的体验。
学业:不少高校盲目追求所谓“国际化”,但事实上并非招来优质生源。不少来自发展中国家的留学生,毫无门槛地进入国内一流高校。多所高校的教务人员透露,来自非洲国家的留学生学业水平低下,根本无法跟上大部分专业的学习。在学期末,这些非洲留学生的成绩往往不过关,校方只好单独为他们命题,而且在中国学生及格分数60分的基础上再打6折,36分即可及格。如果还有非洲留学生不及格,教务部门会帮助他们修改成绩,直至毕业过关。某些自我标榜“国际化”的国内高校对此讳莫如深。
中国招来了什么样的留学生?
中国高校给予外国留学生如此奢侈的待遇,可是招来的留学生质量如何呢?
发达国家的留学生到中国来,主要是参与交流项目、而非学历学习;也就是说,这些人在中国待上个一两年后,还会回到母国拿学位。在中国完成学历学习的留学生,绝大多数来自发展中国家,如南亚、中东、非洲的国家。但遗憾的是,我国并未对外国留学生建立有效的正向选择机制。
国内各大高校的理工科导师,其实主观上非常不愿意接受来自发展中国家的研究生,迫不得已带几个这样的学生,完全是外事部门强行摊派的结果。理工科导师的时间大都非常紧张,因为科研活动本身就要消耗大量的时间。许多导师都是在极其繁忙的工作之余,尽可能抽出一些时间来指导学生。倘若碰上水平太差、接受指导后不能产生工作成果的学生,导师只能自认倒霉。很不幸,来自发展中国家的研究生大都是这个水平。
笔者的好友任教于国内某著名药科大学,近年来直接和间接指导过不少外国留学生。让人哭笑不得的案例一抓一大把:
A君是西非某国家酋长的公子。为人倒还和善,就是太爱玩了,不上课的时候大多在逛街下馆子。哪怕在实验室里,一时兴起也要跳个舞,让拿着瓶瓶罐罐忙碌着的同学们无语。自幼养尊处优的公子哪里付得起辛苦,在实验室里连续工作2小时就累瘫了。他特别不理解的是,为什么中国人无论男女都“极为剽悍”、可以在实验室里埋头工作8-10个小时……结论是“共产党员是特殊材料制成的”。导师自然不能指望A君做什么像样的研究,好不容易花了两三年时间、用一张镀金文凭把他打发走了。
B君是北非某国银行行长的公子。科研能力在留学生里还算相对好些,能和弱一些的中国硕士生打平。此君对留学生涯的感受是“乐不思蜀”,以致博士毕业后,又想方设法搞了个名额,以博士后的名义继续在中国晃悠,掐指一算竟已有五六年之久。在B君看来,每天晃悠几个钟头就能领高薪、衣食住行都有人管的好地方,只怕世间再难找到了——所以打死也不能离开中国呀。
C女是亚洲内陆国家某官员的千金,留学期间觉得有些寂寞,干脆把老公和孩子一起接到中国玩了一阵子。不过老公孩子毕竟是来中国做客,玩够了还得回到母国去。他们走后,C大有些不开心。这一不开心就是一个多月,不上课也不去实验室,此事倒也不了了之。这要是换成中国学生,在学期中一个月不上课、不做实验,导师肯定找她算帐:“你咋不上天呢?”
在外国留学生群体中,这样的情况甚至不算是太糟糕的状况。前面说的这几位,只是能力远低于中国学生罢了,但是至少洁身自好、遵纪守法——而许多留学生甚至连这点都做不到。根据笔者调查,许多高校教师不敢招收来自非洲及南亚的留学生,理由包括“撒谎成性”、“有骗签证的风险”,“领取奖学金后不配合学习,不好毕业,不好管理”。部分外籍男性人口涉嫌严重的签证超期、滞留不归,已经是公安系统尽人皆知的事情。许多常受到外国男性留学生(尤其是非洲和南亚裔)的搭讪和纠缠,微信留言则是赤裸裸的性骚扰。笔者在山东某大学的友人,是位长相比较萌的女医生。某南亚国家留学生才和她见过几面,就整天缠着不放,竟然还提出“我想去你的宿舍,就咱们俩,请你给我教教汉语”这样居心不良的要求。好在友人当机立断,屏蔽此人一切方式,还故意“消失”了好几天,总算躲过一劫。
是不是来自发展中国家的人就一定不行呢?还真不能一棍子打死一船人。哪怕是发展中国家,按照概率也会产生人才。当年新中国百废待兴,但是派往苏联留学的都是一时才俊。他们非常珍惜宝贵的留学机会,抓紧时间刻苦学习,归国之后全部成为中国工业化的栋梁。留苏学生中比较著名的有国务院总理、中国地质大学原校长赵鹏大、农业部原副部长王连铮等等。由此可见,留学生来自发展中国家,本身不是问题。真正的问题在于,我国对留学生缺乏必要的正向选择机制——以致发展中国家真正的人才没有来到中国,来到中国的反而是一帮不学无术的八旗子弟。
从背景来看,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多数留学生,其原生家庭在母国非富即贵,少说也是个小地头蛇。从笔者的寻访来看,迄今没有发现出身贫苦却因发奋读书而来华求学的案例,也就是说,几乎没有外国版欧阳修、范仲淹的案例。由此可见,我国的留学宣传还停留在“走上层路线”的模式,影响的对象主要是发展中国家的“高衙内”。问题在于,批量引进“高衙内”的意义何在?
全面反思引进留学生的意义
在华外国留学生的状况,用“乱象丛生”来形容毫不为过。乱象的起因是错误的指导思想,将在华外国留学生数量上的增加等同于“扩大对外开放”的政绩;而高校的某些领导,也将留学生数量的增加等同于“提高国际化水平”的政绩。上述政绩观不仅十分荒谬,而且极为危险。
上述政绩观的荒谬之处,在于完全忽视国家利益,舍本逐末。如前文所述,引进外国留学生基本上是国家倒贴钱,这些财政经费都是人民的血汗。国家做出的投资,理应为中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回报。可是大量外国留学生享受着超国民待遇,挤占了本应属于中国年轻人的受教育机会,却并未做出什么实际贡献;更有甚者整日游手好闲、放荡形骸,造成了极其恶劣的社会影响。
要说投资回报率,投资中国学生的回报率可真是高太多了。2017年,全国应届毕业生中,本科、硕士、博士的起薪平均水平分别为4854元/月、6791元/月、9982元/月【4】。薪酬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劳动生产率,因为薪酬是劳动者创造的价值中,被拿走剩余价值之后的部分。由此推算,中国高校培养出的一个中国博士,每年至少创造20万元以上的产值。而留学生中的“高衙内”们,凭着三脚猫本事是不可能在中国找到工作的,花钱养他们的意义何在?
有人或许以为,多招收一些外国留学生有利于开展民间外交。那么我们要负责任地说,按照现在这种乱象丛生的模式运作,肯定达不到推动民间外交的目的:
“高衙内”们游手好闲,却毫无理由地享受了大量资源,在华期间给中国人民留下的多是负面印象,还不如压根别来;
“高衙内”们不思进取,回到母国也不过是靠着家族关系,还能指望这些人为民间外交长期发挥积极作用?
“高衙内”们不学无术,却拿着中国高校颁发的镀金文凭装点门面,最后还不是败坏中国高校的形象?
至于把留学生数量和所谓的“高校国际化水平”挂钩,则是国内某些头脑不清醒的学者制造的伪概念。例如,某些学者认为中国重点高校的留学生比例不到4%,而欧美发达国家的高校普遍为10%-20%。比如,澳大利亚留学生占在校生总数比例达到了19.8%,英国为16.9%。于是他们得出结论:中国高校“国际化水平太低”,要奋起直追。可笑的是,他们忽略了欧美高校的留学生比例高的根本原因。
英国政府因财政赤字严重,近年来不断削减大学科研经费,中国内地留学生(语言学校、本科、一年制授课硕士)已成英国、澳大利亚等国教育产业最大摇钱树。换句话说,英澳等国在作为公共资源的高等教育配置方面,完全不考虑公平,仅仅在意的是教育产品,高额赚取外国学生利润。教育是生财工具,大学是“商业中心”,将大学当作公司来经营,盈利为上。
英国大学的学费往往分为多个等级:本地人学费最为廉价,而欧盟以外留学生的学费是本地人的5倍以上。其高等教育产业化主要体现在这几个地方:首先,招生市场化。大学委托多家专门从事留学中介或机构代为招生,并以学生学费的一定百分比返佣。其次,专业设置市场化。大学大量设置留学生喜爱的商科等热门专业,并用这部分收入支持学校整体发展。再次,增加录取门槛,让大量学生无法轻易达到要求,主要是语言和标准化考试。由此带动学校语言学校、语言课项目、语言考试、语言考试培训等市场。由此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某些英语系国家留学生多的情况,完全是因为其国内生源不足转而寻求国际生源来给高校续命的办法,而不是什么有意营造的国际化,和高校的办学水平更没有半毛钱的关系。
片面地将外国留学生的数量当作政绩,更是一种无视社会公平的危险价值取向。中国的高等教育资源还谈不上充裕,大多数年轻人并没有机会就读一流高校。以“亚洲最大高考工厂”安徽省六安市毛坦厂中学为例,应届一本达线率为52.06%,本科达线率为90.09%【5】。而我国非重点高中的高考整体成绩远低于毛坦厂中学的水平。消耗大量的国家资源让“高衙内”们在中国高校镀金,就意味着剥夺了许多中国年轻人的上升空间乃至改变命运的机会。用这种手段来实现所谓的“提高国际化水平”,难道良心不会痛吗?
这不禁让我们想起名篇《韩非子•五蠹》中振聋发聩的名言:“国平养儒侠,难至用介士。所利非所用,所用非所利。”——国家给予利益的人,并不是国家要用的人;而国家要用的人,又得不到任何利益。中国的外国留学生政策,已经到了积弊丛生、不得不改革的地步。
纲举目张,正向选择外国留学生
外国留学生政策的症结在于缺乏明确的价值取向。某些头脑不清醒的学者和教育官员,片面鼓吹“提高国际化水平”,却完全不清楚这样做有什么用。当务之急,是为外国留学生政策建立明确的价值取向;纲举目张,在价值取向的基础上,建立对外国留学生的正向选择机制。
外国留学生政策应该树立正确价值取向,大道至简:
1)为中国的国家利益服务。
2)为中国的现代化事业服务。
说到为中国的国家利益服务,那么外国留学生应该充当民间外交的桥梁。这意味着,他们回到母国之后应该发展得很不错,成为栋梁之才。只有这样,他们才能掌握足够的社会资源,进一步推进与中国的交流。
说到为中国的现代化事业服务,那么外国留学生必须掌握真才实学。他们在华期间,要么做出有意义的科研成果,要么在中国企业发挥重要作用、实实在在地创造价值。
要做到以上任何一点,外国留学生都必须具备极高的素质。由此可知,正向选择外国留学生的出发点只能是:唯才是举,择优录取。现行的外国留学生政策,本质上是“想来就能来,就怕你不来”,荒诞而且无用,必须从根本上推倒重建。
建立对留学生的正向选择机制,其实早有先例。在这方面,美国其实是做得最成功的。尽管美国高校也会出于盈利目的招收外国留学生,但是主要限于本科以下的阶段。对于研究生、特别是博士生的录取,美国高校普遍建立非常严格的正向选择机制,对申请者先前的学业成绩和科研成果都有很高的要求。20多年来,美国高校能够持续吸引中国一流大学的优秀学生前往美国深造,这种现象已经说明正向选择机制行之有效。
而且美国高校对博士生的管理高度正规化,不可能让外国留学生享受什么特权,在学业的要求上一视同仁。而且在这里,还要澄清一个认识误区——美国高校为博士生的不是什么“全额奖学金”,正式的说法是Stipend,准确译成中文应该叫做“研究生津贴”。虽然研究生津贴意味着免除学费、并发放生活费,但是美国高校研究生津贴的前提,是要求博士生实实在在的劳动。这些劳动既包括助教工作,也包括在实验室里的研究活动。所以权利和责任是严格对等的,不存在天天逛街还照样拿津贴的现象。
美国政府同样很精明,对于外国留学生的出路做了有差别的明确规划,为此专门搞了一个“STEM计划”。STEM由科学(Science)、技术(Technology)、工程(Engineer)和数学(Mathematics)首字母组成,是美国鼓励学生主修科学、技术、工程及数学的一项计划。在美国国土安全局网站上可以查到属于STEM计划的专业列表,比如化工、计算机科学、物理、数学、生物科学和航空航天等理工科专业。按照美国现行法规,STEM专业的毕业生,可以在拿到正式的工作签证之前,最多在美国合法工作36个月。这36个月其实就是用于让美国企业选择真正能干的人才,而对人才感兴趣的美国企业肯定会在此期间帮助雇员解决工作签证的问题。可以说,美国政府非常清楚哪部分人是他们真正需要的。STEM计划的目的就是为了吸引外国高端人才,保住美国在高端产业的优势地位。至于哲学、文学、艺术史等专业的毕业生,由于与高端产业无关,美国政府隐藏的态度其实是“最好从哪儿来,回哪儿去”。
借鉴美国的成功经验,我国也应该建立对外国留学生的正向选择机制。可操作性很强的途径包括:
从根本上改变招生途径。坚持“唯才是举,择优录取”的导向,通过学术交流访问等途径进入别国的顶尖学府开展宣传活动,让别国真正意义上的有志青年产生来华留学的兴趣。在海外的央企,也可以推荐优秀的本地员工来华接受深造,让他们学成之后为中国做出更多贡献。如果中国高校希望尽快在海外扩大影响力,也可以与留学中介和机构合作,但是必须采取法家的手段加以严格管理——招来优秀人才有赏,招来没落青年必罚,赏罚分明才能立下规矩。
终结不合理的留学生特权。留学生来华是为了求学,而不是为了享受。留学生获得的超国民待遇,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而且已经招致我国高校师生的普遍反感,应予果断废除。对于留学生在学业上的要求,应当与中国学生一视同仁——对于学业不合格的留学生,应果断清退;要是能培养出外国版的欧阳修、范仲淹,那才是好事。必须引入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才能保证留学生教育良性发展。
加强对留学生的日常管理。外事部门的某些干部经常要求高校教师给予留学生额外关照,甚至对于某些留学生的劣迹采取袒护的态度,这种做法是极为错误的。新中国没有治外法权,更不可能承认治外法权。外国留学生既然身在中国,就有义务遵守中国法律,遵循中国的道德规范和传统习俗。如有违法乱纪行为,照样进看守所走法律程序。
加强对留学生的思想教育。忽视汉语和中国文化的教学是自寻死路。不少调查研究表明,外国留学生对中国文化的认同度较低,完全忽视了当代中国的社会风尚与价值观念。所以,要以文化自信为导向发展在华留学生教育。应当我国的内政以及外交政策,制订体现中国特色、维护中国利益的留学生教育路线。应当有计划地在留学生教育中增加中国文化的内容作为通识教育,使留学生日后能够在文化传播方面发挥一定作用。
对留学生的出路进行有差别的规划。对于学习理工科专业、有真才实学的留学生,应该为他们毕业之后在华工作必要的便利条件。对于做出优秀研究成果的留学生,应有奖励和延揽的政策。对于其他专业的留学生则应加强管控,防止其毕业之后,以非法身分长期滞留中国。
除此之外,我国外事部门和高校领导应该及时转变观念,不应将增加外国留学生的数量作为一种“政绩”来炫耀。中国高校没有必要去讨外国留学生的欢心,倒是应该先把通过高考改变命运的中国学生照顾好。真正的政绩是为中国的国家利益服务、为中国的现代化事业服务。 -
我访学时,N个中国人才有一个语伴
文 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李为国
最近,山东大学学伴事件引发巨大争议。“一个外国留学生配三个异性中国学生”、“一人骨折招募25人当志愿者”,种种细节让网友们看得很不舒服。虽然山大方面公开回应了此事,但大家似乎并不买账。就在舆论指责山大之余,也有人发出了不同的声音,认为淫者见淫,不必对此事做过多解读,只是正常的国际交往而已。两种观点交锋很是火热,从风闻社区的一个帖子也可窥见一斑。
孰是孰非,大家心中自有判定的尺度。而从“学伴”事件不难看出,大众怨“差别对待”久矣,对山大的口诛笔伐更多地是怨念的集中爆发。说实在的,当我看到“一个外国留学生配三个异性中国学生”这条新闻时,第一反应直接酸了。
我读研究生的时候去访学,那所国外学校对我们这群留学生基本是放养的。一年之中,就只有国际生管理中心的工作人员来几封邮件聊表关怀,其他再无体恤。从租房、选课到日常生活的种种,都是自己料理的。照着当时一师姐的说法:“人家国外都讲究独立,习惯就好!”现在品品这话,真是耐人寻味。
那时候,同学里也有人主动去找学伴,主要是为了能在人生地不熟的地方有个照应,以免遇到突发情况时手足无措。所谓的学伴,要么是一起上课的同学,要么是老师、同学介绍的靠谱之人。当然也有人会选择用贴广告的方式寻找学伴。
学校也给留学生找语伴的机会,为的是帮助留学生提升学习效率和语言能力。具体流程如下:
首先,填写申请表寻找语伴;
第二,一旦结对成功,要一起完成学校布置的作业;
第三,定期上交学习记录。
我们那会儿审核很严格,而且语伴人数明显不足,基本N个交流生才有一个当地语伴。我比较“不幸”,因为语伴不够了,最后学校给我塞了个在当地留学多年的中国同学做语伴。访学结束,照理要做一个汇报总结。可能是担心我没有好的语伴,语言能力会不过关吧,我的主管教授临了告诉我:“你要是能说就说,不能说就用中文随便讲讲就行了……”
记得在母校学习的时候,也有交换生同学选修我们系的课。老师不会特别照顾他,但也不会放养他。这位同学可能不喜欢我们的课,一学期里有几回都是课都没上完就背着书包走了。但即使这样,在临近期末考评的时候,在他焦头烂额寻求帮助的时候,老师依然会宽容地帮助他。
凡此种种对比之下,你说我能不酸吗?当然我也遇到过许多友善、优秀的外国同学,但我总觉得在国际交流方面,我们付出了很多,可是并没有得到对等的回报。
其实,只要流程合规、双方公平自愿,学伴制度仍然是个能惠及本校学生与留学生的好制度。我在读本科的时候曾和系里一个韩国女生结为学伴,这样的合作对我们双方都有益处,我可以通过她来练习韩语,而她则因为中文水平有限需要有人辅导她完成作业。我们的相处模式很简单,每周约一个下午见面,见面时间基本在四小时左右,两个小时是她辅导我学韩语,剩下两个小时则是我对她进行学业辅导。除了课业交流之外,我们也会有约饭之类的活动。
大概也是想着学伴制度的优点,山东大学回应表示中外学生都很欢迎组学伴的活动。中国自古以来就是礼仪之邦,以礼待人也是“文德”的一种。可若是过度,难免就给人留下谄媚的印象。
另外多说一句,这次学伴事件让一些人直接对山东开起了地图炮,甚至对山大女生说出了各种侮辱之辞。这种粗暴的歪楼之举显然是不对的,而开地图炮确实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和那个韩国女生结为学伴的日子里,她也会时常邀请我去参加她的朋友们组织的派对。但本人比较宅,对于party那种闹哄哄的氛围实在不感兴趣,所以都婉拒了。既然是“学伴”,当然是要以学为主,过多地牵涉社交活动不太合适。
我想,对于学伴制度来说,把酒言欢是很次要的事情。要想进行跨文化交流,了解异域的风土人情,有的是方式方法。
前几天,我看到几位喜欢文学的高中同学在转载一条人民文学出版社重印“网格本”世界文学名著的消息,这套书是50年代在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关心下,在许多老一代翻译家的辛勤工作下才得以问世的。
我还记得,小时候中学历史老师在讲授世界史时经常提起商务印书馆汉译世界名著,这套书也诞生于那一时期,里面收录了大量西方文明史上的优秀著作。没有新中国成立后全国人民那种奋发有为之风,这样的文化工程能持之以恒的进行下去吗?
这难道不是在以一种健康的心态来进行中外交流?
其实仔细分析这几天网上关于“优待留学生”的言论,很多人都提到了“自卑论”。
我们知道在近代史上,中国遭遇了很大的危机。在帝国主义的坚船利炮之下,中国被迫签订一系列丧权辱国的条约,割地赔款之事更是屡屡出现。如此,中国人的民族自信心遭受到极大的打击,许多中国人面对外国势力往往抬不起头来。一些善于“耍聪明”的识时务者,则时常借助外力来欺压同胞。久而久之,在文化心理上,外国就成了高高在上的崇拜对象,而中国人反观自己,则往往自惭形愧,觉得万事如不人,甚至中国的文字、中国人的行为习惯,在很长时间内都被自我厌恶。
在历史上,还有不少自诩为“文明”的人,则处处效仿外国人,起洋名、吃洋饭、嫌弃同胞“保守”、“愚昧”,希望通过表面的模仿来让自己显得高人一等,更是希望这样的中外形势能持续下去,好让自己从中获益。这种行径的流传,造成了极大的民族心理内伤。
1949年新中国成立极大提高了民族自信心,一扫近代以来帝国主义者对于中国人民的欺压与凌辱。新中国在国家建设方面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帝国主义与买办资本主义在中国大地上彻底消失;广大工农群众得到翻身解放,突破旧枷锁,成为新社会的主人;社会主义建设在热火朝天的进行着。在此背景下,整个民族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许多历史的阴霾一扫而空。而正是具有这样的条件,中国人能够健康的吸收、借鉴一切世界上的优秀
文化。
照理来说,经过了这样的历史进程,解放前的那种崇洋媚外、自我作贱的行径应该从中国大地上消失才对。但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特别受到冷战结束之后全球波云诡谲的意识形态的影响,一些不好的习气,多多少少又在重现。包括对于资本主义世界的肤浅想象、对中国历史文化的鄙弃,以及更为重要的,对中国革命史、中国建设史的污名化,致使许多人觉得这个世界上存在一个美好的,但我们一直未曾真正融入的“他者”。通过“他者”看自己,觉得自己浑身不是,简直没脸见人。
所以,坊间有个段子:在中国老百姓的心目中,世界上只有两个国家,一个叫“中国”,另一个叫“外国”。中国要实现强国之路,就必须全方位地和这个“外国”比较,军事实力和经济水平要比美国强,人口综合素质要比日本强,工业能力要比德国强,空气要比新西兰香甜,不然就是落后。
记得有一回,我送我母亲去参加老年大学的聚会。下车后便想找垃圾桶扔一下矿泉水瓶,而一个大伯竟直接地告诉我:“你随便找个草丛扔一下得了,这是在中国呀,你以为是在外国,要那么讲素质哒!”这种例子,我想各位身边也有吧。
这种现象还有个表现,就是把自己的身份定位、价值基础、人生目标,都建立在被外国人,特别是被西方“承认”的基础之上,似乎没有受到外国人那一番面带微笑的首肯,自己活在这个世上就缺少足够的合法性。甚至自己认识周围社会、认识中国的历史与现状,也要以西方人的各种观点为基准。似乎没了西方人,作为一个中国人,就不能自立,不能自己决定自己的行为,不能自己判断自己的价值。一言以蔽之,失魂落魄。
我在访学时,有位外国教授对于一些中国人的表现也很纳闷,他困惑地问我:“你们为何如此急于寻找材料来抹黑自己的历史?就是为了得到国际学界的支持?”
所谓的“融入世界”,其潜台词就是说中国一直处于“世界”之外,不配称为“世界”一员,只有彻底改弦易辙,照着这个伟大的“他者”的要求来进行自我改造,才有可能被“接受”称为世界的一分子。更有甚者,这些感觉背后有大量的所谓学术研究为其背书,形成一套的“学术理论”来论证必须如此这般。而拒绝接受这一行为逻辑的人就要遭受各种污名化,要么是“封闭自大”,要么是“民族主义”,要么是“民粹主义”。仿佛成为让遵照这一逻辑来立身处世的“文明人”深恶痛绝的顽劣之徒。
我相信,如果我们认识到这样的逻辑本身并不正确、值得反省,那么我们其实就已经走在进步的道路上了。而此次学伴事件之所以引来广大网友的议论,其实也随着中国综合国力提升,随着国人眼界日益开阔,大多数人已经不再只受这样的逻辑影响了。
在对外交流的过程中,重要的是要展现中国人最基本的自豪感,“我是中国人”这句话,并非只是在各种派对和集体活动中拿来聊备一说的噱头,而是应当成为我们每一个中国人在日常行为中时刻牢记于心的价值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