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坛如此凉热  

-兼论诗词的兴盛与新诗的式微

当下的中国诗坛，可以用冰火两重天形容，就是诗词兴旺和新诗的寥落。形成鲜明的对照。

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华诗词经过新文化运动的曲折、毛泽东诗词的普及、文革洗礼、“四五”爆发诸阶段而进入新的时期。尤其改革开放以来，出现了强烈复兴的态势，而蔚成气候。大多地区的省市县建立了诗词组织。据不完全统计，经常性参与诗词创作活动的诗人在2-3百万之间。

自毛泽东1945年发表“沁园春·雪”，七十年来中华诗词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

五十年代：新旧诗体比较消长

解放之初的五十年代。新诗勃发，初成气候。一批代表人物和作品活跃，如臧克家、艾青、贺敬之、郭小川者流。而旧体诗词亦不示弱。朱德、董必武等诸老，叶剑英、陈毅等老帅，柳亚子、聂绀弩等文人诗词，虽不张扬，亦勤耕不辍。1957年1月“诗刊”创刊，首发毛泽东诗词十八首，虽然毛泽东谦逊地表示“诗味不多，”“诗应以新诗为主，”但毕竟不同凡响，气场强大，独领风骚。新旧列阵，各展性情，这是彼此消长的阶段。

六七十年代：文革与“四五”爆发

文革时代，毛泽东诗词与语录同热，文革中诗词写作有相当数量和质量。究其内容，或歌颂革命，或地火暗流，或悲歌一角；作者和梅振才先生（纽约诗词学会会长）近编选《文革诗词评注》，凡500人，2000首。令人寻味的是，诗词在文革中非但没有消沉，更没有息声，文革之火促成了新的爆发。标志则是1976年春北京 “四五”天安门广场的诗歌运动。通过诗词参与国是，表示诉求，并达到目的，即为结束十年动乱，终结四人帮做了舆论准备。这是诗词史上一次空前的示威。诗词的影响和功能，是中国政治文化史和诗词史上所仅见的。

改革开放以来：春潮涌动，初见繁荣

改革开发以来，作为传统文化基因的中华诗词，经历复苏，走向复兴和初见繁荣。明显的样式优势，多彩的时代生活，大批诗人和作品的涌现，令诗词古树新花，展现出空前活力和时代精神。

习近平同志在2014年教师节指出：“古诗文经典已融入中华民族的血脉，成了我们的基因。我们现在一说话就蹦出来的那些东西都是小时候记下的。语文课应该学古诗文经典，把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不断传承下去。”从毛泽东早年说过的“不宜提倡”和“不易学”到习近平的“很不赞成去掉”，诗词已由过去精英文化成为为大众的普及的文化，这是一个重大的转变，不是降低品位而是扩大基础，是好事而不是坏事。

七十年，时间可谓不短，但在历史长河还不算漫长。回看历史上的唐诗宋词的繁荣，都是经历了三百年左右的时间。那么多、那么好的三百首或更多，那么优秀闪亮的诗人群星，都是在三百年中出现的。如果唐诗以四个阶段划分为初唐，盛唐，中唐、晚唐；每个阶段平均也是七十年。与之比较，我们七十年的诗词的发展和繁盛局面，比历史上任何时代毫无逊色而有过之。

探求诗词初见繁荣的原因，大概有二：

一是样式优势。诗词简短，整齐，精炼，压韵，上口，便于记忆，易于传唱。在快节奏的社会环境中如鱼得水。更能契合社会氛围和大众要求，显示着蕴力、魅力和优势。

二是 空前的社会基础。如果要问，当今，什么文化艺术形式离我们最近，接触最早？答案是诗词。以儿童普遍学习“鹅，鹅，鹅”和“床前明月光”等就是证明。

回看新诗，则完全是另外一番景象。

近百年来，新诗在中国大地蓬勃一时，颇有声势，出现了一批作家与作品。文界和大众对之寄与希望、是乐观其成的。

人们未曾想到，曾经是文坛新锐的新诗，愈来愈偏离原有的轨道，驶离社会与大众，走向迷茫和边缘。其它不论，只就文学样式而言，其最要害的是失去了“有韵”的本征。阅读各种媒体刊载的新诗，九成以上是不押韵的，有的甚至将不韵作为高雅不羁的象征。

有韵，是诗的本质特征，诗的传统，足以区别于其他体裁的。关于诗的定义，《现代语词典》说:“文学体裁的一种，通过有节奏、韵律的语言反映生活，抒发情感;”《辞海》说:“文学的一大类别。……语言凝练而形象性强，具有节奏韵律，一般分行排列。”50年代以来贺敬之、郭小川、李瑛等的诗歌是基本押韵的。由此获得了成功和认同。

国外诗一般也讲究押韵。而现代新诗却以不压韵为常态、为时髦为和导向。驶离韵的轨道，便与真正意义上的诗分道扬镳。如果我们承认诗的定义和诗的传统，用这把尺子衡量，许多新诗已经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诗，而是诗意散文或分行散文。

须知，有诗意的文字不都是诗，犹如有甜味的东西不都是糖一样。例如《共产党宣言》-

开篇“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

结语“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而他们得到的是整个世界”，

激情勃发，诗意盎然，你能说《共产党宣言》是一部诗吗？孔夫子语录精妙概括，司马迁史记文采斐然；陶渊明的《归去来辞》，刘禹锡的《陋室铭》读来都有韵感觉，但这些并非诗词而是美文。把一切美妙有诗意的文字统统归于诗，名为广之，实为虚之，包容太广，便失去特色，至大则无。否定本原，失去自我，便落到“绕树三匝，无枝可依”悲凉境地。

新诗本是外来种，原本先天就不足，在中国颇有些水土不服。加之定位不确、经营不善，难免江河日下，日见式微。须知中华大地和中华文化从不拒绝外来品-精神的和物质的。比如番茄、西瓜、葡萄等皆来自西域。马铃薯和玉米甚至源自美洲，因为在中国大地扎根亲和，人们称之为“土豆”、“棒子，”这是真正实现了“中国化”。而新诗之“毛”总“附”不到中华大地这块“皮”上。

本非源远流长，还不时弄出一些如“梨花体”、“下半身”、“穿过大半个中国去睡你”和“故乡真小/ 小得只盛下/ 两个字”等种种泡沫和噱头，新诗便更加远离社会和大众，境地便难免更加艰窘了。

笔墨当随时代。在时代和社会语言的发展变迁的背景下，中华诗词不拘于旧有“平水韵”而实行“双韵并行提倡新韵”的写作方针，扩大了空间与影响；而新诗则把当家本行的“韵”都丢了。难怪有人戏谑地说：新诗患了“不孕”症，人家诗词都“二胎”了！孰盛谁衰，不言而喻。

这，值得诗界思考，也值得全社会人们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