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律诗的“拗体”探索

诗有定式。细究之，定式或正体属约定俗成。律、绝的所谓“正体”或“定体”，是根据大部有代表性的作品概括出来的。例如，平水韵是后人根据唐诗总结出来的，而决非是唐人按照宋人的规矩写诗。共识之外，不少诗人致力有所探索，有所变法，即尝试突破“正体”。究其原因，主要是为了更好地表现内容，不以格害义。试想，老按着“正体”模式作诗，难免给人以“套路”和“圆熟”之感，久而生厌生疲，有胆识的诗人有意用“拗字”、“拗句”和“ 拗式”，创造一种生疏峭拔的格式。杜甫，作为成就最高的近体诗集大成者，既是正体的典范又是追求变体的代表。其晚年的一些破格探索，具有开拓性和示范性意义。

杜甫“诗律细”达到极致的同时，很专注地投入变体的创造。如七律“登高”，通篇之中，句句对仗谐律。一气呵成，胡应麟说他“通章句法字法，前无昔人。后无来学。”不仅应当是唐人七律第一，而是古今七律第一。这“第一”中，就包含着超越常规的大胆创制。

据统计，杜诗七律共一百五十九首，其中拗体二十八首。其名句有“一双白鱼不受钓，三寸黄柑犹自清”；“落花游丝百日静，鸣鸠乳燕青春深”等。公元768年（唐代宗大历三年）杜甫57岁，寄居湖北公安。作“暮归”诗云:

“霜黄碧梧白鹤栖，城上击柝复乌啼。 客子入门月皎皎，谁家捣练风凄凄。 南渡桂水阙舟楫，北归秦川多鼓鼙。年过半百不称意，明日看云还杖黎。”此诗，第一、二、三联对仗平仄皆不合，其中第二联为三平调对三仄尾。三、四联之间则有意失黏。但读来却觉得联贯自如，无斧凿痕迹。《白帝城最高楼》更是变体“拗律”的极至：“城尖径仄旌旆愁，独立缥缈之飞楼。峡坼云霾龙虎卧，江清日抱鼋鼍游。扶桑西枝对断石，弱水东影随长流。杖藜叹世者谁子？泣血迸空回白头！”叶嘉莹教授认为，杜甫去蜀入夔以后的拗律，“由尝试而真正达到了一种成熟的境地，以拗折之笔，写拗涩之情，然有独往之致，造成了杜甫在七律一体的另一成就，而《白帝城最高楼》一首，就正可以为杜甫成熟之拗律的代表作品”。     

其实，杜甫自早年起一直没有停止拗律的尝试，《郑驸马宅宴词中》和《江畔独步寻花七绝句》以及“王杨卢骆当时体”都是。据传，老杜某日写下一篇非古非律、亦古亦律的七言诗《愁》后，题注为“强戏为吴体。”接着他又陆续写了十七八首这样的“吴体诗”。《暮归》和《白帝城最高楼》正是吴体七律的代表作。两首都是日暮惆怅，杖黎兴叹，晚年情怀，艺术追求，亦非巧合。

应当指出，《白帝城最高楼》、《暮归》那样的拗律，并不是随便写出来，而是诗人有意的追求不似我们有些人规范七律凑不成，就含混地自称“变格”。是“晚节渐于诗律细”之后，在夔州创作完成的，决非仓促之作。董文涣在《声调四谱图说》认为，老杜的“拗”是有讲究的。既有律诗的韵调，又有工整的对偶，仍不失为七律。宋人范晞文则探讨变体的缘由，指出：“贴妥太过，必流于衰。苟时能出奇，五言于第三字下一拗字，则贴妥中隐然有峻直之风。”（《历代诗话续编》上册，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418页。）其实，老杜为了避免“贴妥太过而流于衰”，不止“下一拗字”，而是一首之中拗数字、数句乃至故意失对、失粘，屡见不鲜。超越守成，求变求新，是诗歌创作的规律，是诗词大家的追求。杜甫七言拗律创作叠出，追求变化，至《白帝城最高楼》而至高峰。由此可作结论:杜甫所说的“诗律”，兼容了诗歌创作的艺术规律即我们所说的“格律”。律、绝“格律”的守成和变化，从属于诗歌创作的艺术规律，服从于诗人所要表达的意愿，是题中应有之意，而不是相反。

后世重视和继承杜甫变体的，以宋代黄庭坚为最著。山谷七律三百十一首，拗体多达一百五十三首，竟占半数。其诗矫健奇峭，多用拗句，如《题落星寺》：
“落星开士深结屋，龙阁老翁来赋诗。小雨藏山客坐久，长江接天帆到迟。
宴寝清香与世隔，画图妙绝无人知。蜂房各自开户牖，处处煮茶藤一枝。”他这样致力于拗句拗体，着有独特的艺术理念和追求，那就是：在格调平仄上力避老套圆熟，追求峭拔超俗的独特气格。

杜甫的变体是有益的探索，闪现光芒，厥有成就。但老杜没有试图创建全新的诗体。纵横捭阖，不失本色，属于“体制内”的变革。他展现了七律的灵活性和丰富性。遗憾的是，后世诗风和观念渐趋保守。多数人追随和效法的，是老杜“正中之正”的规范七律而忽略其变体，有的甚至将其当作“出格”而排除正宗之外。在我看来，老杜变法的理论意义比实践品格更重要，故应高度重视其破除陈规的创新精神。因为这是诗词承前启后、永不衰竭的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