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填词必须有词牌，就如写诗必须有题目。写诗时的题目，表达了整首诗的基本内容，即便不好标题，也可弄个“无题”之类；而填词时的词牌，亦已规定了作者基本的感情，即使无标题也无关紧要，因为可以把首句作为词的标题，如欧阳修《蝶恋花。庭院深深深几许》，李清照《武陵春。风住尘香花尽》等；即使如苏轼的《念奴娇—赤壁怀古》这样有完整词牌、标题的作品，有些书中亦把它标成《念奴娇—大江东去》。可见，词牌比词题更为重要。
    2、选择一个最适合于表达自己创作感情的词牌，是填好一首词的第一步。
词，是一种配合音乐的文学，是古人拿来当歌唱的（后来逐步脱离乐器是另一码事），而词牌正是规定了一首词的音乐腔调。
    填词要选词牌，词牌又规定了一首词的音调，因此选择词牌就要选择词牌的声情，而不是选择词牌的名字。各个词牌都有它特定的声情，或细腻轻扬；或激越豪放；或婉约柔情；或慷慨雄壮；或幽怨凄凉；或坦荡激昂。凡此种种，词牌基本上已经规定了。如《满江红》、《念奴娇》适合填一些调子较高，感情激烈，声情俱壮的内容，因此在用韵上也以入声字为主；《小重山》、《一剪梅》适合填写一些调子低沉，感情细腻，凄清孤寂的内容，因此大多选用平韵。
    填词时选词牌，最忌讳“顾名思义”，即依据词牌的表象去填词。如《千秋岁》，本来是凄凉幽怨的调子，用韵很密，连不压韵的各句也全用仄声字，读来声情幽咽（秦观有“落红万点愁如海”的名句，后来黄庭坚就用此词牌吊唁秦观，因此后人多拿它作吊唁之词）；而如果你望词生意地用它去祝寿，则无论如何也不合情理。同样，《寿楼春》的声调也是哀怨凄婉，不能用来祝寿。另外如《贺新郎》，词调慷慨激昂，与燕尔新婚的感情不相适应，因此亦不能用来祝贺新人。这就是形式对内容的反作用，如若违反了它，则再大的作家也填不出好词。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郭沫若先生1958年写的一首歌颂大跃进的词，他把李清照的《声声慢》改成《声声快》，把“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改填成“蓬蓬勃勃，烈烈轰轰，轰轰烈烈轰轰”，尽管表面上已经改了词牌，但实在也不能算成功之作。  
    那么，怎样根据自己的思想感情和内容需要去选择那些适合表达相应内容的词牌呢？根据夏承焘先生《唐宋词欣赏》，选择词牌有三种方法：第一，从声、韵方面探索，包括字声平拗和韵脚疏密；第二，从形式结构方面探索，包括分片的比勘和章句的安排；第三，排比前人同牌作品，看他们用这个词牌写哪种感情最多、最好。
    对初学者来说，三种方法中的第三种是最实际的，而且便于更快地掌握。
当然，词牌仅是一种格式，是一种形式而不是内容，而形式总是要为内容服务的，因此，我们也不能对词牌的选择墨守成规。我们揣摩古代大词人的作品，就是要用他们的作品来衡量某些词牌的声情；而不是用揣摩来的声情去衡量大词人的作品。《诗序》中说：“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就如《诗经》，当初也是用来吟唱的，是先有情而后有言，然后才配以音律。只有这样，个人的情感才不至于受到音律的拘束而难于表达。即使是我们现今的歌曲，亦是先写歌词，然后再根据歌词的内容配曲。关于这一点，《乐记》中有“诗言其志，歌咏其声，舞动其容。三者本于心，然后乐器从之。”故“有心则有诗，有诗则有歌，有歌则有声律，有声律则有乐歌。”就连宋代王灼的专论词牌选择的《碧鸡漫志》，也有“古人初不定声律，因所感发为歌，而声律从之”之说。可见，表达真切的思想感情比形式的选择要重要得多。
    3、词牌，也称为词格，是填词用的曲调名。词最初是伴曲而唱的，曲子都有一定的旋律、节奏。这些旋律、节奏的总和就是词调。词与调之间，或按词制调，或依调填词，曲调即称为词牌，其通常根据词的内容而定。宋后，词经过不断的发展产生变化，主要是根据曲调来填词，词牌与词的内容并不相关。当词完全脱离曲之后，词牌便仅作为文字、音韵结构的一种定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