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87年前的五月初五，汨罗江畔，冷风凄凄。一位年过花甲，面容憔悴，形容枯槁的老人，唱着“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的挽歌，且走且吟，一步步地走进了深水中。他带着对满目疮痍的祖国的无限眷念，对楚国朝廷的腐败和昏庸的彻底失望，将自己的生命交给了滔滔江水，无奈而决绝。

这位投河自尽的老者，是中国第一位伟大的诗人，也是中国第一位伟大的爱国诗人；是对中国社会、历史、民俗产生过重大影响的历史人物，是被公认的中国诗歌之父，是中国的诗魂、国魂、民族魂；是与莎士比亚、但丁、哥白尼齐名的世界四大文化名人。

即便是孔子这样的至圣先师，伟大圣人，现在也还没有一个全国性的纪念节日，而他有。端午节吃粽子，这一习俗不仅华夏民族存在了两千余年，就是曾经深受我国文化影响的越南、朝鲜、韩国等国皆然。上下五千年，享此殊荣者，惟此一人耳！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重大传统节日，竟然成了纪念一位诗人的节日，这种文化现象在世界历史上也极为罕见！

他就是我们湖北姊归人——屈原。

一

“帝高阳之苗裔兮，”屈原出身高贵，远祖颛顼，高阳氏六代孙名季连，是楚国的创业始祖。约生于公元前340年，卒于公元前278年，少时即博读诗书，才华出众，理想远大，要为国家“导夫先路”。二十岁时，以“楚之同姓”的身份，应楚怀王之召为鄂渚县丞，次年晋升为左徒，内为皇上起草宪令，参与国政，外迎宾客诸侯，应对外交。此时的屈原春风得意，踌躇满志，很受怀王信任。他为楚怀王设计了一幅美好的治国蓝图：“及前王之踵武”，以“彼尧舜之耿介兮，即遵道而得路；”像“汤禹俨而祗敬兮，周论道而莫差；举贤而授能兮，循绳墨而不颇。皇天无私阿兮，览民德焉错辅。”“瞻前而顾后兮，相观民之计极。”（《离骚》）

楚怀王十年（公元前319年），屈原首次出使齐国，以图联合抗秦。次年，魏、赵、韩、燕、楚五国合纵攻秦，推楚怀王为纵长，不能不说这都是屈原的合纵战略的胜利。可是好景不长，四年之后，上官大夫靳尚欲夺宪令不成进而向楚怀王进谗言后，屈原被楚怀王“怒疏”。“信而见疑，忠而被谤”，使屈原满怀悲愤，这种情绪在《离骚》中得到了充分的发泄。他愤怒地谴责群臣“众皆竞进以贪婪兮，凭不厌乎求索；”“羌内恕已以量人兮，各兴心而嫉妒。”他痛心地责备楚怀王“荃不察余之中情兮，反信谗而齐怒”。他急切地向楚怀王表明自己的心迹，“岂余身之惮殃兮，恐皇舆之败绩；”甚至指天为证说，“指九天以为正兮，夫惟灵修之故也。”

屈原生性耿直，品格高尚，才能出众，令小人嫉妒。与他官位相当的令尹子椒、上官大夫靳尚勾结宠妃郑袖，在怀王面前进谗说：屈原居功自傲，狂言楚国的富强皆出于他制订的政令。昏庸的怀王竟信以为真，对屈原怀恨在心。此时的秦国，欲称霸东进，也非常惧怕楚、齐两大国合纵连横，遂派秦相张仪游说楚齐，离间六国联盟。张仪向楚王许以商於之地600里，使贪心的楚王和多年的盟邦齐国绝交。楚、齐绝交后，楚王派使者向秦国索取600里土地。张仪先是假装脚伤不见楚使，后见了楚使却说：“我只向怀王许以自己的6里俸地，谁敢把大秦国土地随便送人。”
怀王大怒，出动大军攻秦，秦兵训练有素，英勇善战，在丹水和淅水之间大败楚军，斩楚军8万余人，生俘楚国大将屈丐，夺取楚国汉中一带大片土地。怀王再次举全国之力继续攻秦，深入秦地，两军大战于蓝田。原是楚国盟友的魏国此时乘楚国国内空虚袭击楚属郑地，楚军两面受敌，而齐国也因楚国毁盟拒伸援手。但是，此战还是以秦国让出上次战争夺得的汉中战略要地与楚和解。而昏庸的楚怀王却说：“我不想要土地，只要张仪随我归楚。”
张仪原是魏国人，是七国争霸时期著名的纵横家，巧舌如簧，口若悬河，和苏秦一样，靠“嘴皮子”吃饭，为秦惠王所欣赏，聘为宰相。随怀王入楚后即以重金贿赂当权大臣靳尚和宠妃郑袖，反诬屈原向秦索白壁一双。当屈原劝怀王不要与虎狼之国秦王联姻结盟时，怀王反唇相讥道：“难道秦国的600里土地不如你的一双白壁重要吗？”
秦昭王以秦楚通婚为借口要怀王入秦会面，屈原此时已被逐出朝廷中枢，贬为三闾大夫，哭于怀王车驾之前，请怀王以楚国祖宗基业和百姓生灵为重，不要自入虎口。而不谙世事的怀王小儿子子兰却说：“怎么可以断绝与强大的秦国的友好往来呢？”
上官大夫靳尚喝道：“大王出门吉祥喜庆之日，三闾大夫尽说丧气话！”令人推倒攀住车辕的屈原，引500人马簇拥怀王绝尘而去。
怀王一进入秦地武关即被秦军扣留，仅靳尚一人一骑逃回。秦要求怀王割让黔中之地便放其回国，怀王不允，逃出秦国投奔赵国，赵恨其反复无常不接纳他。再投魏，半道被秦兵追回，押至咸阳后吐血而亡。
怀王既死，郑袖拥长子顷襄王继位，任命幼子子兰为令尹。秦送怀王枯骨归楚，楚朝野上下受此奇耻大辱，感到非常气愤。屈原更是日夜在宫门前大恸痛哭，恼了宫中掌权太后郑袖，命令尹子兰革去屈原三闾大夫之职，流放江南。屈原大骂子兰是楚国奸细，在汨罗江边设怀王灵位歌长诗祭奠。

屈原在这前后，曾沿江西上，还想看一看这满身疮痍的祖国和他终身辅佐的楚王。结果只看到强秦的步步进逼，楚国朝廷的腐败和昏庸。想为楚王“奔走以先后”，“虽九死其犹未悔”的屈原，眼看着祖国一步步走向灭亡，自己却不能有一点作为，就埋下了以身殉国的念头，他过鄂渚（湖北武昌），入洞庭，溯沅水，经枉陼 （湖南常德武陵县）至辰阳（湖南辰溪），又折向东南，来到淑浦，暂时停留下来。不久又下沅江，入洞庭，渡湘水，到了长沙附近的汨罗江。

顷襄王二十一年五月初五，秦将白起攻占楚国国都郢城，屈原如闻晴天霹雳。屈原在汨罗江边披发而走，且走且吟：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吾不能变心而俗兮，固将愁苦而终穷。渔翁看着这位昔日楚国贵族的憔悴瘦削脸庞说：“这不是三闾大夫吗，你怎么来到了这里？”
屈原答道：“举世浑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是以见放。”

渔夫劝他不要固执己见，随波逐流为佳。而屈原宁肯葬生鱼腹，也不愿随波逐流，并作《怀沙》之赋。清澈的汨罗江水照着倔强头颅上的苍苍白发，革职的三闾大夫解衣包石缚于腰间，以必死之心往江心一跳，与楚共亡。屈原自沉汨罗江之后，“楚人哀之，每至此日，以竹筒贮米，投水祭之，世人作粽带五色丝及楝叶。”形成全国端阳节包粽子凭吊屈原的千年习俗。

自此前后，楚国国势日衰，处于守势，对秦妥协退让。抱负远大或者说野心勃勃的秦国对楚王的妥协退让，并不满足。顷襄王十九年（前280年），秦将司马错攻楚，楚割让上庸、汉北地；第二年，秦白起攻楚，取邪、邓、西陵；顷襄王二十一年，白起攻陷楚国都城郢都，顷襄王只好跟那些执政的贵族们一起，狼狈不堪地逃难，“保于陈城（今河南淮阳县）”。《哀郢》所说：“皇天之不纯命兮，何百姓之震愆？民离散而相失兮，方仲春而东迁。”就是描述这一片仓惶混乱的状况。此后，楚国日衰，于前223年，为秦所灭。

二

屈原本是一个志为帝佐、胸有韬略、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干练正直、才能出众，也卓有文才的政治家、外交家。如果没有巨大的民族危难、大厦将倾而不得救的大悲愤，志士壮志难酬的大失望，也许就没有这“文小而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惊天地泣鬼神的鸿篇巨帙，千古绝唱。屈原逐而作《离骚》，悲愤出诗人。

在被贬汉北期间，他写成了著名的长篇抒情诗——《离骚》。全诗凡372句，2，490字。今天门、应城、京山、云梦等县市即古汉北。怀王十六年，屈原因草拟宪令、主张变法和联齐抗秦，被内外反对势力合伙陷害，而被撤销了左徒之职。后来楚国接连在丹阳、蓝田大败于秦，才将屈原招回朝廷，命其出使齐国。至怀王二十四年秦楚联姻，二十五年秦楚盟于黄棘，秦归还楚国上庸之地，屈原被放逐汉北。

汉北其地西北距楚故都鄢郢今宜城不远。《离骚》当是屈原到鄢郢拜谒了先王之庙及公卿祠堂后所写。诗开头追述楚之远祖及屈氏太祖，末尾言“临睨旧乡”而不忍离去，中间又写到灵氛占卜、巫咸降神等情节，都和这个特定的创作环境有关。

这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最长的一首长篇政治抒情诗，也是一篇光耀千古的浪漫主义杰作。诗人在诗中尖锐地批评了权贵集团的投机取巧、苟且偷生、黑暗腐朽，反映了屈原修明法度、举贤授能的美政理想，表达了自己对光明的热烈的渴望，对祖国和人民的无限忠贞。有人称之为《离骚赋》，或简称《骚》。自汉迄南北朝，《离骚》又常被举作屈原全部作品的总称。在文学史上，还常以“风”“骚”并称，用“风”来概括《诗经》，用“骚”来概括《楚辞》。

《离骚》对诗人的政治社会理想有清晰完整的表达。春秋战国时代，我们的祖国处于一种诸侯割据、四分五裂的状态。屈原的时代，七雄纷争，秦楚为大国，他希望自己的祖国励精图治，不断富强，肩负起统一国家的重任。他回首历史，希望楚王效法“遵道得路”的尧舜，以“捷径窘步”的桀纣为戒鉴，关注民生，修明法度，举贤授能，把楚国建成强大的国家。他主张革新政治，打破贵族世袭制，减轻百姓负担，与民休息。他既深情地爱着他的祖国，也代表了时代的前进方向。

我们还必须承认，屈原是一个有远大抱负和十分自信的人。他不象一般古代文人那样羞羞搭搭，薄幕曼妙，而是十分自信，敢作敢为。你看，“朕幼清以廉洁兮，身服义而未沫。主此盛德兮，牵于俗而芜秽。”“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我已具备这么多的内在的美质，我还要培养优异的才能。）；“乘骐骥以驰骋兮，来吾道夫先路！”等等诗句，无不透露着诗人的充分自信和崇高理想。他的行为与其思想也是完全一致的。

“路漫漫其脩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通观《离骚》，整篇长诗都充斥着鞭挞权贵、申斥腐朽、追求光明的激热情感，为了理想为了祖国不惜牺牲自己的高尚情怀。面对变幻无常、忠奸不辨的楚王，贪婪成性、贪生怕死、蝇营狗苟的庸臣，他宁肯遭受迫害，也不变志从俗：“宁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为此态也！”屈原的确是一个卓有远见、胸怀韬略的政治家，如果楚王真正象他说的那样内修法度、选贤任能，外连大齐、团结诸侯，实现国家的富强，由楚国完成国家的统一未必不能实现。然而，楚王不是秦王，他昏庸无能，好大喜功，被利益集团、奸臣小人所包围。论韬略、心计、权术等更不是秦王的对手。因此，楚国正象庄子所说的那样无药可救。屈原从小失去父母，姐姐女媭就是他的唯一亲人。姐姐劝他不要“博謇好脩”，应该明哲保身。但诗人太过执著，他“上天入地”地一次又一次叩问，路在何方？出路在哪里？他不得寻。“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他选择了死，以死殉国，以死来坚持真理，以死与黑暗抗争。

诗人的一生肩负着为帝王指路、为百姓谋幸福、使楚国强大的历史使命。在专制制度下，个人的才能只能寄希望于“王”的赏识，个人的命运只能与王权联系在一起。屈原没有孟子那种昏君可杀的思想，只有愚忠；他也没有庄子的超脱，只有一根筋式的执著。当国王清醒时，他可以发挥一定作用；当国王昏迷时，他只能当替死鬼。所以，屈原注定是一个历史性的悲剧人物。他的诗篇是他理想的描绘，是其人生的缩影，是那段楚国历史的反映。《离骚》通过诗人一生矢志不渝坚贞不屈献身理想的行动，表现了诗人为祖国为理想而奋斗不息的战斗精神；表现了诗人与祖国休戚与共、生死存亡相依的深厚的爱国主义感情；也表现了诗人追求光明正义、憎恶黑暗腐朽的高尚人格。她是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典范，不愧为中国文学史上的伟大诗篇。

屈原、庄子是同时代人，庄子年龄稍长。他们是同一时代的浪漫主义文学大师，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两座高峰。一个在诗歌创作上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创造了惊彩绝艳、恢宏壮丽的骚体诗；一个在散文创作上取得了很高的造诣，创造了恢诡谲怪，神奇奥妙的寓言文。屈原和庄子都为中国文学写下了光辉亮丽的篇章，文学史上向来以《庄》《骚》并称。《庄》《骚》之所以并称，是因为屈庄同为战国时代的伟人。屈原以他的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感，高洁的人品，对理想的执着追求，为后人所仰慕；庄子则以他的博大精深的思想，超然于物外的洒脱为世人所景仰。

屈原诗歌展示了屈原风格的人性美。如果说庄子作品中人性美是一种自然上的返朴归真美感，那么屈原作品中人性美则是人为创造出来的意志之美。

《离骚》是屈原用他的理想、遭遇、痛苦、热情和整个生命熔铸而成的宏伟诗篇，是一篇具有深刻思想内涵的积极浪漫主义巨构，她发展了我国古代神话的浪漫主义因子。在屈原的作品中，原始神话中的浪漫无羁释化为作者的理想人生，成为我国文学浪漫主义的直接源头。《离骚》塑造了一个光辉、纯洁、高大的自我形象，他理想崇高，人格峻洁，忧国忧民，远在世俗之上；他坚忍不拔，顽强不屈，不怕牺牲。首先，他有着突出的外部形象的特征。“高余冠之岌岌兮，长余佩之陆离。”“长顑颔亦何伤。”其次，他具有鲜明的思想性格。他是一位进步的政治改革家，主张法治“循绳墨而不颇”，主张举贤授能；他主张美政，重视人民的利益和人民的作用“皇天无私阿兮，览民德焉错辅”，反对统治者的荒淫暴虐和臣子的追逐私利陈辞一段可见；他追求真理，坚强不屈“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这个形象，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集中体现，两千多年来给了无数仁人志士以品格与行为的示范，也给了他们以力量。

这是她的浪漫主义精神实质。同时，《离骚》又大量地采用了浪漫主义的表现手法。在《离骚》一诗中，诗人上叩天阍，下求佚女，回味历史，糅合神话，发问自然，纵横驰骋，想象丰富奇特，境界仿佛迷离，场景宏伟壮丽，有力地扩展了诗歌的表现力。诗中大量运用古代神话和传说，通过极其丰富的想象和联想，并采取铺陈描叙的写法，把现实人物、历史人物、神话人物交织在一起，把地上和天国、人间和幻境、过去和现在交织在一起，构成了瑰丽奇特、绚烂多彩的幻想世界，从而产生了强烈的艺术魅力。

此外，诗人夸张、比兴手法兴手拈来，运用娴熟，有着高超的艺术手法。首先，继承发展了《诗经》的比、兴手法，使喻体和本体水乳交融，创造出了优美、奇丽、新颖、灿烂的艺术境界，甚至出现了由一系列艺术形象和艺术境界组成的象征体系。大量运用了比喻的手法。如以采摘香草喻加强自身修养，佩戴香草喻保持修洁等。但诗人的表现手段却比一般的比喻高明得多。如“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不吾知其亦已兮，苟余情其信芳。”第四句中的“芳”自然由“芰荷”“芙蓉”而来，是照应前二句的，但它又是用来形容“情”的。所以虽然没有用“如”“似”“若”之类字眼，也未加说明，却喻意自明。如王逸所言，诗人以“善鸟香草以配忠贞，恶禽臭物以比谗佞，灵修美人以媲于君，宓妃佚女以譬近臣，虬龙鸾凤以托君子，飘风云霓以为小人”（王逸《楚辞章句·离骚经序》），从而以小见大，以近托远，表达强烈的爱憎感情，使人透过形象联想到真善美和假丑恶的社会生活内容。这不但使诗篇文采斑斓，而且创造出一种寄托幽远、耐人寻味的意境，开拓了以香草美人寄情言志的新诗境。其次，运用了不少香花、香草的名称来象征性地表现政治的、思想意识方面的比较抽象的概念，不仅使作品含蓄，长于韵味，而且从直觉上增加了作品的色彩美。其三，全诗以四句为一节，每节中又由两个用“兮”字连接的若连若断的上下句组成，加上固定的偶句韵，使全诗一直在回环往复的旋律中进行，具有很强的节奏感。其四，运用了对偶的修辞手法，如“屈心而抑志兮，忍尤而攘诟”“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高余冠之岌岌兮，长余佩之陆离”等，将“ 兮”字去掉，对偶之工与唐宋律诗对仗无异。其五，具有浓郁的楚国地方色彩。《离骚》中大量运用了楚国的地名、物称、方言、口语等，使全诗具有鲜明的地方和民族特色。其六，创造出了新的诗体形式。《离骚》突破了《诗经》以四言为主的格式，汲取南方楚歌的韵调和句式，采用散文化的长句，以六言为主，长短相间，灵活多变，创造出一种比较自由灵活的新诗体，扩大了诗歌的表现力。在结构形式上，它把《诗经》整齐短小的体制扩大为长篇巨制，幻想与现实交织，抒情与叙事结合，大气磅礴，完美生动地反映了丰富复杂的社会生活。此外，夸张手法的广泛运用，如关于诗人品格的描写：“揽木根以结茞兮，贯薜荔之落蕊。矫菌桂以纫蕙兮，索胡绳之纚纚”等，为人物的刻画增添了神韵。

诗经和楚辞是我国诗歌艺术的两大源头，也是光彩夺目的两座高峰。屈原继承和发展了《诗经》的四言形式，同时又对楚国民歌加以革新、提炼，进而创造了一种句法参差错落、灵活变幻的新诗歌形式——楚辞体。这种新诗形式，具有浓厚的楚地色彩，词藻华美，对偶工巧，以大量运用“兮”字为其特色。是屈原卓越的艺术才华与浪漫、神秘、丰富多彩的楚文化相融合的产物，具有“书楚语，作楚声，记楚地，名楚物”的特点。比起《诗经》来，更便于表达丰富深刻的社会内容，抒写奔腾澎湃的激情。

在风格和气质上，楚辞和《诗经》也有很大不同。楚辞充盈着深婉细腻的情致和无处不在、十分强烈的自我意识。在情感上一改《诗经》的平典冲和，而变得炽热昂扬，抑或缠绵、细腻、深沉。那种十分张扬的个性意识，使得诗的生命充满了内质与魅力，深深地打动我们的灵魂，与诗人一起感动、流泪、欢歌、惆怅。从音乐方面来说，《离骚》，可能是楚国普遍流行的一种歌曲的名称。游国恩曰：“《楚辞·大招》有‘伏羲驾辩，楚劳商只’之文，王逸注云：‘驾辩、劳商，皆曲名也。’‘劳商’与‘离骚’为双声字，或即同实而异名。”刘勰说，“不有屈原，岂见《离骚》”（刘勰《文心雕龙·辩骚》），没有屈原便不会有楚辞体的产生。因此，屈原的出现，标志着贵族所垄断的定型化了的《雅》《颂》文学的结束，标志着由群众文学进入自觉的作家创作时代的到来。从诗的三次大开阖的情感抒发里，可以体味出诗人那种强烈的“忠、怨、去、死”的精神；充分体现出诗人的忧患意识、斗争精神和完善的人格。另外诗人运用奇丽的幻想，使诗歌的境界大为扩展，显示恢宏瑰丽的特征。这为中国古典诗歌的创作，开辟出一条新的道路。后世个性和情感强烈的诗人如李白、李贺等，都从中受到极大的启发。也标志着我国古典诗歌的发展跨入一个崭新的阶段。

屈原创立的楚辞是战国时期楚国的诗歌形式，发源于长江流域的民歌。换言之，楚辞以及楚辞的代表作品《离骚》是长江流域的楚文化。而《诗经》是黄河流域的中原文化或曰炎黄文化。刘勰说“没有屈子，何有《离骚》？没有《离骚》，岂有楚辞？”那么经孔子整理的现实主义文学巨著，记载商周至春秋中叶的儒家经典《诗经》，用刘勰的语言翻版就是：“没有孔子，何有《国风》？没有《国风》，何有《诗经》？”楚辞与诗经的沟通，实际上是长江流域楚文化和黄河流域中原文化的融合交流。诗经产生于陕西、河南、山西、河北、山东等地，楚辞产生于四川、湖北、湖南、江西、安徽一带。楚辞北上，诗经南下，碰撞裂变，衍生出中华民族崭新文学体裁楚辞和汉赋。

《离骚》是屈原的代表作，屈原的作品还有《九歌》、《天问》、《九章》、《远游》、《招魂》、《哀郢》等二十五篇，后全部收入《楚辞》，以东汉王逸的《楚辞章句》和南宋朱熹的《楚辞集注》最为通行。《九章》纪实性的家国身世之哀、《九歌》人神恋爱的哀怨与执著、《天问》对宇宙人生、社会历史、神话传说的大胆怀疑与批判精神等无疑进一步奠定了屈原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崇高地位。

以景寄志的《涉江》，号称小《离骚》，大张自由诗的弹性特点，开我国散文诗之先河；博大精深的《天问》，融物、哲、文、史于一著，倘不是充分发挥诗句的自由空间，哪能涵盖2000年前的人类疑问！为阵亡将士大唱赞歌的《国殇》，为边关文学和现实主义文学树立了前所未有的典范；兼蓄民间原始语言艺术的《九歌》，四、六参差，极致的发挥了诗歌特性，使楚辞艺术魅力超越至圣先师孔子审定的《诗经》。

屈原继往开来，两次政治流放，造就了屈原的爱国灵魂，开创了中国爱国主义诗篇之先河，揭开了《诗经》之后诗史的崭新一页，使屈原无愧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先驱，摘下独一无二的中国诗歌之父桂冠而成为世界文化名人。

三

屈原是中华民族的历史巨擎，是世界文化史上的伟人。光辉灿烂的五千年中华文明史少不了屈原，璀璨夺目的中国文学史少不了屈原，星罗棋布的世界文化史上少不了屈原。他为什么有如此之高的地位呢，为什么有千秋不衰的魅力呢？这是因为他用毕生心血写成的惊天地泣鬼神的诗篇，恢宏瑰丽的锦绣文章，是中国文学史上的瑰宝，世界文学殿堂的精品；这是因为其上下求索、九死不悔的执著精神，因为其苏世独立、忧国忧民的爱国情怀，因为其铁骨铮铮、八风不动的伟丈夫形象，因为其深沉的忧患意识、清廉正直的高风亮节。千百年来，屈原的诗篇，屈原的人格力量泽被了多少代人啊，就是李白、杜甫、苏轼、曹雪芹等这样的巨星也深受其文采和人格的浸润，对他充满了敬意。

屈原投河未久，国人就设节日祭奠他。他的学生，也是楚辞的奠基人之一的宋玉就为其招魂。赞屈原“清以廉洁兮，身服义而未沫。主此盛德兮，牵于俗而芜秽。”（当然，《招魂》到底是屈原作还是宋玉作，到底是为楚怀王还是为屈原招魂学界还有争论。）西汉史学家司马迁在《屈原列传》中评介屈原诗曰：“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王逸不仅著述《楚辞章句》，还写了《离骚赋》。屈原的光辉人格、伟大诗篇对与司马迁同时代的著名思想家、作家贾谊产生过巨大影响。贾谊是个早熟、少年得志的天才，年纪轻轻就写出了流传千古的《过秦论》，20岁就担任朝庭廷尉（司法长官），22岁当了博士，23岁当上了太中大夫（高级顾问官）。文才出众，治才卓绝，力举发展农业生产，兴礼乐，使国家长治久安。文帝起初也很信任他，后来听信谗言，将其贬为长沙王的太傅。贾谊的命运与屈原颇为相似，赴任途中经湘江时，不禁触景生情，感慨万千，写下了情词忧伤的《吊屈原赋》。西汉著名哲学家、语言学家扬雄也很崇拜屈原，认为屈原的才华比司马相如还要卓绝，文采还要精美。他一直在思考屈原和《离骚》，并反其意而用之，得出高深的哲学结论。据《汉书·艺文志》，从屈原生活的时代起，至西汉末年的300年间，模仿屈原辞赋创作新篇的有66家，771篇，另有杂赋作者12家，133篇。除宋玉、景差、淮南小山、东方朔、庄忌、王褒、刘向、王逸的作品外，紧随其后者有枚乘《七发》、司马相如《大人赋》，扬雄《长杨赋》，张衡《思玄赋》，曹植《九愁赋》，阮籍《东平赋》，左思《三都赋》，陶渊明《闲情赋》，鲍照《芜城赋》，江淹《别赋》、《恨赋》，庚信《哀江南赋》等名篇，继承了屈原的创作风格，把楚辞创作发展到新的阶段。

在我看来，李白、杜甫、苏轼等人是可以与屈原媲美的文坛巨匠，但，他们无不以屈原为楷模，对其表示崇敬之情。李白在《江山吟》律诗中赞美屈诗道：“屈平词赋悬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杜甫立志“窃攀屈宋宜方驾”（我要努力攀上屈原、宋玉诗词的高峰同他们并驾齐驱）。苏轼说：“吾文终其身企慕而不能及万一者，推屈子一人耳。”这尽管是苏子的谦逊之言，却表达了屈原在其心目中的地位。
关于屈原作品的评价，王逸说：“屈原之辞，诚博远矣。自终没以来，名儒博达之士，著造辞赋，莫不拟则其仪表，祖式其模范，取其要妙，窃其华藻。”刘勰说：“故《离骚》、《九章》，朗丽以哀志；《九歌》、《九辩》，绮靡以伤情；《远游》、《天问》，瑰诡而惠巧；《招魂》、《大招》，耀艳而深华；《卜居》标放言之致；《渔父》寄独往之才。故能气往轹（利）古，辞来切今，惊采绝艳，难与并能矣。”东汉张衡的《四愁诗》、北魏曹植的《美女篇》、唐代杜甫的《佳人》篇都直接间接接受了屈原创作手法影响而成为一代绝唱。北宋邵博说：“《楚辞》文章，屈原一人耳。”著名政治家、历史学家司马光的《五哀诗》中，有怀《屈平》一诗云：“白玉徒为洁，幽兰未谓芳。穷羞事令尹，疏不怨怀王。冤骨消寒渚，忠魂失旧乡。空余楚辞在，犹与日争光。”明蒋之翘说：“予读《楚辞》，观其悲壮处，似高渐离击筑，荆卿和歌于市，相乐也，已而相泣，旁若无人者；凄婉处，似穷旅相思，当西风夜雨之际，哀蛩（穷）叫湿，残灯照愁；幽奇处，似入山径无人，但闻猩啼蛇啸，木魅山鬼习人语来向人拜；艳逸处，似美人走马，玉鞭珠勒，披锦绣，佩琳琅，对春风唱一曲《杨白华》；仙韵处，似王子晋骑白鹤，驻缑（勾）山最高峰，吹玉笙作凤鸣，挥手谢时人，人皆可望不可到。”清沈德潜说：“有第一等襟抱，第一等学识，斯有第一等真诗。如太空之中，不著一点；如星宿之海，万源涌出；如土膏既厚，春雷一动，万物发生。古来可语此者，屈大夫以下，数人而已。”王国维说：“大诗歌之出，必须侯北方人之感情与南方人之想象合而为一，即必通南北之驿骑而后可，斯即屈原其人也。”鲁迅先生说：“在韵言则有屈原起于楚，被谗放逐，乃作《离骚》。逸响伟辞，卓绝于世。后人惊其文采，相率仿效，以原楚产，故称《楚辞》。”鲁迅先生评价《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在肯定《史记》史学价值的同时肯定了《史记》的文学价值，与《史记》具有同等价值的是《离骚》。郭沫若下面的这段话颇耐人寻味，道出了屈原及其作品与中华民族的关系：“楚人是把在政治上统一中国的功名和产生了一位屈原的功名兑换了。……由楚所产生出的屈原，由屈原所产生出的《楚辞》，无形之中在精神上是把中国统一着的。中国人如果不灭种，中国文如果不消灭，《楚辞》没有毁灭的一天。楚人的功劳是不朽的，屈原是会永远存在的。”因此现代学者评论屈原抒情诗的典范性质时说：“几千年来，能够在艺术水平上与相匹配的，可能只有散文文学《红楼梦》。”仅此，可见屈原诗歌艺术在中国文学史上之崇高地位。

千百年来，历史选择了屈原这个杰出的历史人物，充当体现中华民族的精神的典范。历代帝王着眼于屈原“竭忠诚而事君”，维护其专制统治的需要而称道加封屈原。唐昭宗特地追封屈原为昭灵侯，宋神宗等封屈原为“忠洁侯”、“清烈公”，元仁宗封屈原为“忠节烈公”（《旧唐书》、《宋史》、《元史》），等等。一些文人学者多从儒家角度，引经据典评论屈原精神及其作品，汉代刘安首次把屈作楚辞同《诗经》的《国风》、《小雅》相提并论，并对屈原忠廉正直、出污泥而不染的操行予以高度评价：“推此志，虽与日月争光可也”（班固《离骚序》引）。宋代晁补之认为：屈原爱君，“被谗且死而不忍去”，其行其辞，“实羽翼六经于其将残之时”，可与儒圣同等。故他说：“原之敬王，何异孟子？”（《鸡肋集》朱熹认为：屈原“乃千载而一人”，其“忠君爱国之诚心”，不辨自显；其书可以发“天性民彝之善”，“而增夫三纲五典（常）之重”（《楚辞集注》）。皆意欲将屈原纳入正统的儒家范畴。而人民则因屈原的爱国精神和所受到的不公正待遇深切地寄予哀思，不仅在他的故里秭归和投水的汨罗江畔修建了屈原庙、屈子祠和屈原墓，而且还以端阳节吃粽子和赛龙舟的形式来纪念他。

屈原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屈原长眠九泉两千多年，居然在20世纪中叶“复活”了过来，通过电波、影视、报刊、出版物飘洋过海，潇洒地走进了西方世界，闯进神圣的高等学府，叩开知名学者的书斋，磁铁般地吸引他们拥抱他、崇拜他、研究他。这是人格的力量，文学的力量，正义的力量，是中华民族5000年灿烂文化的拓展与延伸。超越时空的世界性传播，所有炎黄子孙都引以为荣。前苏联著名汉学家费德林在20世纪70年代就提出了“屈原诗歌的独特性与全人类性”的重大研究课题，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屈学研究的高潮。以研究内容为标志区分，国外学者对屈原及其作品的研究大致形成三种趋向：一种以前苏联H·T·费德林、E·A·谢列勃里雅可夫和匈牙利汉学家F·托凯为代表的传统式，着重从屈原作品本身探讨其艺术价值及其在世界文学史的地位；一种以日本藤野岩友、竹治贞夫、稻畑耕一郎教授为代表的学院式，着重对屈原诗歌进行考据和诠释；一种以美国汉学家詹姆土·R·海陶玮、劳伦斯·A·施奈德，英国汉学家戴维·霍克思，法国汉学家戴密微，德国汉学家卫德明为首的西方式，着重从屈原身世和作品中研究中国古代政体中君臣之间的微妙关系，深入探讨屈原的政治生涯和文学创作的历史文化背景与内外条件，施奈德的专著已经反馈到中国。稻畑耕一郎教授专程来华出席中国屈原学会成立大会，许多日本学者甚至认为古代的楚国“是日本人的故乡”。

屈原名列世界四大文化名人行列，他无愧于这种荣誉！

四

   

“大夫一生，正道直行。逸响伟辞，文苑丰碑；高风亮节，焜焜耀炳燐。”屈原故乡秭归的人们为屈原写下了这墓志铭，反映了乡亲们的心情，也代表了华夏儿女的心声。

屈原的人格精神，千百年来一直是中华民族所极力崇尚的理想范式，其所表现出的政治理性、道德精神、诗性智慧，成为千百万士人和广大国民的共同的精神财富。他是楚文化土壤孕育出来的、中华民族文化史上的伟人，其精神已融会到我们民族的心理素质、审美意识、伦理观念等各个方面，对于后世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他对民众有着深情的关怀和关注，无论是作为统治阶层中的一员，还是被流放，他始终关注民众的生存状况和同情民众所遭遇的苦难；在其政治主张中，他迫切希望国家能按照法治的轨道前进；他主张选贤举能，反对任人唯亲，提出不论人的身份贵贱，唯才是举，不拘一格。这些政治思想构成了屈原人文理性的核心，是其美政理想的体现。这是我们今天还应践行的理想。他那行歌笑傲，愤世嫉俗，高洁磊落，八风不动，死生契阔，生而为英，死而为灵的伟丈夫人格，千百年来，也成为无数仁人志士和知识分子的精神楷模。但是，站在今天民主理性的旗帜下，我们对屈原应作哪些反思呢？作为一个明智的政治家，在当时的那样的一种状况下，屈原应该怎么做呢 ？屈原真的看到了“世界大势”吗？

首先，屈原对君主个人的愚忠思想我们是应当批判的。虽然我们不能要求2000多年前的屈原有国家乃人民之国家非君王之私物的思想，但他还是应该明白社稷为大的道理。孟子比屈原年长31岁，是同时代的人。这位儒家的“亚圣”就说过“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昏君可弑的话。可见，作为思想家的孟子在此比屈原高明进步。屈原有着强烈的恋君情节，他把希望完全寄托在昏庸无能的楚怀王身上，想依靠一个荒淫、反复无常、刚愎自用的昏君来达到改革楚国政治、富国强兵的目的。即便在遇谗被疏远的时候，他还是未能采取对策，反而一味的相信君主终会醒悟。

其次，屈原对“全球”大势未必看的很透。是的，屈原有以法治国、选贤任能、革新政治、富国强民的美政理想，但楚王并未实施。而秦国已变法多年，国富民强，兵强马壮，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每个人都有故乡情节，然而，是不是还应站在大中华的立场上看清形势呢？由秦统一国家也未尝不可。

其三，作为一个政治家屈原是不成功的。虽然作为一个深爱祖国的楚国人，其爱国人格令人钦佩，但其作为一名政治家，却并不成功。是的，屈原是君子类型的政治家，刚正不阿、嫉恶如仇，不屑权术、手腕。但，政治是讲权衡之术的，是讲艺术的，应争取大多数。它是一个集体概念而并非个人的舞台。而他却孤立独行，“判独离而不服”因此而“不周与今之人”，他成了孤军奋战的“唐吉珂德”。在遭到了众人异样的眼光与君主的不信赖时，他也不变通，他的执迷不悟让他不能像孔子那样“出则兼济天下，退则独善其身”，更不能像陶渊明那样顿悟入桃园，悠然看南山。他不试着使自己更好的融入当时特定的现实环境，却企图通过自己的个人微薄力量使政治来趋同于他（勇气可佳但却不现实），最终只能将自己逼入绝境。屈原的美政思想，希望政治的内容和形式及与之相关的东西都是美的，主张“内美”、“修能”、“美俗”、“修政”，这是一个完美无暇的政治理想，但同时也是一个很难实现的政治幻想，尤其是在当时混乱的社会背景之下更是希望渺茫。一个独行而固执的屈原，带着执迷不悟的恋君情节，怀着一个无法实现的政治空想，又怎能不以政治失败，生命自绝而告终呢。

其四，我们多么希望屈原更豁达些，不为那可恶的怀王殉葬。是的，儒家有舍生取义、杀生成仁的思想，佛教也有舍身求法的教义。虽然，我不希望屈原象庄子那样逍遥于物外，但，可以等待时机，静观其变嘛。可以说屈原的性格成就了他的千古绝响的人生，但也正是他的性格决定了他的悲剧命运。他清高孤傲，封闭自恋，自认为“众人皆醉我独醒”，将自己封闭在自己的精神世界里不能自拔，听不清任何劝告，女媭劝说：“众不可户说兮，孰云察余之中情，世并举而好朋兮，夫何穷独而不予听。”渔父也说：“夫圣人者，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举世浑浊，何不随其流而扬其波？众人皆醉，何不哺其槽而啜其醴？”然而此时的屈原已经沉浸在自我哀吟的虚幻世界之中，不能听取他人之良言。这种封闭在他的自叙性作品中也有体现，整个屈原文本构成了一个类似雅斯贝尔斯所说的“在艺术中进行思考”的封闭世界。在现实求索失败后，屈原便生活在一个自造的虚幻世界之中，他借文字来表达自己的愤怒与不满，寄希望于神灵来拯救自己，徘徊于客观外在与内心世界之中。尽管他也曾抗争过，但他的行动还是低于他的思想。“索茕茅以莛专兮，命灵氛为余占之”、“欲从灵氛之吉占兮，心犹豫而狐疑。”他认识到了外在世界与自身的巨大矛盾，但自我的拯救行动却迟迟不能进行。在面临渴望解救与坚持自我的两难之境的困惑时，这种哈姆雷特式的拖沓与延迟是屈原走向极端的重要原因。最后，在受到重大打击产生了强烈的心理冲突而受到过分的压抑后，屈原的心理产生了轻微的心理失常，决意以身殉国，作出不必要的牺牲。

这些言论，只是为屈原深感惋惜。我们不必苛求古人。屈原永远是闪耀在苍穹璀璨的星光，散发着夺目的光芒，照耀着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