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耕耘文学社》讲稿
题纲：（共分四节，第二至第四节后补）
（第一节）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中华民族是个以诗语来领悟自然和人生的民族。
（第二节）古典诗词曲赋的的欣赏，为怎样的诗“点赞”或“拍砖”。
（第三节）古典诗词曲赋的特性与一脉相承。
（第四节）古典诗词曲赋的写作要领。
第一节：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中华民族是个以诗语来领悟自然和人生的民族。
诗词是接触汉语特性最直接和最生动有效的方式，汉语依语音声调有四声之分，平、上、去、入。而其实古语音有九声：阳平、阴平、阳上、阴上、阳去、阴去、阳入、阴入，再加一个中。这在仍然保留了古汉语元素的粤语、平话、楚语、客家语、吴侬越语中找到它们的化石感。例如我们读诗：
（唐）王之涣·《凉州词》
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
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
毛泽东主席·《长征》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
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
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
“间、闲”、“颜”这三个字按新华字典的拼音标注去读拗口吗？用粤语、平话去读就对了，全无拗口之感，这种例子还有很多。
为了交流的方便，全国的汉字必须有个标准发音，也就是在“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的基础上加上“字同音”。有个发音标注，每个字都以另外的两个字作为切拼读音。诗词界大家参照，于是隋朝陆法言的《切韵》分为193韵。北宋陈彭年的《大宋重修广韵》《广韵》又细分为206韵。南宋原籍山西平水今山西省临汾人刘渊著《壬子新刊礼部韵略》就把同用的韵合并，成107韵，同期山西平水官员金人王文郁著《平水新刊韵略》为106韵，清代康熙年间编的《佩文韵府》把《平水韵》并为106个韵部，它是以山西平水为采声地，故得名《平水韵》。到了清末民初，章太炎搞了个“注音字母”，诗词界以此为准编了个“中华新韵”，入声作为阴平拼入平声。其它三声不再分阴阳，到了1956年至1958年国务院修改通过的《汉语拼音方案》，更以滦平音为基准，搞出了普通话，以“拼音字母”为标注，作为全国标准语言。今天滦平有一个大石刻，上书“普通话之乡”。诗词界以普通话为音，称为“新诗韵”。现在写诗，可以用《平水韵》或者《中华新韵》、《新诗韵》，但同一首诗不能混用。
但汉字发声除了“音”之外，还有一个“调”的高低缓促的不同，例如《诗经·周南·桃夭》“桃之夭夭”，“桃”字低调，“之”字促调，“夭”字高调。所以说汉语发声，有音有调，这就是乐章的元素。
中华民族经过漫长的历史，在认识、适应、改造、利用自然中有了体验：在人与人、部落与部落、族群与族群的共处中，有了契约，便要把这些体验和契约记录下来，大家共知共守：人是有感情的，在生活中有了喜怒哀乐，自然要发泻出来，引得群体的共鸣。一开始，是以结绳、摩崖、口口声授为记。但口口声授如果三言两语则说不清楚，长篇大论则难以记忆，很难传之久远。于是人们便利用汉语发音的有音有调特点，编成抑扬顿挫、节拍分明、悠扬动听的歌唱传，这歌词便是诗。以仓颉为代表的中国人，将音、形、意结合而创造了文字，诗便有了留存和传播的工具。
民歌是口语化的，诗既然来自民歌，所以诗之初也是口语化的。但要形成文字，尤其是造纸术和印刷术发明之前，靠刀刻竹板，是非常艰辛的。故必须对口语加以浓缩、精简、整理、提升，但依然是口语化的白话诗，只不过古典诗词是古时的白话。你听，《诗经》中的首篇《关雎》（ 诗经•周南·关雎•先秦 ）这是典型的“风”。它是直白的文字音乐，因此是可以唱的。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参差荇菜，左右流之。 窈窕淑女，寤寐求之。 求之不得，寤寐思服。 悠哉悠哉，辗转反侧。 参差荇菜，左右采之。 窈窕淑女，琴瑟友之。 参差荇菜，左右芼之。 窈窕淑女，钟鼓乐之。”
中国人重诗教，诗教从襁褓开始，我们婴儿时期，往往都是在妈妈的“月光光，照地堂”的哼吟声中入梦，稍长，便有奶奶唱的“荧火虫，夜夜红”，再长，便是老师教的《三字经》、《弟子规》、《诗经》，乃至我们长成后所研究的《道德经》，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都充分利用了汉语发声的音和调，写成了朗朗上口、好听易记的韵文，这便是诗之雏形。
《诗经》是孔夫子以《毛公诗》为基础删增编集而成的，是诗以文字记载的第一本书。它脱胎于民歌民谣而带有明显的歌谣胎记。《诗经》中最有价值的是“风”，未讲平仄但讲究声调，讲押韵，宜诵宜唱。后人效其风格而作，统称“古风”。
又经无数后人的传承、创造、发展，利用了汉语的音和调，总结出了起承转合的诗体架构，兴比赋的手法，平仄相对相粘律和用韵规则，自唐代起形成了律诗，宋词作为诗余，元曲作为词余，一脉相承，不断地在乐理上加以提升，千多年来，写出了无数优美的诗篇。总因为汉语发音的有内在的音乐元素，无论哪一首，无须固定的曲谱（元剧戏曲除外），读者总可以根据作品的理解，用自己习惯使用的汉藏语系方言来或低吟或高唱，自由发挥，例如，我可用“西南官话”来吟唱老杜的《登高》：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
还可用粤语来吟唱易安的《声声慢》：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 凄凄惨惨戚戚。 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 三杯两盏淡酒， 怎敌他晚来风急！ 雁过也，正伤心，却是旧时相识。
满地黄花堆积。 憔悴损，如今有谁堪摘？ 守着窗儿，独自怎生得黑。梧桐更兼细雨， 到黄昏，点点滴滴。 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
无须固定的曲谱，根据作品的理解，自由发挥，吟唱起来自然地有了乐感，有了乐感，唱者自然沉醉于中，听者容易引起共鸣。这全頼于汉语的发声特点，这是任何外国语言所没有的，我们听“歪果仁”讲汉语，总觉得别扭，其原因便在于此。常有诗友问我，唐诗宋词很难背，有什么诀窍？我总告诉他们，我的“祖传秘方”是诵起来，吟起来，唱起来，别忘了汉字是音乐的文字。
汉诗是以优美的诗语来表述对自然和人生的领悟。蕴含着大量的自然科学和社会学的知识。例如：
屈原的《天问》
“遂古之初，谁传道之？”这是个信息传输问题；“上下未形，何由考之？”这是个认识论的问题；“圆则九重，孰营度之”、“九天之际，安放安属”。（宇宙的空间深度和天体彼此之间的距离问题）。
通过《天问》，我们可以了解到屈原都在思考什么样的问题，了解到他思考问题的深度层次，他是以音乐的语言去向阿里巴巴提问，去思考爱恩斯坦的相对论，去思考万有引力问题。当然屈原一直都未能给出答案，但“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提出问题，往往比解决问题更困难，也更伟大。
诗词作为上层建筑，它更多地体现在社会学上，是以带有丰富的感情、优美的音乐语言去讲社会学大道理。无须长篇大论，一句“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便在提醒同学们在食堂吃饭的时候不要忘了“光盘”；当你对远方你所爱的人的思念和祝愿的时候，一句“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这十个字胜过千言万语；当日寇入侵，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刻，多少英雄儿女是唱着岳飞的“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 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而走向保家卫国的烽火前线的；那时多少老人在弥留之际，“示儿”的，是“死去原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陆游）。在咏物方面，例如“咏春梅”，我可以只用十个字：“化尽江南雪，争来天下春。”如果用白话诗去写，恐怕得用几百个字了。
在座有很多女同学，比较容易产生莫明的伤感，于是见花开她想到花落，见花落她伤心于青春易逝，红颜不再。写出来的东西难免有“丽辞堆积，无病呻吟”之嫌，还自称“婉约”，是“易安风”。我不知道你们课堂上学过这些诗句没有：“生当作人杰, 死亦为鬼雄. ”又如“南渡衣冠少王导，北来消息欠刘琨。”“欲将血泪寄山河，去洒东山一坯土。”这是被称为婉约派首领的李易安写的。从她的“争渡，争渡”，“沉醉不知归路”，到“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再到“怎一个愁字了得”，全都是带着明显的时代烙印。她的词情总是随着国之兴衰，围绕着政治时局的起落跌宕这个主题。她的作品不但是她自己的生离死别、爱恨情仇的抒发，更是对时局动乱、人民苦楚的呐喊。她是以美丽的辞藻，把火样真情，婉约地表达，这才是真正的“易安风”。
今年六月，我曾应邀，到山东济南参加了一个诗词家高峰论坛，顺便瞻仰了辛弃疾故居纪念馆，站在他的雕像下，我不由得唱吟了他的《水龙吟》，并从心里发出了对他的告慰：现在正是“红巾翠袖，揾英雄泪。”请注意：他说的“红巾翠袖”不是穿着红裙绣着花袖的美人，而是以美人来形容祖国的大好河山，和安居乐业的百姓。他的词，穿越千年而使我热泪盈眶地共鸣。这便是古典诗词的魅力。
可能有同学问，为什么你老是说古典诗词？现代白话诗不好吗？当然好，但请你不要把“分行散文”当作诗，还要充分地注意汉语内在的音和调的抑扬顿挫中的和谐，把古典诗词的写作技巧用在白话诗上。有如“你可知“妈港”不是我的真名姓？我离开你的襁褓太久了，母亲！”（闻一多·七子之歌·澳门）这类有血有肉、有节有拍、有音有韵的白话诗。我之所以特别强调学习古典诗词，是因为古典诗词有几千年的积淀，有丰富的内涵，已深深地在中国人内心打上烙印，是中国人文化修养的DNA，但它却曾承受过几被摧毁的冲击。
在大约一百年前，“白话文运动”兴起，诗歌开始归还于“普罗大众”。但矫枉过正的现象出现了，胡适、钱玄同等带头主张彻底脱掉脚镣，提倡"自由体"，甚至主张废除汉字。结果在这些诗人脚下，“诗镣”脱掉了，“普罗大众”读到的只是全无乐感的“分行散文”。几千年来形成的中华文化受到极大的冲击，尤其是五十年前的那场“破四旧”风暴，更是席卷式地“横扫”。诗词的创作，连“分行散文”都少了，剩下的，只有墙上的红油漆口号。幸而在把中国古典诗词视作“封资修”加以“打倒”的时候，《毛主席诗词十八首》出版发行，中国古典诗词才有了一线生机。1978年12月党的十三届三中全会后，随着拨乱反正，中国古典诗词，像雨后春笋破土而出，改革开放后更是得到了蓬勃发展。大家可以查一查，全国的国级、省市级诗词学会、协会、社团，成立的时间都在1985年左右。
颇为幽默的是，在我国“白话文运动”领袖们竭力反对古典诗词的时候，1908年，与我们相隔万里的西洋音乐之都奥地利，由音乐家马勒，根据李白、钱起、孟浩然的《悲歌行》、《效古秋夜长》、《采莲曲二首》、《春日醉起言志》、《宿业师山房期丁大不至》，编成交响乐“第九乐章”，取名《大地之歌》。1911年由弟子布鲁诺·初演于慕尼黑，轰动了整个欧州。演出一场接一场，大有欲罢不能之势。1938年在葡萄牙拍成电影，1955年又在印度拍成电影。2005年才回到娘家，由陈建军执导拍成中国电影。我不知道在座诸位有谁看过？如果没有看过，请大家在追捧“格格”和“无厘头”影视之余，泡上一壶清茶，请“度娘”帮你搜出《大地之歌》来，与家人一起，品味下“悲来乎，悲来乎。主人有酒且莫斟，听我一曲悲来吟。......”当然，最好还是下载马勒的原作，虽然日耳曼语我们听不慬，但音乐无国界，可以拿着李白、钱起、孟浩然的那几首诗，与马勒的旋律来对照着感爱。
而在汉文化区，中国古典诗词的影响更不用说。日本遣唐使空海（弘法大师公元774-835）著有汉诗评论集《文镜秘府论》6卷，将中国诗歌形式、技巧和理论，引进日本，奠定了日本“和歌”理论基础。例如这《渔歌子》：“江上渡头柳乱丝，渔翁上船烟景迟。乘春兴，无厌时，求鱼不得带风吹。”作者是（公元823年）日本嵯峨天皇写的。汉诗之影响力，例子可谓举之不尽。
现在，新丝绸之路的延伸，中华文明的影响已经延伸至全球。中国古典诗词是中华民族的，也是属于全世界的。
当今，由中央最高层倡导的传承国学，弘扬国学，如火如荼地进行着，中华文化的DNA正在得到修复。现在我们所说的古典诗词曲赋，其实是“旧瓶装新酒”，戴着古典的脚镣跳现代舞。既保留着古典诗词曲赋的简洁流畅架构、紧扣乐理的律韵、余味耐嚼的优美词藻、精确炼就的用字，使读者享受其乐，又紧记时代之事，发时代之情，为砥砺前进而讴歌。
今天我东拉西扯了一席话，不知能打动在座诸位对中华古典诗词的兴趣吗？如有，请为《雏凤新声一广西当代青少年诗词选》投来一稿吧，同时，广西诗词学会的《八桂诗词》、南宁诗词学会的《葵花》诗刋，都在等着你们的心诗！别忘了，首创《葵花诗社》的九位元老之一，便有南宁四中的陈政老师。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雏凤清于老凤声”，寄希望于诸位了。
还是借孔夫子的那句：“不学诗，无以言。”与诸位共勉。
2017年11月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