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读宋人王灼的《碧鸡漫志》，上面说了一个故事。说有一回苏东坡六大弟子之一的李薦被人宴请，到了歌厅里去K歌，却看见一年过半百的老翁在台上演唱一首新曲，心里很是不爽快，于是,这个李薦写了一首词，

 唱歌须是，玉人檀口，皓齿冰肤。意传心事，语娇声颤，字如贯珠。

老翁虽是解歌，无奈雪鬓霜须。大家且道，是伊模样，怎如念奴。

   词的意思是，“那唱歌都应该是美女干的活呀，你一个老头，虽然唱得也还算不错，但就你这一副模样，白发白须一大把,大家都说，怎么能够唱得出念奴的那种感觉呢？”念奴是唐玄宗时代著名女高音歌唱家,混得非常火,据说《念奴娇》这个词牌就是她注册的专利商标。李薦要求一个老头唱出念奴的味道,实在是有点强人所难,没有道理。王灼接着又解释说，在古代唱歌人是有男有女的，但是宋代都只看重美女唱歌人，男人们在这行就没得玩。在宋代,当歌妓一定要是美女才行，搞一个老头去，唱得再好也白搭。看来宋代的演艺界不仅是比古代，比起我们今天，也还是更加具有性别歧视和年龄歧视。现在唱歌的六七十岁的老头们还蹦哒得鲜活得很，还号称什么歌唱家。要是在宋代，他们是绝对混不到饭吃的。              

 既然唱歌的只能是美女,那些文人士大夫又只为唱歌的人写词，当然也要符合美女的口味,于是,宋词写得很婉约也理所当然了。宋词的源头就是歌词，从来就是写来给歌妓们唱歌用的。中国最早的词作者据说是李白,他留下过《忆秦娥》二首,这二首词他是为谁写的,现在已经搞不清了。不过李白是皇家御用的歌词写手,写歌词那是他的专业,写诗倒是业余爱好,并且他又十分喜欢和歌妓们混在一起,因此这二首《忆秦娥》应该是他写的歌词,而不是诗,至少这种可能性偏大。中国最早的一批词的作者,如温庭筠韦庄等《花间集》的诗人们，他们的词创作大都写给歌妓们唱的歌词,因此词一开始出自于青楼,帶有浓厚的胭脂气。后来词又到了南唐后主李煜的手中,算是进了皇宫,原以为总该沾上点皇家的高雅气质,少一点胭脂味吧?可是很不幸,南唐后主李煜这个不争气的败家皇帝，整天与大周后小周后两个美女在后宫里鬼混,把好好的一个国家就搞亡国了,自己也当了亡国之君,被大宋王朝捉到了开封幽囚,连自己的老婆也被宋太宗给了了,气也不敢出,只有成天哭哭啼啼的写词。词落到这样男人的手里,算是倒了血霉,不仅胭脂气没有少,还多了一些哀哀怨怨的亡国之音,真是晦气。词就这样哼哼唧唧摇摇摆摆地走进了宋代。

正因为词的出生不好，非名门大家之闺秀，而是与下九流的青楼歌妓们混在一起的，为历代所谓高雅文人们所鄙视。北宋文人钱惟演说，看诗书时他是要正儿八经坐在书案前的,看小说评话时他就可以躺在床上,如果是词,那他只是在上茅房拉大便的时候才读的。钱惟演这话说得也真是够恶心的。因此词的身价很卑贱,跟诗那就是完全没得比，诗的血统多么的高贵呀！有《诗经》在那儿罩着，那可是中国历史上最尊贵的文化经典之一,古代文人考科举的必读之书。所以历代的文人评论都是注重诗，而却很少有人提到词。从宋代最著名诗话，如欧阳修的《六一诗话》，到张戒的《岁寒堂诗话》，再到严羽的《沧浪诗话》，直到清代赵翼的《诗论》，都是如此。一直到了近代,学者王国维很是为词打抱不平,要想为词在历史上挣得一席之位,为此写下了他的名著《人间词话》,强调词与诗同样是中国文学史中最为重要的文学形式,算是为词挣了几分面子。在现在人的眼中,写诗写词都是文学创作,词与诗的文学地位已经没有差别。

但在宋代情况却不相同,宋代文人写词实际上是在写歌词,并不是进行文学创作。只是由于当时没有录音设备,配词之曲无法流传下来,只留下了词。要不然,我们今天就应该是听宋词或是唱宋词,而不是读宋词了。更为要命的是，词都是为这些歌妓而作的，因此要符合她们女性身份，她们才肯唱,否则没人唱,你写的词等于白写。于是男诗人写词的时候都会变了一个腔调，变成了一副娘娘腔，装成一副女人模样。清代文人田桐之说他们是“男子而作闺音”，近人杨海明先生说得更是难听,说他们是“变性”。虽说中国古代文人从来就有冒充女人写诗的这个毛病，但如此大规模的明目张胆的冒充女人写作，还是从宋词开始的。因此词的主流一直很婉约的，这就一点也不奇怪了。尽管也有象苏东坡等一些大文豪大力倡导，很想改变词的这种低诗三等的文化地位，要求词也要能够“向上一路”苏东坡语，但终究难以改变这种历史文化现象。就连苏东坡自己如此大名，在当时的歌妓美女心中，和一个叫柳三变的混混比起来，竟也是还差了好大一截，这让他在心里很是不爽。宋人俞文豹的《吹剑录续》中讲了一个流传很广的故事,说苏东坡很不服气柳永的盛名,便去问一位对当时流行歌曲很有研究的专家,说我写的词和柳永的词相比如何?那人的回答很聪明,他说:柳永的词是那些十七八岁的小姑娘们弹琴吹萧时唱的,“杨柳岸,晓风残月…”你老的词是关西大汉打着铜夹板高唱的“大江东去,浪淘尽…”,苏东坡听后大笑。其实，这位流行歌曲研究专家的话是告诉苏东坡,你的词在社会上压根儿没人唱,因为在打击乐器中从来没有过什么铜夹板,关西大汉也从来不会唱宋词。也不知道苏东坡听了这话怎么还笑得出来,大概当时他脑子进水,没有听懂吧!总之,仅凭苏东坡写下几首豪放之词,那是完全不足改变词在当时社会上的文化地位的。他自己的高门弟子,苏门四学士之一的秦少游,都不学他而要学柳永,苏东坡虽然不高兴,也批评过秦少游,但无奈秦少游不听,只管我行我素地写柳词,苏东坡拿他也没办法。当然啦,人家秦少游也是要在社会上混的,要是跟你学写什么豪放词,你叫他怎么再到青楼里面去泡妞呢?不要说秦少游,苏东坡自己写的词让小歌妓唱给他听的,一样不会写什么豪放词。苏东坡府中有一个他极为宠爱的歌女,叫王朝云,她一生最爱唱的一首词,也苏东坡最爱听的一首,就是苏东坡写的那首《蝶恋花》“花褪残红青杏小”。这首词不是照样写得很婉约吗?总之,在宋代所谓“豪放派”,也就是几个人喊喊而已,没人把这当回事,大家继续写婉约词和歌妓们混在一起好玩。甚至过了到几百年后,到了清代,纪昀大学士仍然说:“诗要学李杜,词要学柳词”。苏东坡的豪放词照样还是没有地位,真的是生前孤独,身后亦孤独!苏东坡的失败应该是中国古典诗歌的悲哀,中国古典诗歌的堕落,也正是从宋词开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