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古典诗歌的形式上的历史嬗变,王国维有过一段经典的论述,他在《人间词话》中说,“四言尽,五言出。五言尽,七言出。七言尽,格律出。格律尽,词曲出。“纵观中国古典诗歌的历史,每一次的昌盛与衰落,都是由于诗歌形式上的变化而带来的。
四言,诗经时代。是中国诗歌最早的语言形式。其实《诗经》中的诗不能称为诗,那个时代诗与歌尚未分离,诗其实就是歌词,附属于曲,并不能成为独立的文学形式。四言形式也并非是歌词的原始形式,仅仅因为孔子编辑《诗经》时,将其编成了以四言为主的形式,真正歌词的原始形式应该是“楚辞”“汉赋”那样的体裁。但由于《诗经》在中国文化历史上的重要地位,《诗经》被认定为中国最早出现的诗,而四言形式也由此成为了最早诗歌语言形式,后世文人创作的诗歌都是由四言形式发展而成的,古诗也是由歌词而生成的。
四言尽,五言出,这是在汉末三国时代。这是中国古典诗歌的文人化时代,也称为文学的自觉时代。这个时代对于诗歌而言有两个极为重要的变化,一是诗脱离了歌,成为了一种独立的文学形式,也就是说:从这时起,写诗是进行文学创作,不是为歌而去写词。二是诗从民间创作变成了文人创作,这一变化也是由第一个变化所决定的,是文人们把民间演唱的歌词写成了抒发情怀的诗。“诗经”“汉赋”虽然都经过文人创作,但都不属于文人的独立创作,它们的主要渊泉还是来自民间,只有在三国时代以后,诗歌才真正进入了文人创作的时期。这个时代涌现出了象《古诗十九首》这样优秀的诗歌作品,以及象曹氏父子和建安七子这样优秀的诗人群体。尤其是曹氏父子以帝王之尊大力倡导诗歌,并且身体力行,这就大大提高了诗歌的社会地位,增强了诗歌的社会功能,使得诗真正成为了中国文人士大夫生活情感上的一种表达形式。在这个时期,诗歌的语言形式也由四言转为五言,并逐渐以五言作为主流形式。
五言尽,七言出。这是盛唐时代,不用说,谁都知道这是中国诗歌历史的顶峰,是诗歌最为辉煌的一个时代。五言作为诗歌的一种语言形式,从魏晋直到初唐,一直都是诗歌主要的表现形式,直到盛唐时代,七言诗才开始盛行,成为了与五言并驾齐驱的诗歌语言形式,逐渐地成为了诗歌创作的主流语言形式。值得注意的是,从初唐到盛唐,是中国古典诗歌格律化逐渐完备的一个时期,在这一时期中,格律诗的尝试首先从五言诗开始,后才逐渐地向七言诗发展,因此,五言律诗与七言歌行非律诗共存于这个时期,一直到盛唐时代结束。
七言尽,格律出。这是中唐时代。中唐时代与盛唐时代仅相隔有几十年的时间,离中国古典诗歌的最辉煌时刻并不太遥远,因此仍然有盛唐的余辉照耀,在历史上仍然显得光辉灿烂。这一时期是中国诗歌涌现出优秀诗人最多的一个时代,仅仅在数量上已超过盛唐,甚至是在诗歌创作的质量上也并不逊色于盛唐,相比于盛唐,中唐诗人群仅仅是缺少了象李白杜甫这样顶尖级的大诗人而已。可以说,是盛唐与中唐两个时期共同构成了唐诗的辉煌,成为了中国古典诗歌历史上后人再也不能超越的高峰。
中唐时代是七言律诗完全成熟的时代,从此,格律诗全面代替了非格律诗,成为中国古典诗歌最主要的语言形式。但诗的语言形式发展到七言之后,其外延性已经穷尽,我们从没有看到过九言诗的出现,这足以说明,中国古典诗歌的情感内涵只能适用于七言形式之内,抒情诗歌无法用超过七言的语言形式完美展现。但古典诗歌被固定于七言之内,再也没有可能向外延伸的突破,诗的语言形式向外失去了变化,其变化转向内部,“格律”正是诗歌语言由外部转向内部变化的一个标志,于是,“格律”就成为了古典诗歌必然的语言追求。
古诗格律化实际上是语言音乐化的追求,这种追求最早是始于南北朝时期。沈约等人首先发现了汉语音韵之间存在的矛盾冲突,提出了“四病八声”之说,但沈约希望从音乐五音的关系中去寻找汉语四声之间与之相对应的关系,显然无法解决汉语诗歌的音律问题。对于中国格律诗的发展最为关键的人物,我认为,应该是齐梁时的刘滔,是他首先提出了汉语中的“平侧”侧字后为仄字之说,将平声与上去入声仄声相对立起来,从此开辟了格律诗中的语音二元化的研究,奠定了格律诗发展的理论基礎。虽然“平仄”之说并不能完全解决汉语语音之间的冲突矛盾,但这却是最简单也是最有效的一种解决方案。因此,中国格律诗就是在“平仄”语音对立关系中建立起来的。之后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到初唐时,诗歌的格律形式已逐渐完备,特别是“上官体”的出现后,再加上一个叫元兢的人写了一本《诗髓脑》,对诗中的平仄对仗转换都作出了比较细致的规定,诗的格律化在理论上已经具备了基本条件。同时,此时在汉语音韵上的研究也已经达到了一个相当的高度,中国第一部韵书,陆法言的《切韵》在隋朝时就出版了,虽然此韵书问题很大,所规定的韵部太细,共有二零七部一说为一百九十三部,韵太窄,很难适应诗歌的创作实践。但毕竟提供诗歌押韵的基本范畴,后人可据此不断地改进诗歌的押韵范畴。可以说,初唐时,古典诗歌格律化在理论上已经比较完备。
在创作上,诗歌的格律化倾向在初唐时也渐渐形成风气,这首先是要归功于武天则对诗歌的热爱和大力推崇。武则天经常在大殿举行诗歌比赛,优胜者就可以获得她亲手赐予的锦袍一件,而比赛评奖委员会主任就是中国历史上的著名才女上官婉儿。上官婉儿的爷爷上官仪发明的“上官体”,在婉儿手中自然是要家风发扬光大的,因此参赛者如想要获奖,那是一定要写“上官体”的。当时有两个假才子,叫沈佺期,一个叫宋之问,两人为了获奖,投婉儿所好,专门写“上官体”,因此两人常常获大奖,火得不行。后来宋人严羽在他的《沧浪诗话》中称他们为“沈宋体”,在当时“沈宋体”的名气很大,引起社会上很多人效仿。公元七〇二年,沈佺期主持了朝廷的科举考试,把诗歌纳入了考试科目,并对声律,修辞,句数字数都作为规定,使得诗歌的格律化进一步向社会上推广,格律诗事实上已经为许多诗人所接受。但初唐时诗歌格律化仅仅是初始阶段,主要要是在五言中试行,七言诗仍然主要是歌行,并没有倾向,沈佺期也曾有意识将格律化引入七言诗中,但仅仅也只尝试一下而已,七言律诗全面走向成熟是到了杜甫手中才完成的。杜甫的祖父杜审言是初唐时的著名诗人,自然也是努力写作“上官体”一类的诗人,明人胡应麟称他为“初唐五言律第一”。杜甫受家风遗传,在诗歌上理所当然会十分主动地走向律诗创作,再加上到了杜甫的时代,五言律诗体系已经完备,七言律诗的创作也日益渐多,杜甫诗歌创作律诗化也是正逢其时。有学者统计,在杜诗1458首中,符合格律就有916首,占杜诗中61.14%,不仅是盛唐时诗人中创作律诗最多的一个,他一人所写的律诗比当时所有诗人写的律诗总和还要多。而且杜甫把律诗从五言发展到七言的关键诗人,尤其是在他的晚年,到四川夔州之后,他的诗歌创作更倾向于七言律诗,可以说,律诗经过杜甫的创作实践,已经完成成熟了,到了中唐时代,七言律大增,成为了古典诗歌的主流作形式。
诗歌格律化是否是古典诗歌走向衰落的一个原因,从历史痕迹来看,有点象。诗歌形式外延发展时期,每次形式变化,都带了诗歌创作的极大繁荣,从四言到五言,从五言再到七言,都是如此。然而当诗歌形式转向内生变化时,古典诗歌也从巅峰期转向了衰落期,这个时期正好发生在大唐之时,正是中国古典诗歌的最高峰。格律化对诗歌创作而言,明显是一种限制,对于诗歌创作的自由性形成挑战,也必然对诗歌创作形成一定的伤害,带上镣铐跳舞固然水平很高,但一定不会比不带镣铐跳得更好。只是如果要仅因此而把古典诗歌的衰落简单地归罪于诗歌格律化,肯定也是不对的,格律化充其量只是古典诗歌衰败的一个外在因素,并不是核心本质。古典诗歌的衰落是文学历史的一种必然,主要原因是中国抒情文学终结,必然要让位叙事文学,这才是中国古典诗歌衰落的本质。
格律尽,词曲出。格律诗在宋代已经是诗歌的主流创作形式。但宋人太崇拜唐人,尤其是杜甫。他们认为他们写诗是写不过唐代人了,王安石就说:“雅的好语言都被杜甫写完了,俗的好语言也被白居易写完了,那我们还能写什么呢?”王安石此言道出了中国古典诗歌的实情,美的好的东西在唐代就被人写完了,以后的诗人没得写的。因此鲁迅也说:唐代以后古诗就没法再写了。宋诗写得非常精巧細致,也很有文化气质,但终缺少唐诗的那种气魄,缺少了唐人“语浅而情深”的那份诗怀,从宋代起,后代文人对宋诗的评价大多都低于唐代。但宋代文人非常具有文化素质,在文学领域他们绝对不会甘于寂寞的,于是他们大规模地写词,他们力图把词也写成一种同诗一样的文学形式。从历史上来看,宋人是为我们留下了一份宝贵的文化遗产,宋词。今天我们仍然把宋词当作诗歌来欣赏,把宋词与唐诗并称为“唐诗宋词”。但在宋代,词并不是宋人的文学创作,而是为歌写词,宋词是用来唱的,必然要配上曲的。诗是用于朗颂的,不需要配曲,所以古人只说“吟诗”,也就是朗颂诗,但从来不会说“吟词”,因为词不是用于吟的,只能用于唱。词的产生并不是诗在外延形式上的又一次变化突破,而是为了作曲方便,是因为诗的形式太整齐单调,不方便作曲应用,于是改为长短句,以便作曲时更加灵活且更加方便。王国维先生坚持说:“格律尽,词曲出。”这是他的一种理想,他希望宋词成为中国古典诗歌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也是宋代许多文人的一种理想,也是历代许多中国文化人的一种理想,应该说这种理想在今天是应该说是实现了。宋词在滔滔的历史长河里,永远是一朵飞扬万古并非常美丽的诗词浪花。
诗伴随着歌,从《诗经》一路走来,经过多少代人的努力,才真正拥有了诗的这一种文学形式,并为我们这个民族留下多么辉煌的一段记忆,让人留连不已,但走到宋代,文人们终于又把她还給了歌。宋代以后,中国历史上抒情文学就让位于叙事文学,古典诗歌的地位也是一落千丈,元明清几代,文学的主流形式是小说戏曲。而且,文学也重新从文人之手回到了民间,文学创作的主体再也不是传统士大夫文人,而是民间艺人。古典诗歌的的社会功能也是极大的弱化,几乎沦落为文人雅士们闲暇之余玩赏的一种游戏。古典诗歌的辉煌岁月終就成了一段历史,从此一去而不复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