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读《诗经》
――中州古籍社出版《伾黎斋新译诗经》前言
秋雨
先秦时期的《诗经》成为甲骨文之后中华文化的新起点，成为中华古文化里的瑰宝，其文学成就的璀璨光辉照耀着世界东方，华夏儿女无不为中华古国的文明和繁荣文化而自豪，我们有责任和义务在新的时代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让古为今用，造福当代，造福未来。书中原文采用的是（春秋）孔丘等编、唐帅整理的《诗经》（ISBN 987-7-5470-0884-3），由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万卷出版公司（沈阳）出版，环球印刷（北京）2010年10月第3次印刷。注解部分参考了国学导航里（南宋）朱熹的《诗经集传》。
一
《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集，是黄河流域先秦文化标志，在古代被列为“六经”之一，而且高居六经之首。但《诗经》并非是中华历史上最早的诗歌，相传舜时便有了关于南风的歌谣，《礼记·乐记》载：“昔者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风。”《孔子家语·辩乐》载其词如下:
南风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风之时兮，可以阜吾民之财兮！
商代末期，箕子和微子均写有诗歌，也未载入《诗经》，《史记•宋微子世家》载有箕子《麦秀歌》如下：
麦秀渐渐兮，禾黍油油，彼狡童兮，不与我好兮。
《乐府诗集卷第五十七·琴曲歌辞一》载有微子《伤殷操》如下：
麦秀渐渐兮禾黍油油，彼狡童兮不我好仇！
诗歌与人类语言相伴而生，而文字却晚于人类语言不知多少年，在没有文字的远古时期，人类最早的艺术活动大约要算音乐、舞蹈、诗歌、绘画、雕塑和传说故事等。朱熹《诗经集传》中说：“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夫既有欲矣，则不能无思。既有思矣，则不能无言。既有言矣，则言之所不能尽，而发于咨磋咏叹之余者，必有自然之音响节族而不能已焉。此诗之所以作也。”不仅古中华文明如此，古埃及、巴比伦、印度河文明也是如此，诗歌的产生与人类语言的历史同样久远。黄帝时期，伶伦制作音律的时候，出现了图形文字，仓颉在图像文字的基础上开始造字，之后甲骨文字问世。中东文字的出现似乎比仓颉还早，但人类造字的历史最早也超不过六千年，所以远古的诗歌不可能用文字留给后世。《诗经》是甲骨文字之后用先秦文字记录下来的诗歌，由《世界史》可知，世界其他民族也有用他们的古文字记录下来的古代诗歌。
封建时代，《诗经》主要是用于教化。孔子非常看重《诗经》的教化作用，由《论语》可知，他认为“不学诗，无以言。”“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诗经》中歌词语言精美，与音乐、舞蹈三位一体的表现形式，具有审美教化的作用；《诗经》多是抒情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在心为志，发言为诗，具有情感教化的作用；《诗经》的内容丰富多彩，知识多样，具有文化教育的作用。朱熹《诗经集传》中说：“诗者人心之感物，而形于言之余也。心之所感有邪正，故言之所形有是非。惟圣人在上，则其所感者无不正，而其言皆足以为教。其或感之之杂，而所发不能无可择者，则上之人，必思所以自反，而因有以劝惩之，是亦所以为教也。昔周盛时，上自郊庙朝廷，而下达于乡党闾巷，其言粹然无不出于正者。圣人固已协之声律，而用之乡人，用之邦国，以化天下。至于列国之诗，则天子巡守，亦必陈而观之，以行黜陟之典。降自昭穆而后，寖以陵夷。至于东迁，而遂废不讲矣。”并说孔子生逢其时，不得重用，只好编纂《诗经》，“是以其政虽不足以行于一时，而其教实被于万世。是则诗之所以为教者然也”。
《诗经》具有崇高的历史地位，是先秦重要的文学古典，奠定了甲骨文之后的华夏文化，对于华夏诗歌创作、文学艺术、文化发展等影响巨大而深远。就诗歌而言，一是奠定了中国诗歌艺术创作的民族文化传统，譬如：抒情诗的传统，诗歌艺术的传统，现实主义的传统等；二是确立了中国诗歌创作和批评的艺术原则，譬如风雅、比兴等；三是奠定了中国诗歌语言形式的基础。
《诗经》中《风》《雅》《颂》得名来自音乐。《风》属于各地的民间小调，歌唱的是各地的风土民情，当然也有黎民百姓关心国家大事的歌谣。所谓国风，国指的是诸侯所统治的地域；风指的是民族歌谣之诗歌。朱熹《诗经集传》中说：“谓之风者，以其被上之化，以有言而其言又足以感人，如物因风之动，以有声而其声又足以动物也。是以诸侯采之，以贡于天子，天子受之，而列于乐官。于以考其俗尚之美恶，而知其政治之得失焉。”“凡诗之所谓风者，多出于里巷歌谣之作，所谓男女相与咏歌，各言其情者也。惟周南召南，亲被文王之化以成德，而人皆有以得其性情之正。故其发于言者，乐而不过于淫，哀而不及于伤。是以二篇独为风诗之正经。自邶而下，则其国之治乱不同，人之贤否亦异，其所感而发者，有邪正是非之不齐。而所谓先王之风者，于此焉变矣。” 里巷歌谣之说是对的，但将民谣皆与君君臣臣挂起钩来，就有些牵强附会了。
《雅》是正的意思，属于宫廷之歌。雅与夏二字古代通用，远古的西安、洛阳均是夏地，后来先后成了西周和东周的京都，于是便有了夏乐，也就是雅乐。雅原为乐器，形状如漆筒，两头蒙着羊皮，后来引申为乐调，指天子所用的正乐。朱熹《诗经集传》中说：“雅者，正也。正乐之歌也。其篇本有大小之殊，而先儒说，又各有正变之别。以今考之，正小雅，燕飨之乐也。正大雅，会朝之乐，受厘陈戒之辞也。故或欢欣和说，以尽群下之情，或恭敬齐庄，以发先王之德。词气不同，音节亦异，多周公制作时所定也。及其变也，则事未必同，而各以其声附之。其次序时世，则有不可考者矣。”
《颂》是赞颂商周先祖和君王的宗庙诗歌。朱熹《诗经集传》中说：“颂者，宗庙之乐歌。大序所谓，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盖颂与容，古字通用。”周颂中多有言过其实的自卖自夸，甚至有历史造假的嫌疑，故“美盛德之形容”的说法实难苟同。
关于风雅颂，朱熹《诗经集传》序文中说：“若夫雅颂之篇，则皆成周之世，朝廷郊庙乐歌之词，其语和而庄，其义宽而密。其作者，往往圣人之徒。固所以为万世法程，而不可易者也。至于雅之变者，亦皆一时贤人君子，闵时病俗之所为，而圣人取之。其忠厚恻怛之心，陈善闭邪之意，尤非后世能言之士，所能及之。”其中的绝对真理之说是不成立的，尤其是周人的王婆卖瓜诗篇，掩盖了历史真相，其作者也非皆圣人之徒。鲁迅先生在《汉文学史纲要》里说：“风雅颂以性质言：风者，闾巷之情诗；雅者，朝廷之乐歌；颂者，宗庙之乐歌也。”
《诗经》中没有专门描写自然风光的诗篇，写花鸟虫鱼和各种动植物，搬出景与物、宇宙银河星空、雨雪风云等等，皆是用于比兴，为了用赋的艺术笔法陈述事物，目的并不是为了写自然风光。既是写到某地风光，也多是用的比兴手法，以物喻人，以风光抒发情志，用以歌颂、鞭挞、讽刺、同情、哀伤某事某人，寄托理想、期盼、喜怒、感叹诸多内心世界等。
似乎人们已经达成共识，认为《诗经》收集了约公元前1100年至公元前600年，也就是西周初年至春秋前期的三千篇诗，但这种认定不一定准确。今天我们所能看到的《诗经》，其中《商颂》或许是传承于商代的甲骨文字，多数认为是周代宋国人和微子的作品，《商颂》祭祀了商汤，涉及商之列祖，歌颂了商代汤武、高宗武丁；《周颂》歌颂了生活于夏代的周人祖先后稷，以及生活于夏、商时代的周人先祖公刘、亶父、王季、姬昌等；余者收录的是自西周初期至春秋中叶约五百年间的诗歌。《颂》中的作品不一定均是创作于周代，某些诗篇很可能在西周之前已经问世，经口头或者甲骨文字流传到了周代，也许在“诗三千”的时候，《颂》的内容还不止这些。从内容而言，《诗经》应当是收集了自帝喾之后到春秋前期的三千篇诗歌。
今天多认为《诗经》共三百〇五篇，多忽略了《小雅》中的六篇笙诗，六篇有曲无词，虽然没有词，但应该有曲，就像今天的钢琴曲，可惜曲也已经遗失，因而今天看到的《诗经》总篇目应为三百一十一篇。《诗经》是配乐舞的歌词，也就是歌词、音乐、舞蹈三位一体，但也有人不同意这一说法。据《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记载，吴国公子季札访问鲁国时，看到了这种歌词、音乐、舞蹈三位一体的表演，其中就有“十五国风”和《小雅》《大雅》《颂》，季札对其还进行了评论。襄公二十九年（前544），季札访问鲁国时孔子只有八岁，说明在孔子之前《诗经》已有蓝本。
二
关于诗歌的采集，有不同的说法。汉代某些学者认为，周朝有专门的采诗人到民间搜集歌谣，以了解政治和风俗的盛衰利弊。也有人认为，周朝各诸侯国被称为乐师，就是掌管音乐的官员和专职人员，他们以唱诗作曲为职业，为了丰富他们的唱词和乐调，搜集了各地的歌谣，各诸侯国又把这些歌谣献给周天子，这些诗歌便汇集到朝廷。
《诗经》收集的诗歌地域很广，包括今陕西、河南、山东、山西、湖北，而多集中于河南。地域范围北到《唐风》中的今山西省北部，南到《周南》《召南》中的汉水流域，东到《齐风》《鲁颂》中的今山东省，西到《秦风》《豳风》中的今甘肃省。
《周南》《召南》采集的地理范围。朱熹《诗经集传》中说：“周，国名。南，南方诸侯之国也。周国，本在禹贡雍州境内，岐山之阳。后稷十三世孙，古公亶父，始居其地，传子王季历，至孙文王昌，辟国寖广。于是徙都于丰，而分岐周故地，以为周公旦、召公奭之采邑。且使周公为政于国中，而召公宣布于诸侯，于是德化大成于内。而南方诸侯之国，江沱汝汉之闲，莫不从化。盖三分天下，而有其二焉。至子武王发，又迁于镐。遂克商而有天下。武王崩，子成王诵立。周公相之，制作礼乐，乃采文王之世风化所及民族之诗，被之筦弦，以为房中之乐，而又推之以及于郷党邦国。所以着明先王风俗之盛，而使天下后世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者，皆得以取法焉。盖其得之国中者，杂以南国之诗，而谓之周南。言自天子之国，而被于诸侯，不但国中而已也。其得之南国者，则直谓之召南。言自方伯之国，被于南方，而不敢以系于天子也。岐周，在今凤翔府岐山县。丰，在今京兆府鄠县终南山北。南方之国，即今兴元府京西湖北等路诸州。镐，在丰东二十五里。小序曰：关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风。故系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鹊巢、驺虞之德，诸侯之风也。”又说：“召，地名。召公奭之采邑也。旧说扶风雍县南有召亭，即其地。今雍县析为岐山天兴二县。未知召亭的在何县。余已见周南篇。” 周南是周公姬旦的封地，位于黄河与汉江之间，今河南省三门峡以西、陕西省西安以东的豫西、鄂西北、陕西商洛一带。召南是周召公姬奭的封地，位于黄河与汉江之间，今河南省三门峡以东豫西、豫西南、鄂西北一带。
《邶风》《鄘风》《卫风》采集的地理范围。朱熹《诗经集传》中说：“邶、鄘、卫，三国名。在禹贡冀州，西阻太行，北逾衡漳，东南跨河，以及兖州桑土之野。及商之季，而纣都焉。武王克商，分自纣城朝歌而北，谓之邶，南谓之鄘，东谓之卫，以封诸侯。邶、鄘不详其始封。卫则武王弟康叔之国也。卫本都河北朝歌之东，淇水之北，百泉之南。其后不知何时并得邶、鄘之地。至懿公为狄所灭，戴公东徙渡河，野处漕邑。文王又徙居于楚丘。朝歌故城，在今卫州卫县西二十二里，所谓殷墟。卫故都，即今卫县。漕、楚丘，皆在滑州。大抵今怀卫。澶相、滑濮等州，开封大名府界，皆卫境也。但邶、鄘地既入卫。其诗皆为卫事，而犹系其故国之名，则不可晓。”邶国是西周初年诸侯国，姬发灭商后，为了安置商遗民，将商代王畿之地分为邶、鄘、卫，封商代帝辛的儿子武庚于殷地，称邶国。邶国地域认为在今河南省汤阴，或认为在今河南省北部、河北省南部一带。鄘国位于今河南省新乡市东北一带，是西周初年的封国。卫国是西周初年所建立的诸侯国，第一代国君是姬昌的第九子康叔封，辖地大致为今河南省黄河北部、河北省邯郸及邢台一部分、山东省聊城市西部，先后建都于朝歌（鹤壁）、楚丘（滑县）、帝丘（濮阳）、野望（沁阳）。卫国是存续时间最长的诸侯国之一，立国前后共计八百三十八年，传三十五君，卫武公时国力最强，灭于秦亡的前一年。周公旦平定“三监之乱”，灭东方五十国，尽收原卫、邶、鄘之地，将原来武庚掌管的商都周围地区和商遗民七族封给康叔封，让康叔封迁徙至今河南省鹤壁市淇水岸边，在朝歌建立卫国。因此，采集自淇河卫地的《邶风》《鄘风》《卫风》均属于《卫风》。《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记载，孔子之前的吴公子季札已经把《诗经》中的邶、鄘、卫作为一个整体，统称为《卫风》。
《王风》采自东周时期的洛邑，也就是今天的洛阳一带。东周时期的洛邑宫廷之歌不再称雅，而与采自诸侯国的诗歌同称为风。朱熹《诗经集传》中说：“王，谓周东都，洛邑王城，畿内方六百里之地。在禹贡豫州大华外方之间。北得河阳，渐冀州之南也。周室之初，文王居丰，武王居镐。至成王，周公始营洛邑，为时会诸侯之所。以其土中四方来者，道里均故也。自是谓丰镐为西都，而洛邑为东都。至幽王嬖褒姒生伯服，废申后及太子宜臼。宜臼奔申。申侯怒，与犬戎攻宗周，弑幽王于戏。晋文侯、郑武侯，迎宜臼于申而立之，是为乎王。徙居东都王城，于是王室遂卑，与诸侯无异，故其诗不为雅而为风。然其王号未替也，故不曰周而曰王。其地，则今河南府及怀孟等州是也。”
《郑风》采集的地理范围。朱熹《诗经集传》中说：“郑，邑名。本在西都畿内咸林之地。宣王以封其弟友为采地。后为幽王司徒，而死犬戎之难，是为桓公。其子武公掘突，定平王于东都。亦为司徒，又得虢、桧之地。乃徙其封，而施旧号于新邑，是为新郑。咸林，在今华州郑县，新郑，既今之郑州是也。其封域山川，详见桧风。”郑国为周厉王的小儿子，也是周宣王的弟弟姬友，于公元前806年所建，初始位于今陕西省华县以东，姬友成为郑国第一代君主，尊称郑桓公。郑国初为周王朝畿内诸侯，周室衰微，郑桓公积极谋求全身之策，通过向虢国、桧国贿赂，取得十邑之地作为新郑国在东方的立足点。当周室东迁，郑国借天子之名兼并了周边的一些小诸侯国，包括虢、桧两国，郑国由畿内诸侯成为畿外诸侯。郑国的东面是鲁、宋，西北是成周、卫、晋，西南就是陈、蔡、许和楚，周围还有许多姬、姜、偃、嬴及其他小国。郑国经常利用王室之名为自己谋私利，兼并了周边的小国，侵夺许国，干涉宋、卫、鲁等国，助齐国赶走了入侵的北狄。经过几次君位争夺，郑国国势大不如前，周边列强纷纷崛起。进入战国，郑国仍然得以苟延残喘。公元前375年，郑国被韩国所灭。
《齐风》采集的地理范围。朱熹《诗经集传》中说：“齐，国名。本少昊时，爽鸠氏所居之地。在禹贡为青州之域，周武王以封太公望。东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无棣。太公，姜姓。本四岳之后，既封于齐。通工商之业，便鱼盐之利，民多归之，故为大国。今青齐淄潍德棣等州，是其地也。”齐国是周朝时期山东半岛的一个诸侯国，分为姜齐和田齐。西周初年，姬发灭商兴周后，封姜尚（吕尚、姜子牙）于齐，齐国又称姜齐或吕齐。公元前391年，田和废掉齐康公。公元前386年，田和放逐了齐康公自立为国君，被周安王封为齐侯。公元前334年，田氏始称王，齐国又称田齐，其疆域大致为今山东省偏北的大部及河北省西南部，都于今山东省临淄。公元前221年，秦灭齐。公元前208年，齐复国。公元前202年，齐国被汉将韩信所灭。
《魏风》采集的地理范围。朱熹《诗经集传》中说：“魏，国名。本舜、禹故都。在禹贡冀州雷首之北，析城之西，南枕河曲，北涉汾水。其地狭隘，而民贫俗俭，盖有圣贤之遗风焉。周初以封同姓，后为晋献公所灭，而取其地。今河中府解州即其地也。苏氏曰：魏地入晋久矣。其诗疑皆为晋而作。故列于唐风之前。犹邶、鄘之于卫也。今按，篇中公行、公路、公族，皆晋官。疑实晋诗，又恐魏亦尝有此官，盖不可考矣。”魏国是西周时期建立的一个诸侯国，册封地位于今山西省芮城县北一带，始祖是姬昌第十五子毕公高。公元前661年，魏国被晋献公攻灭，封给毕万，毕万成为战国时代魏国先祖。公元前453年，魏、韩、赵三家分晋后，魏文侯创立魏国，都于今山西省夏县。公元430年，为了变法图强，称雄图霸，魏文侯把都城迁到今河北省魏县。公元前361年，魏惠王迁都大梁，也就是今河南省开封，到大梁后，魏国也称梁国。
《唐风》采集的地理范围。朱熹《诗经集传》中说：“唐，国名。本帝尧旧都。在禹贡冀州之域，大行恒山之西，大原大岳之野，周成王以封弟叔虞为唐侯。南有晋水，至子爕乃改国号曰晋。后徙曲沃，又徙居绛。其地土瘠民贫，勤俭质朴，忧深思远，有尧之遗风焉。其诗不谓之晋而谓之唐，盖仍其始封之旧号耳。唐叔所都，在今大原府，曲沃及绛，皆在今绛州。”唐国是晋国的前身，位于今山西省翼城县一带，周成王在位时，把唐国封给了他的弟弟叔虞，叔虞的儿子继唐国国君之位后改称晋国。《魏风》《唐风》其实都属于《晋风》。
《秦风》采集的地理范围。朱熹《诗经集传》中说：“秦，国名。其地在禹贡雍州之域，近鸟鼠山。初伯益佐禹，治水有功，赐姓嬴氏。其后中潏居西戎，以保西垂。六世孙大骆生成及非子。非子事周孝王，养马于汧渭之间，马大繁息。孝王封为附庸，而邑之秦。至宣王时，犬戎灭成之族。宣王遂命非子曽孙秦仲，为大夫诛西戎不克，见杀。及幽王为西戎犬戎所杀，平王东迁，秦仲孙襄公以兵送之。王封襄公为诸侯，曰：能逐犬戎。即有岐丰之地，襄公遂有周西都畿内八百里之地。至玄孙德公，又徙于雍。秦，即今之秦州，雍，今京兆府兴平县是也。”秦国是周朝时期在中国西北建立的一个诸侯国，其先祖嬴姓部族是商朝贵族，早在商代就是镇守西戎的得力助手，因嬴姓部族卷入了“三监之乱”，遭到西周的惩罚，被迫西迁，嬴姓部族沦为奴隶。周孝王时，秦先祖秦非子因养马有功被封为附庸，秦人此后世代为周王室养马，并负责保卫边疆对抗西戎。周夷王以后，周王室越来越衰败，不得不依靠秦人稳定西部疆域。公元前821年，秦庄公击败西戎，被周宣王封为西陲大夫，赐以原大骆之族所居的犬丘，也就是今甘肃省天水西南礼县一带之地。公元前771年，周幽王被西戎攻杀，秦襄公率兵救周有功，得到周平王赏识。公元前770年，秦襄公派兵护送周平王东迁，被封为诸侯，并将歧山以西之地赐给秦襄公，秦国正式成为周朝诸侯国。秦穆公时，秦国先后灭掉西方戎族所建立的十二个国家，国土达千余里，秦与西方常年频繁征战，造就了秦人能征善战。秦孝公时，任用商鞅实行变法，秦国逐渐成为战国中期最强大的国家。公元前325年，秦国君称王，即秦惠王。公元前316年，秦灭蜀国，成为战国七雄之一。公元前237年，秦嬴政即位。公元前230年至前221年，秦灭六国实现了华夏的大一统。
《陈风》采集的地理范围。朱熹《诗经集传》中说：“陈，国名。大皥伏羲氏之墟。在禹贡豫州之东，其地广平，无名山大川。西望外方，东不及孟诸。周武王时，帝舜之冑，有虞阏父为周陶正。武王赖其利器用，与其神明之后，以元女大姬妻其子满，而封之于陈。都于宛丘之侧。与黄帝帝尧之后，共为三恪，是为胡公。大姬妇人尊贵，好乐巫觋歌舞之事。其民化之。今之陈州即其地也。”陈国分周代陈国和商代陈国。商汤灭夏后，册封舜的后人虞遂于陈，建立了商代的陈国。商末，舜的一个后裔妫遏父（阏父）投奔西岐，做了西岐负责管理陶器生产的陶正。妫遏父为西岐经济发展做出很大贡献，姬昌将自己的大女儿太姬嫁给了妫遏父的世子妫满为妻，姬发灭商后，分封部分上古圣贤名王的后裔为诸侯承奉圣祀，妫满被册命派遣到陈，取代了虞遂的后代当了陈侯。两个不同时代的陈国先后均建国于今河南省淮阳一带，定都宛丘（淮阳城关）。周代陈国位居周初十大封国之列，地盘比商代陈国大。周代陈国存续时间为公元前1045年至前478年，辖地最大时达十四邑，大致为今河南省东部和安徽省一部分，楚惠王杀陈湣公后陈亡，陈国共历二十五世，延续五百多年。
《桧风》采集的地理范围。朱熹《诗经集传》中说：“桧，国名。高辛氏火正祝融之墟。在禹贡豫州外方之北，荥波之南，居溱洧之间。其君妘姓。祝融之后，周衰为郑桓公所灭，而迁国焉。今之郑州即其地也。苏氏以为桧诗，皆为郑作。如邶、鄘之于卫也。未知是否。”桧国是高辛氏火正祝融之墟，姬发灭商后，将火神祝融后裔求言封于桧地，后建立了桧国，都于今河南省新密曲梁镇，地理范围处于豫州偏北部，荥泽之南，溱洧两河之间，相当于今郑州市一部分。公元前769年，被郑武公所灭，领地并入郑国，故《桧风》可以认为是《郑风》，就像《邶风》《鄘风》可以认为是《卫风》一样。
《曹风》采集的地理范围。朱熹《诗经集传》中说：“曹，国名。其地在禹贡兖州陶丘之地，雷夏荷泽之野。周武王以封其弟振铎。今之曹州即其地也。”曹国由姬昌第六子开国，共历二十六世，存续五百五十六年，是春秋时期中原东部地区的二流诸侯国，没有什么建树。公元前487年，宋国虏杀曹伯阳，曹国覆亡。曹国辖地为今山东省定陶一带，建都陶丘，也就是今山东省菏泽市定陶。
《豳风》采集的地理范围。朱熹《诗经集传》中说：“豳，国名。在禹贡雍州岐山之北，原隰之野。虞夏之际，弃为后稷，而封于邰。及夏之衰，弃稷不务。弃子不窋失其官守，而自窜于戎狄之间。不窋生鞠陶。鞠陶生公刘。能复修后稷之业，民以富实。乃相土地之宜，而立国于豳之谷焉。十世而大王徙居岐山之阳。十二世而文王始受天命。十三世而武王遂为天子。武王崩，成王立，年幼不能莅阼，周公旦以冢宰摄政。乃述后稷公刘之化，作诗一篇，以戒成王，谓之豳风。而后人又取周公所作，及凡为周公而作之诗，以附焉。豳，在今邠州三水县，邰，在今京兆府武功县。”豳国是周人先祖不窋之孙公刘所建，建国于夏末商初时期，位于今甘肃省宁县一带。公刘是周人部落首领，其祖皆为夏朝贵族，是夏代农耕总管，世代为夏朝负责五谷棉麻、秋收冬藏之类农事活动。商代周人先祖不窋由关中北行，定居于戎狄之间。豳国建立后，历经三百余年，到了古公亶父时，豳国才迁往周原，也就是西岐。
《小雅》《大雅》采自镐京、洛邑的京畿之地或者宫廷，也就是今天的西安、洛阳一带。
《周頌》三十一篇，多为周公所定，间或有周康王以后的作品。其作品产生地应在京畿，也就是今天的西安、洛阳一带。
《鲁颂》产生的地理位置相当于今山东省的南部，兼涉河南、江苏、安徽三省一部分，国都设在曲阜。朱熹《诗经集传》中说：“鲁，少皥之墟。在禹贡徐州，蒙羽之野。成王以封周公长子伯禽。今袭庆东平府沂密海等州，即其地也。成王以周公有大勋劳于天下，故赐伯禽以天子之礼乐。鲁于是乎有颂，以为庙乐。其后又自作诗，以美其君，亦谓之颂。”
《商颂》五篇，按照朱熹之说，作品的产生地在“禹贡徐州泗滨西及豫州盟猪之野。商都亳，宋都商丘。皆在今应天府亳州界” ，多认为产生于今河南省商丘市。
《诗经》的诗歌多集中于黄河流域的河南省和陕西省，所以说《诗经》的故乡在黄河流域。
三
司马迁的《史记·孔子世家》中记载，古代留传下来的《诗》有三千余篇，孔子把重复的都删掉了，只选取了合乎义的诗篇用于礼仪教化，留下的诗歌有三百一十一篇。朱熹在《诗经集传》中说：“孔子生于其时，既不得位，无以行劝惩黜陟之政。于是特举其籍，而讨论之，去其重复，正其纷乱。而其善之不足以为法，恶之不足以为戒者，则亦刋而去之，以从简约，示久远，使夫学者，即是而有以考其得失，善者师之，恶者改焉。”可见孔子编纂《诗经》时进行了大量的删除。
《雅》《颂》里有关后稷、公刘、亶父、王季、姬昌、姬发、姬诵的诗歌均是赞美，尤其是对姬昌的赞美，读后有王婆卖瓜之感，赞美连篇累牍，多是一些强加于人的空洞说教，大有造假历史的嫌疑。
传说后稷是西岐周人的始祖，后稷生儿名不窋，不窋生儿名鞠陶，鞠陶生儿名公刘，西岐的政权传递是后稷传位给了台玺，台玺传位给了自己的儿子叔均，叔均又传给了后稷的儿子不窋，不窋之后子孙相传，据说姬昌的爷爷古公亶父是后稷的第三十二代孙。姬氏自后稷居邰，公刘居豳，太王邑岐，而姬昌则迁于丰，至姬发即位，由丰迁都镐京，共有三十五代人。按照《诗经》里周人喜欢自我标榜的习性，周人的每一位祖宗都会有数篇赞美诗，算起来应该至少有千篇以上。但《诗经》中只有：《生民》，说的是后稷；《公刘》，说的是公刘；《緜》，说的是古公亶父。
有人认为，《生民》《公刘》《緜》构成了西岐周人传说自己历史的一个系列。如果算是一个系列的话，其中缺失的周人先祖也太多了。而这一缺失很可能与孔子删除的诗篇有关，估计是“诗三千”的时候这类自我吹嘘诗歌太多，也许在孔子看来甚不雅观，吹嘘得太离谱，于是进行了大量删除。因而眼下的《诗经》之中的《雅》《颂》出现了很大的漏洞，使得歌颂周人历代祖宗的诗歌不连续。
在无限抬高自己的同时，周人总给帝辛身上泼脏水。微子与周人一个鼻孔出气，孔子传承微子衣钵，恶帝辛而扬周人，对姬昌姬发父子五体投地，推测会对“诗三千”时的《商颂》进行封杀。朱熹《诗经集传》中说：“契为舜司徒，而封于商。传，而汤有天下。其后三宗迭兴。及纣无道，为武王所灭。封其庶兄微子启于宋，修其礼乐，以奉商后。……其后政衰，商之礼乐日以放失。七世至戴公时，大夫正考甫得商颂十二篇于周大师，归以祀其先王。至孔子编诗，而又亡其七篇。然其存者亦多阙文疑义，今不敢强通也。”故今天所能看到的《商颂》仅有五篇，而且似乎都经过微子修改。
收入《诗经》之中的淇河卫地、溱洧河边郑地诗歌，约有一半涉及爱情和婚姻内容，因商末帝辛被周人痛恶，受周人和微子的影响，在孔子的潜意识之中，郑卫之歌被定罪为靡靡之音、桑间淫声。朱熹《诗经集传》步孔子后尘说：“张子曰：卫国地滨大河。其地土薄，故其人气轻浮；其地平下，故其人质柔弱；其地肥饶，不费耕耨，故其人心怠惰。其人情性如此，则其声音亦淫靡。故闻其乐，使人懈慢，而有邪僻之心也。郑诗仿此。”“郑卫之乐，皆为淫声。然以诗考之，卫诗三十有九，而淫奔之诗，才四之一。郑诗二十有一，而淫奔之诗，已不翅七之五。卫犹为男悦女之词，而郑皆为女惑男之语，卫人犹多刺讥惩创之意，而郑人几于荡然，无复羞愧悔悟之萌。是则郑声之淫，有甚于卫矣。故夫子论为邦，独以郑声为戒，而不及卫，盖举重而言。固自有次第也。诗可以观，岂不信哉。”因而，淇河卫地、溱洧河边的《诗经》诗篇也一定是孔子删除的主要对象。
淇河卫地的朝歌因周人彻底否定商末帝辛，加之儒家的推波助澜，历朝历代被视为不祥之地，淇河卫地文化被阴云笼罩，桑中之约的燕婉身影被淇水击伤，燕燕于归一路悲歌泣涕如雨。淇河卫地“诗三千”年代的诗歌虽然被孔子删去不少，但保留下来的也不少，并且诞生出被历代歌颂的淇竹君子卫武公，出现了甲骨文之后华夏的第一位女诗人卫庄姜，诞生了甲骨文之后华夏的第一位女爱国诗人许穆夫人。
四
《诗经》记载了周朝的社会风貌和历史人文，尤其是《国风》之中，记录了诸侯国横征暴敛，攻伐兼并，战火云烟，社会黑暗，黎民疾苦怨愤不满，甚至还有惨无人道的活人殉葬。通过字里行间，看到了女子遭弃的悲惨命运，看到了对自由婚姻的争取与抗争，看到了各地风土民情。同时，由《诗经》也找寻到了中华文化里许多分支文化的历史源头。譬如：梅文化、月文化、竹文化、荷文化、兰文化、爱国文化、廉政文化、赞美文化、讽刺文化、孝道文化、思乡文化、爱情文化、哀伤文化等，当然也有周人的封神文化等。
中华梅文化源自《诗经》。甲骨文字中就有“梅”字的身影，“梅”在甲骨文中写为“槑”，黄河流域那个时期比现在要温暖，适宜古梅的生长。由《诗经》可知，秦风“有条有梅”，陈风“墓门有梅”，曹风鳲鸠“其子在梅”，南国“侯栗侯梅”，召南“摽有梅”，黄河流域梅树繁盛，而且中国梅文化在诗经时代已现雏形。自《诗经》而始，中华文人总结出梅花的铁骨铮铮、傲寒怒放、坚贞高洁、清雅俊逸、冰肌玉骨、雪中留香，从而把梅的生物形态特征升华成了民族精神的写照。梅文化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梅花为中国文化增辉，中国文化因梅文化添彩。
中华月文化源自《诗经》。盘古开天地，人猿相揖别，自从有了人类的历史，人类的生活中便有了月光、月影、月魂。距今约八千年，华夏的前身裴李岗、渭河流域、关中及丹江上游的大地湾，有了农业文明，出现了最原始的月文化。五千年前，黄河流域进入五帝时期，音律问世，有了口头传唱的诗歌，远古咏月诗歌因没有文字无法记录，未能留后世。约公元前1300年，进入农耕文明的商代后期，创造出甲骨文字，有了商代的阴阳历，记录下来那时的月圆月缺，成就了有文字记载的商代明月。甲骨文之后有了《诗经》，其中涉及“月”字的诗歌共有二十六篇，《陈风·月出》就是一首月下想念一位美丽姑娘的诗歌。皎洁的月光之下，诗人思念起他的心上人，大有千里共婵娟的迷离意境，也许诗人的心上人近在咫尺，但朦胧的月光下，又似乎离得很远，可谓美人如花隔云端，活现出一个月光之下的美人儿，如梦，似幻。古人把月亮又称为夜光、顾菟、玉蟾。后世诗人也给月亮起了别名，譬如：玉兔、素娥、冰轮、桂魄、婵娟等。西汉时期，嫦娥奔月的故事形成。历经各代直到今天，人们对天上的一轮明月情有独钟，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咏月的文字经久不衰，每至八月中秋，“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天上一轮才捧出，人间万姓仰头看”，形成了中华独具特色的月文化。
中华竹文化源自《诗经》。《诗经》中涉及竹的诗歌有十三篇之多，明着写竹的有《淇奥》一篇，《淇奥》以淇河两岸的淇竹起兴，歌颂了卫国第十一代国君卫武公的美德，赋予竹以人的精神、道德、情操。淇竹因此而名传天下，誉满华夏古今，真可谓“淇竹传《诗》”“问华胄，名淇澳”，绿竹成为中华民族品格、禀赋和美学精神的象征。各朝各代文人都在追思着淇竹，成就了淇竹文化。淇竹文化是《诗经》关于淇河卫地所独有的特色，不单单说的是淇竹，内里含着廉政文化，闪现着君子的身影。作为君子，应该首先完善自我，陶冶身心，涵养品性，不仅“有斐”，还要“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打铁先要自身硬”。淇竹文化中包含着廉政、爱国、爱家乡、忘我奉献、努力奋斗等，内涵丰富，因此说淇竹是淇河之魂。追溯华夏竹文化的源头，竟是起自淇河岸边，《淇奥》开创了淇竹文化的历史先河，也开创了中华竹文化的历史先河。
中华荷文化源自《诗经》。“山有扶苏，隰有荷华”出自《郑风·山有扶苏》，“彼泽之陂，有蒲与荷”出自《陈风·泽陂》。华夏从漫长的奴隶时代进入到封建时代，荷花也从湖畔沼泽的野生状态进入到了人们耕作的田间池塘。《周书》有句：“薮泽已竭，既莲掘藕。”可见周代的野生荷已经开始被人们食用了。《尔雅》中说：“荷，芙蕖，其茎茄，其叶，其本密，其画菡，其实莲，其根藕，其中菂，菂中薏。”说明人们对荷花的了解已有一定的概念，春秋时期人们已经将荷各部分分别定了专名。《诗经》中将莲称作水芙蓉、水芝、泽芝、水华、水环。至于将莲作荷，则是古中国称莲的绿茎为荷，之后便将莲与荷两者混为一谈，成为通用花名。荷以它的实用性走进了人们的物质生活，荷也凭借它艳丽的色彩，幽雅的风姿进入人们的精神世界。公元前473年，荷花作为观赏植物被吴王夫差引种到苏州灵岩山离宫，离宫是为西施赏荷而修筑的玩花池。春秋时期的青铜工艺品上就有了荷的图案，荷与被神化的龙、仙鹤一起作为崇高圣洁的象征。莲在佛教中象征神圣与不灭，代表崇高、圣洁、吉祥、平安、光明、贞静等意，被视为吉祥花卉。荷花象征生命、太阳、和平、坚定、寂静与连绵不绝。民间馈赠荷花，表示赞扬对方清廉，人品高洁，“出于污泥而不染”。人们喜欢以荷花图案作礼品馈赠，寓意吉祥，如莲藕上一茎双花的图案象征夫妻和睦，白头偕老。荷花与一只鹭鸶鸟画在一起表示祈盼考生一路顺利，连科高中。用莲花鲤鱼图作年画，寓意连年有余。如果说《淇奥》开启了华夏竹文化，那么华夏荷文化便是始于春秋时期的郑国和陈国，属于古溱洧荷文化。自《诗经》开始，荷成为历代文人笔下歌咏的对象之一，成就了芬芳圣洁的中华荷文化。此外，溱洧河边还初始了中华兰文化，《诗经》也开了咏松文化的历史先河。
中华廉政文化源自《诗经》。中华远古的廉政文字始自淇河岸边，周公旦在淇河岸边为卫国第一位国君姬封举行授土授民仪式，制作了《康诰》《酒诰》和《梓材》，这三篇文告是甲骨文之后华夏最原始的廉政文字，提出了“人无于水监，当于民监”，意思是说一个人不要仅是在水面上映照自己的形象，更应当从民众中鉴照自己的形象。闪烁着远古廉政的光辉思想，照耀着今天。《诗经》中廉政诗歌数量很多，代表篇当属卫武公所写的《抑》《宾之初筵》，其次还有《淇奥》《甘棠》《鳲鸠》等。公元前544年，吴国公子季札评论《卫风》：“美哉渊乎，忧而不困者也。吾闻卫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卫风》乎！”意思是说：“美好又深沉啊！有忧愁而不困扰。我听说卫康叔和卫武公的德行就是这样的。这不就是《卫风》吗？” 淇河卫地的廉政诗文化与淇竹诗文化是不能截然分开的，历朝历代涉及淇奥、淇园、淇竹的诗篇很多，都含有廉政的内容。《甘棠》歌颂的是召公姬奭，甘棠就是杜梨，果实很像中国古代衣服上的扣子。周成王执政时期，除了周公姬旦摄政，还有召公姬奭辅佐，召公姬奭辅佐周成王姬诵和周康王姬钊，创建了四十年刑措不用的“成康盛世”。召公姬奭经常到民间乡邑巡行，勤政爱民、清廉听政，常爱在一棵杜梨树下现场处理公事。人们为纪念召公姬奭勤政爱民、清廉听政的事迹，表示对他的爱戴和怀念，而不愿砍伐他曾坐于其下办公和休息的杜梨树，并且歌之咏之。召公姬奭被后世千秋传唱，流传至今。河南省宜阳县香鹿山镇甘棠村即为古召伯听政处原址，有清代河南尹张汉手书“召伯听政处”石碑，召公姬奭堪称“扣子下的廉政君子”。《鳲鸠》歌颂的是君子美德，说的是做人要堂堂正正，光明磊落。
中华爱国文化源自《诗经》。代表作品当属《载驰》《竹竿》《泉水》，三篇的作者是许穆夫人。诗歌中是许穆夫人热爱祖国，不忘故土，持节不移的情愫，表现了许穆夫人的故土情怀。许穆夫人出生在淇河岸边，是甲骨文之后华夏的第一位女爱国诗人，淇河也因此被称为爱国之河。许穆夫人的爱国诗篇对后世的影响极大，形成了中华独具特色的爱国诗文化。
中华赞美文化源自《诗经》。《诗经》里的赞美诗歌当属《硕人》《淇奥》，尤其是《硕人》，赞美的是卫庄姜。卫庄姜是甲骨文之后华夏的第一位女诗人，他出生于齐国，嫁到了淇河卫地，《诗经》里有她四篇作品，她人长得漂亮，也很有才华。别的赞美诗歌无法与《硕人》媲美，对后世的赞美诗文化应响很大。《雅》《颂》里有关后稷、公刘、亶父、姬昌、姬发、姬诵的诗歌均是赞美，尤其是对姬昌的赞美，虽读后为弄虚造假顿生厌恶之感，但却不能否认其为中华赞美文化开了历史先河。
中华讽刺文化源自《诗经》。《新台》是卫宣公与宣姜的“新台之丑”，《周南·樛木》是另一个版本的“新台之丑”，《齐风·南山》是鲁桓公与文姜兄妹私通之丑，《陈风·株林》是陈灵公与夏姬的“株林之丑”。《诗经》里对当时各种社会丑态的讽刺诗很多，代表作当属《新台》《青蝇》，这些作品对后世的讽刺诗歌、讽刺文学、讽刺漫画、幽默笑话影响很大。
此外，爱情文化、哀伤文化的诗歌很多，不胜枚举，《卫风·氓》最具有代表性。孝道文化、思乡文化的诗歌不多，代表作有《凯风》《河广》等。
五
《诗经》所宣扬的文化主流是可以肯定的，内里有远古的廉政、爱国、爱情、思乡等文化。但在《国风》的字里行间，充满了王公贵族、地方诸侯巧取豪夺、奢侈淫靡，活人殉葬，可以看到下层小吏的迷茫和无奈，能够听到社会底层农奴饱受徭役之苦，难以生存延续的凄惨诉说，有赞美、同情、鞭挞、讽刺，有欢歌笑语，有痛不欲生。而《雅》《颂》之中，除了可以肯定的主流，内里还有抹黑帝辛，无限抬高周人，甚至弄虚造假，空洞说教，蒙世骗人。《国风》与《雅》《颂》在这方面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同一本《诗经》，前面是《国风》对周天下黑暗社会的鞭挞，后面是《雅》《颂》中周人的王婆卖瓜自卖自夸。犹似说矛之利，说盾之强，自相矛盾，本身已对周之天下给出了评述，可谓莫大的讽刺。
周人在姬发的带领下，由吕尚作为军师，由微子作为内应，在扫清了东进路上的障碍，侵入中原之后伺机而动，终于等来了商代帝辛拓疆东南，致使京城兵力空虚的大好机会，于是抢抓机遇及时发动了牧野暴乱，一举夺了商的京都，但并没有一下子全部占领商所管辖的地域。周人侵占中原，中原人士根本不认可他们的统治，商之遗民也从来没有低头，他们前赴后继，义旗高举，不断起来反抗，西周年间反周的就有：武庚、东国、录国、荆楚、东夷、徐国、群舒、密须、淮夷、国人暴动、周边各族、鲁国、姜国、千亩、桧国等，少数民族反周多的无法统计，东夷人、淮夷人威胁成周洛邑、西进河上，直逼得周公旦、周昭王、周穆王等不得不再三东征，甚至周昭王被淹死在汉水之中。
反抗的浪潮此起彼伏，周人不得不想尽办法巩固自己的统治。一是宣传自己的祖先多么伟大，尤其是鲁国大夫奚斯的《閟宫》，歌颂后稷的同时，歪曲了华夏远古农业文明的人文历史，甚至盖过了炎、蚩尤、黄传承下来的华夏农业文明，很像是汉代董仲舒的先师。所谓《生民》《公刘》《緜》构成了周人传说自己历史的这一系列，无非是在告诉天下，周人能鸠占鹊巢完全是上天的旨意，全天下都要无条件服从周人的统治，谁要是不知天高地厚起来反抗，其结果只能是自取灭亡！可惜《诗经》中歌颂周人历代祖宗的诗歌只留下了后稷、公刘几人，估计诗经三千的时候每个人物均有，应该是被圣人给删除掉了。也许在非常赞赏“周礼” 的圣人眼中，那些赞美之词也太出格，显得太假，故被统统枪毙了，因而眼下的《诗经》中的《雅》《周颂》出现了很大的漏洞，显得歌颂周人历代祖宗的诗歌很不连续。
二是无限抬高自己，标榜自己如何伟大，如何像天上的神仙，如何一心为了天下黎民苍生，建立了如何的丰功伟绩。通读《清庙之什》，多是空洞赞美说教之词，无非是想无限抬高自己，并没有什么实质性内容，似乎把所说的话语重复千遍万遍便会成为真理，便可以否定牧野暴乱是商代“九世之乱”在商末的延续，便可以掩盖周人对商朝报复世仇的一场大疯狂，便可以强加给黎民大众，便可以给黎民大众，从而俯首听命于周朝的统治。身处黑暗时代的黎民百姓也只能天天唱着这样的《周颂》，对所谓的圣王、神王顶礼膜拜，口里还得喊着万岁，恭祝已经死去的姬昌、姬发万寿无疆！
三是绞尽脑汁也要把帝辛搞臭，甚至不惜历史造假，夸大其词，无中生有。商代帝辛最初的罪状出自周人发动牧野暴乱前夜的《牧誓》，《牧誓》中帝辛的罪状无非是《汤誓》中夏桀罪状的翻版，但却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诗经·荡》里又借姬昌之口给帝辛定了罪状，大致有暴君、暴虐、湎酒、疯狂、心狂，欢无度、多怨声、失政德、废典章、执政害民、朝令夕改、颠倒无常、朝纲紊乱、朝纲荒废、不纳谏言、聚敛贪赃、迷恋美色、败德失德、仪态全失、咆哮如雷、无道昏庸、重用小人、忠良遭贬、贤达远避、民间贼盗、民情悲苦、黎民诅咒、四方讨伐等。根据这些所谓的罪状，历经数代给帝辛添油加醋，将罪状增加到七十多条，对后世造成了深远影响。商代帝辛冤沉大海，再无翻身之日，令人为之叹息悲哀。
四是所谓的兴灭国继绝世。也就是恢复被灭亡了的国家，接续已经断绝的家族，提拔被遗落的人才，如此一来天下就会真心归服了，这就是《论语·尧曰》中所说的“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天下之民归心焉”。灭商兴周以后，周朝封夏、商两朝未亡后人，这就是兴灭国；再就是承继绝祀的世族，立黄帝、尧、舜的后裔，这就是继绝世；还有就是提拔隐逸的人才，授给他们官爵。这些并不是周人的创举，商汤灭夏也没有赶尽杀绝，《公羊传》中说商汤“善善及子孙，恶恶止其身”。
周灭商后，封夏代后裔于杞国，封商代箕子于朝鲜，封商代微子于宋国，这就是《公羊传》所说的“通三统”，但却都在周天子正统的统治之下。微子的“微”字本是微子的封国，原在今山西省潞城县东北，后微子又迁到山东梁山西北，所以那里也称为微。微子因未能继位，便耿耿于怀，不顾朝廷大局，处处与帝辛作对，吃里爬外，与西岐里应外合，为了一己之私而成为叛国与卖国者，商的毁灭，帝辛身败名裂，微子功不可没。在微子心目中，国家利益还不如他的个人私欲重要，他是人在商心在周，里通敌方。微子口头上讲的是爱国，实际上是卖国，《有客》写的就是微子在周人那里做客的事情。约公元前1063年，周公以成王之名封微子于宋，微子成为宋国始祖，寿终后，葬于今山东微山湖微山岛西北部高岗上，汉代匡衡题有“殷微子墓”四字，横额为“仁参箕比”，箕指箕子，比指比干。孔子是微子的后裔，而且继承了微子亲周的思想意识，因而称赞微子、箕子与比干为“三仁”。
今天有人认为《商颂》就是微子的作品，而汉代齐、鲁、韩三家都认为《商颂》是周代宋人所作，独有毛家认为《商颂》是商代作品。自汉末毛家观点畅行，齐、鲁、韩三家观点几乎被彻底否定。然而到了清代，多人认为《商颂》就是《宋颂》，是春秋时代的作品，产生于今河南省商丘一带。这可能与“恶纣扬周”有关，也与那时的尊孔大背景有关，似乎这样既能说明周人伟大，也说明孔子无比正确。但从新出土的文物与相传资料看，认定《商颂》为《宋颂》实属错案，大有辩明的必要。
我们应该用唯物史观看待历史问题，不能因为孔子对周人五体投地，对微子大加歌颂，我们就盲从追随。甚至像《正月》中的“正”字，明明是“四”字的误写，说的是夏历四月，可就是有人非要用“正阳纯朝之月”为孔子掩饰错误。经历史考证，周人、微子、孔子关于帝辛之罪，关于对周人的无限吹捧，多有言过其实之词，掩盖了周人延续的商代“九世之乱”。后人不应当传承这些历史造假，应当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
《鲁颂》作为诸侯国鲁国的诗歌，应当与十五国风并列，题目也应改为《鲁风》。鲁国是周公姬旦的封国，周公姬旦因辅佐天子，未能就封，乃由嫡长子伯禽前往就国，因周公吐哺之功，周成王赠鲁国以天子的礼乐，因此鲁国成了缩小的周朝，具有特殊地位。孔子一生都在尚礼，一生都在讲究君臣尊卑，让诸侯国的鲁与朝代的商周并列，这很有可能是孔子的一时糊涂或者疏忽。孔子恰好出生于鲁国，正好又编纂《诗经》，都巧合了，绝不会是因为孔子有私心故意所为，不能那样理解，那样可就亵渎了伟大的孔子！齐国是周国功臣太公吕尚的封地，在周代诸侯国中的地位仅次于鲁国，但齐国只是周朝的异姓诸侯国，是不能与鲁国平起平坐的，吕尚再怎么伟大也是个臣子，因而《齐风》永远也不可能更名为《齐颂》。
六
《诗经》里有许多字不读现在的音，像“家”读“故”，“没”读“觅”，《召南》读“shào nán”等等，很难掌握。宋代人认为《诗经》中有些应该押韵的，但按宋代那时的语音来读却并不押韵，以朱熹为代表的文人便认为要临时改成读某音，就是“叶音”，其实没有实质意义，明末陈第就第一个反对过“叶音”。《诗经》许多地方的押韵是和谐的，但今天读来却并不押韵，这是因为语音发生了变化，若按当年作诗时的读音来读，肯定是押韵的。朱熹所搞的一套虽然一时押韵了，但随着时间的推进，还是会不押韵的，对后世没有任何意义，只是多给后人增添一些不必要的麻烦。
《诗经》里的韵一般用在句尾，称韵脚。如果句尾是一个虚字，韵就常常落在倒数第二字上。《诗经》中的虚字比比皆是，主要有：之、兮、矣、也、止、思、忌、只、焉、哉、与、乎、我、女（汝）。《诗经》押韵多在大停顿处，一个语法句终结处，除了罕见的例外，总是押韵的。小停顿处有些无韵，中国诗歌一般是隔句用韵，《诗经》例外。《诗经》有一韵到底，有两韵以上的情况，有句句用韵（密韵），有隔两句用韵（疏韵），有无韵（如：《周颂》）。总之，《诗经》中的韵脚可分为整齐、基本上整齐和参差三种情况。《诗经》多有叠句和叠韵，为诗歌增加了音乐美。
古代诗词的平仄韵律是从南北朝时期才开始研究的，从而总结出汉字的平仄入声，秦朝统一了汉字字形，隋代统一了汉字的书面读音，从南朝宫体诗、永明体的问世，到隋代《切韵》统一书面声韵，才使得唐诗走向鼎盛。因此，对于《诗经》的平仄声韵，后世不能用已经成熟的平仄韵律去求全责备。
久远的诗句，陌生的词汇，拗口的文言，随着时光的流逝，今人按照原始发音阅读已经成为不可能的事情。书籍是无声的读物，古韵属于有声的范畴，古代诗歌与音乐密不可分，对于今天非音乐专业的人们来说，谐声、通韵和合韵等问题很难领会。我们只要知道《诗经》是押韵的就行了，非专业人士大可不必用古音来读，专业人士也不要硬逼着非专业人士去读古音，古音只是专业人士和文人们的专利。逼着非专业人士去准确地读古音或者朱熹的“叶音”，就好比让现在的小学生用繁体字写作文，很不现实，也是很不合时宜的。那些所谓的古音某些也是文人们当年临时改成的读法，未必是远古的真实读音，《诗经》距今几千年了，语音随着时代而变也是很自然的事情。古人已经搞过新文化运动，“五·四”时期也搞过白话文运动，无疑推动了历史的前进，而进入新的时代，我们为什么非要复古呢？
七
《诗经》里多是无名作者，但至少有二十多位作者是知道名字的，他们是：
1. 微子启，作品：部分《鲁颂》诗歌。商末周初朝歌人，本名开，汉时称启，是帝辛的哥哥，只是生微子启时，其母还没有扶正，因而微子启算是庶出，不能继任商之大位。
2. 姬发，作品：小雅中《鱼丽》以前的部分诗歌，大雅中的《雍》等。姬发生活于公元前约1087年至前1043年，西伯侯姬昌与太姒的嫡次子。因长兄伯邑考早亡而继承西伯侯之位，他牢记父亲遗志，于公元前1046年灭了商朝，建立了西周，自封周武王。
3. 周公姬旦，作品：《七月》《鸱鸮》，《周頌》大部分诗歌。西周初期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思想家。姬发的同母弟弟，姬发继承西岐侯位后，任用周公姬旦辅佐自己处理国政。姬发死后，周成王姬诵年幼，由周公姬旦摄政，曾亲自率兵东征，平定了“三监之乱”。周公姬旦对于各种典章制度、文化教育等方面，均有建树，他还将大量商民迁移，营建东都洛邑。白居易《放言》写得好：“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假若周公姬旦、王莽都提前离开了人间，后世对周公姬旦和汉代王莽的评价和猜测会有相反的结论。
4. 姬奭，作品：《公刘》《泂酌》《卷阿》。姬奭就是周召公，姬昌的儿子，姬发的弟弟，封地周南，灭商后被封于燕，与姬旦同时辅佐周成王。《诗经》中有歌颂他勤政爱民、清正廉洁的诗篇《甘棠》。
5. 凡伯，作品：《板》。凡伯是周厉王身边辅佐朝政的卿士。
6. 姬诵，作品：小雅中《南有嘉鱼》以后的部分《清庙之什》《闵予小子之什》诗歌。姬诵生活于公元前约1055年至前1021年，西周第二代国王，谥号成王。姬诵继位时年幼，由周公旦辅政，亲政后营造新都洛邑，大封诸侯，还命周公东征，编写礼乐，加强了西周王朝的统治。公元前1021年，姬诵三十五岁去世。
7. 共姜，作品：《邶风·柏舟》。卫国第十代国君卫共伯之妻，在世时间可用卫共伯执政时间参考，卫共伯公元前814年至前813年在位。卫共伯是卫武公卫和的哥哥，有人说弟弟卫和在釐侯墓道袭杀了哥哥卫共伯而篡位，有人说卫共伯自杀于釐侯墓道。卫共伯在位短暂早死，共姜不再嫁，故成为后世女子守节的典范。
8. 卫武公，作品：《君子于役》《王风·扬之水》《青蝇》《宾之初筵》《抑》。卫国第十一代国君，名叫姬和，因以国为姓，也叫卫和。卫武公是古代廉政君子的形象代表，《淇奥》就是歌颂他的一篇诗歌，他是那个时代周朝的元老，他在位期间能自律修德，百采众谏，常与下臣共勉，堪称卫国一代明君。卫武公出生于周夷王年间，执政于周宣王十六年至周平王十三年，也就是公元前812年至前758年在位，是“共和行政”时期的主要领导者，相当于周天子，中华年表由此而始。卫武公亲身经历了西周的盛衰兴亡，目睹了周厉王流放，周宣王中兴，周幽王覆灭，周室衰微。他在九十五岁时创作了《抑》，字里行间透着他的深情，可谓真心地劝谏，是一篇华夏历史上最早的廉政诗歌。
9. 卫庄姜，作品：《鄘风·柏舟》《绿衣》《燕燕》《日月》。华夏第一位女诗人，《硕人》赞美的就是她，她是春秋时期齐国公主，姜是齐国皇族的姓，因为嫁给了卫国国君卫庄公，人称卫庄姜。卫庄姜在世时间，可用卫庄公执政时间参考，卫庄公公元前757年至前735年在位。卫庄姜出身高贵，侯门之女，美丽非凡，嫁给了卫国国君，由于婚后无子，遭到冷落，生活并不快乐。卫庄公后来娶了陈国姐妹历姒和戴妫，对卫庄姜变得更加暴戾而冷漠。美丽的卫庄姜在漫漫长夜里，孤灯长伴，寒冷深宫，无人相陪，她的作品里有她在淇河岸边的哭诉之声。
10. 许穆夫人，作品：《泉水》《载驰》《竹竿》。华夏第一位女爱国诗人，她出生在淇河岸边，嫁到了许国。在世时间可用卫戴公姬申、卫文公姬毁执政时间参考，因为她和卫戴公、卫文公是兄妹，卫戴公公元前660年在位，卫文公公元前659年至前635年在位。许穆夫人和卫武公代表着一种正气，是淇河之魂，中华民族之魂，是应该歌颂和纪念的对象。
11. 宋襄公之母，作品：《河广》。宋襄公之母也是卫文公之妹，回归卫国后，因思念儿子又不能违制去宋国看望，故写了《河广》。
12. 尹吉甫，作品：《崧高》《烝民》《韩奕》。兮氏，名甲，字伯吉父（一作甫），公元前852年至前775年在世，是周宣王执政时期的一位太师，是《诗经》的作者和采集者之一，后于微子、周公、姬奭、卫武公等诗人，不能尊为“中华诗祖”。尹吉甫的出生地，主要有河北省沧州、山西省平遥、四川省泸州、湖北省房县之说。尹吉甫被周幽王砍了头，后来说是错杀了，于是做了一个金头进行了厚葬。
13. 召伯虎，作品：《江汉》《天保》《劳民》。史称召伯虎为召穆公。周厉王暴虐，国人围攻王宫，召伯虎把太子靖藏匿在家，而以自己的儿子替死。厉王死后，拥立太子靖继位，就是周宣王。周宣王时，淮夷不服，周宣王命召伯虎领兵出征，平定淮夷。
14. 伯封，作品：《黍离》。尹吉甫的儿子。曹植《贪恶鸟论》中说：“昔尹吉甫信用后妻之谗而杀孝子伯奇，其弟伯封求而不得，作《黍离》之诗。”《黍离》诗句：“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者谓我何求”，伯封对父亲尹吉甫的哀怨溢于言表。“伯”应当是“叔”，但不知为何叫成了伯封。
15. 素，作品：《清人》。郑国公子。
16. 子产，作品：《郑风·羔裘》。郑国大夫。
17. 秦康公，作品：《渭阳》。
18. 姬晋，作品：《祈父》。姬晋是周灵王的长子，天性聪明，善吹笙作凤凰鸣，被立为太子，但不幸早逝。据说公元前545年秋冬之际，夜里周灵王梦见太子骑着白鹤来迎接他，遂于癸巳日病死。于是太子姬晋成为神话人物，说是被浮丘公引往嵩山修炼，后升仙。
19. 家父，作品：《节南山》。西周的大夫。
20. 姬宜臼，作品：《小弁》。姬宜臼是周幽王时期的废太子，由周幽王的正妻申后所生，姬宜臼被废后逃往外祖父申侯家。公元前771年 ，周幽王亲率大军讨伐西申，欲杀姬宜臼，导致西申侯与缯、西夷犬戎联兵攻周，破镐京，追杀周幽王、新太子伯服等于今陕西省临潼市东南骊山，西周初灭。申侯、鲁侯、许文公立废太子姬宜臼为周天王于申，天王表示的是周天子无二尊，姬宜臼称平王只是死后的谥号。与此同时，周幽王之党羽虢公翰拥立王子姬余臣于携地，时称携王，这就是西周末年的“二王并立”。公元前760年，周携王在位二十一年后，晋文侯亲自指挥军队攻入王宫，携王自刎而死。姬宜臼可以算得上是篡逆而立，不具有合法性，真可谓合法者被杀，篡逆者传世。
21. 寺人孟子，作品：《巷伯》。周朝宫内管理小路的小臣。
22. 申后，作品：《白华》。周幽王废王后，姬宜臼的亲生母亲。
23. 芮伯，作品：《桑柔》。周厉王卿士，担任司徒，主管教化。
24. 仍叔，作品：《云汉》。周朝的大夫。周代仍、任音相近，故相互假借，仍叔又叫任叔。
25. 僖公申，作品：《鲁颂》，不含《閟宫》。周公旦的二十世孙。
26. 奚斯，作品：《閟宫》。官拜鲁国大夫，这位鲁国大夫不仅夸耀鲁僖公很有些过当，对当时日暮途穷的国家鼓吹太过，歌颂后稷的同时，歪曲了华夏远古农业文明的人文历史，而且还很会哭，《史记》中记载有他会哭的故事。
八
为方便读者，将《诗经》各篇原题目与今译题目集中起来，列于下面：（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