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最初的时候，“诗”和“歌”是一回事，互相不分。然而唱歌和表演依赖天赋及训练，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相比而言，说话和阅读比较简单，可以轻而易举地做好。因此，诗逐渐独立出来，慢慢远离歌舞，不再依赖音色、旋律以及华丽的肢体语言，而是依靠语言本身来展现语言的美。这种分离从远古时代就开始了，始终是诗歌发展的主流方向。诗朗诵以及诗词谱曲的努力，很少能真正增加诗的魅力。这些反过来的作法，犹如生命起源于海洋，繁盛于陆地，却有一些陆生动物如海豹、海狮、海象等又返回到海洋里，过起游泳捕鱼的生活。这种返回，仅仅是选择了一种与众不同的生活方式而已，等同于蝙蝠放弃奔跑行走而要飞翔，只能局部增加优势，不是本质上的飞跃。

那么，什么样的语言才是诗的语言，富有节奏和韵律，蕴藉含蓄，令人回味无穷呢？

有句话说：诗有别裁。别裁体现在诗的所有方面，包括诗歌语言的各个层面。我们姑且从读音、词法、句法和文法这四个方面，来揣摩一下诗的个性和特长，看看诗是如何做到妖娆多姿、光彩夺目的。

首先，诗可以堂而皇之地读别音。

当然，语言是发展变化的，无论字形、字音、词义、语法，都不是固定不变的，语音是尤其变化得迅速、剧烈的部分，什么是别音比较难于定义。汉语历史悠久，变化更大。像入声的消失和平声的分化，导致如今连四声都与古代不一样。我们有多种规范厘定正音，但是在很多时候，还是避免不了纠缠绕结、各说有理的个案，所以才有所谓“约定俗成”的方便法门。

我们不关注语言的发展演变，关注诗歌在读音方面的特权。各种典籍，像《论语》、《诗经》、乐府、唐诗、古文等，都保留有一些古音。对于散文来讲，读音不是关键。我们用普通话朗读《论语》、《史记》，即使与古音不同，一点关系也没有。这就好比不同地方的人用方言说话，读音尽管不同，却足以表情达意、顺畅交流。诗歌里的古音不好随意改，一改就不合辙押韵，没法读了。这类字中比较著名的，像斜霞、儿倪、衰催、回怀，等等，都令人印象深刻。我们念远上寒山石径斜、嫁与弄潮儿、乡音无改鬓毛衰、碧水东流至此回这样的诗句，若不恪守古音，该怎么办呢？是依据《平水韵》好呢，还是遵守《新华字典》好呢？这真是个问题。在通篇普通话的大背景下，关键位置的关键字要保留远古时代的读法，这是诗歌的特权。尽管有些古音至今仍然不同程度地保留在方言中，系统的比如闽南话和粤语，零散的比如湖北方言把斜读成霞，上海话把儿读成倪，可是我们却不在小说散文中这样读。这是一种比较特殊的、诗意的“别音”。

享受这种待遇的还有京剧。京剧唱腔源于乡土，保留了很多方言特色，并加以美化，像白、解、街、如、日、时、世、珠、树等字的读法都不同寻常，唱起来特别好听。这是因为京剧在本质上也是诗。

在遣字用词上，诗的翻新手法更多。“豆蔻”就是十三四岁，豆蔻梢头二月初，描写美丽的少女。“三五”就是三个五，表示农历每月十五，用来指称圆满的月亮。五成了和百、千、万、亿一样的数字词头。在杭州西湖的曲院风荷，一块石碑上刻着白居易诗：三五夜中新月色，二千里外故人心，是藤野先生写的。“寻常”可以当数字用。杜甫《曲江二首》有名句：酒债寻常行处有，人生七十古来稀。这一联妙处何在呢？从句意上看，寻常就是平常；从对仗上解，则寻常必须是数字，才可以与七十相对。它们的确是数字：八尺曰寻，倍寻曰常。同一个词，在同一个句子里，居然可以正义、别义兼用，拐一下弯，形成了出人意料的效果。诗人还有一种巧妙的用词手法，那就是用在看起来不该用的地方，形成强烈的通感效果。红杏枝头春意闹的闹字，曾经引发了长久的争论。

在所有这些手法中，典故的运用是诗人创制新词最得力的手段。辛弃疾人称“掉书袋”。我们读他的《破阵子》，几乎句句是典：“掷地刘郎玉斗，挂帆西子扁舟。千古风流今在此，万里功名莫放休。君王三百州。  燕雀岂知鸿鹄，貂蝉元出兜鍪。却笑泸溪如斗大，肯把牛刀试手不。寿君双玉瓯。”其中比较冷僻的典故有两个：“貂蝉兜鍪”和“泸溪如斗”，用的分别是南朝齐将军周盘龙和南朝宋大将军宗悫的故事。周盘龙年老后不能戍边，还朝任散骑常侍。有一天，世祖和他开玩笑说：“你戴貂蝉（近侍的冠饰）比起兜鍪（战盔）来，感受有什么不同吗？”周盘龙回答说：“此貂蝉从兜鍪中出耳。”宗悫晚年为豫州刺史，可是典签不买账，经常违拗他的意志。大将军无奈叹息：“得一州如斗大，竟遭典签慢待！”如斗大平平常常三个字，却能传达出深厚微妙的含义，非典故不能达到这种效果。

任何人，只要具备足够的文史知识，都可以运用这样的手法批量制造诗歌专用词。而典故的运用，又让诗人可以为几乎所有他要表达的想法都找出一个、两个、多个庄重典雅、文采斐然的别名，恰如其分地镶嵌在千变万化的语文环境中——这样的技巧，从韵文传播到散文，从古文扩散到时文，书香馥馥，袅袅不尽。

从句式上说，诗可以不遵循标准的语法。只要铿锵有力、抑扬顿挫，哪怕“病句”，也是好诗。“花近高楼伤客心，万方多难此登临”（杜甫《登楼》），按正常顺序，这两句应当写成“花近高楼此登临，万方多难伤客心。”“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屈原《离骚》，按通常语法，应当写成吾既有此纷内美兮，我既拥有如此深厚的内在禀赋。仿别音、别字、别词的例，不妨称这样的句子为“别句”。若是使用这样的语法，“寻找现代汉语的音韵美感”就要写成“现代汉语的音韵美感寻找”，相当别扭。可见散文通常是不可以这么颠倒的。

诗可以无比罗嗦，“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乐府民歌《木兰诗》），东西南北兜一圈，不厌其烦；也可以极其简略，“秦时明月汉时关”（王昌龄《出塞》），把什么都捏到一块儿，两边各省略一半；可以酣畅淋漓，“垆边人似月，皓腕凝霜雪，未老莫还乡，还乡须断肠”（韦庄《菩萨蛮》）；也可以结结巴巴，“编，编，编花篮”（民歌《编花篮》）；可以颠三倒四，时间、空间、逻辑、情感的顺序统统不走，“半夜三更贼吠狗，公鸡拖起狐狸走”（儿歌《颠倒歌》）；也可以精密严谨，胜似学术论文，“秋时自零落，春月复芬芳，何如盛年去，欢爱永相忘”宋子侯《董娇娆》。诗可以不知所云。“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李商隐《锦瑟》）这样的诗，你就是读上一百遍，依然迷迷糊糊，难以索解，勾勒不出一幅清晰的画面。诗还可以根本不讲理。赤壁明明在嘉鱼，东坡先生在《念奴娇》、《赤壁赋》里大笔一挥，轻轻巧巧挪到了黄州。对于这件事，有人这样说：“不是坡公两篇赋，如何赤壁在黄州。”只要圆融不滞碍，作品好，诗人小小地违背一下常识亦无不可，完全可以接受。这种现象，也许可以称之为诗的“别调”。

       别音、别字、别词、别句、别调，千样姿态，万番面貌，总之诗有特权，可以打破条条框框，不拘规则。有这个特权，诗人可以穷尽一切可能性，尽情施展拳脚，创造性地运用各种语言素材，呈现出有个性的、活泼泼的、动人的精美作品。“晴窗早觉爱朝曦，竹外秋声渐作威。命仆安排新暖阁，呼童熨贴旧寒衣。叶浮嫩绿酒初熟，橙切香黄蟹正肥。蓉菊满园皆可羡，赏心从此莫相违。”（刘克庄《冬景》）读上一遍，两遍，三遍，我们甚至都用不着弄明白它到底讲什么，就可以背得滚瓜烂熟，脱口而出，真正朗朗上口。这就是儿童启蒙多读唐诗宋词，有助于开发语言天赋的理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