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论“四明狂客”贺知章，一个‘狂’字，便也足了，何为‘狂’也？陶陶任性，悠然物外，是为名士之狂也。《沧浪诗话》言，诗法者五，其一曰兴趣。所谓‘兴趣’，当为“兴象”与“意趣”，“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诗的气象在于直扑读者的生命之气，你看，这细叶如何有生命，若以春风孕育之，这细叶便有了如婴孩般的生命力，若诗人无赤子情怀，断不能作如此诗法。诗还要有趣味，趣味者，乃有余韵也，若香茗之在喉，余音之绕梁，“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乍一读，倒也寻常，然韵味悠远，没有经历过离家数年的人，难以体会个中意趣，走了那么久的路，饱尝人世辛酸，命途多舛，两鬓斑白之时，回返故乡，一句“客家何处来？”倒出了多少的无奈与沧桑，诗人的内心也只有无数地叹息，唉，老了，老了……这就是意趣，贺知章善为此道，乃是因为，虽历宦海浮沉，然心志犹坚，任自由之性，观天地物外，得人生妙悟，于诗文而出，还是这一个‘狂’字！

张旭的草书写得实在是酣畅淋漓，恣意率性，颇具胸中大格局，大沟壑，大境界，大灵魂。实在是书法太优秀，终究掩盖了他的诗名，不过，那首《桃花溪》传诵至今，却见大书法家的山水情怀，桃花源是进得去，却出不来的地方，或者出得来，再寻时，却找不到的所在，隐隐飞桥，桃花流水，自然之真，触动着诗人内心最柔软的部分，那一部分落英缤纷，绵延数十里。好一派青山妩媚，绿水妖娆，诗文之心和书法之心在“最自然”处相遇了，干净，质朴，一气呵成，是书法，是诗文，更是张旭的心灵自守，心中一片桃花源，勿管红尘多变迁！要得就是一个‘真’字。

张若虚存世之诗仅二首，然一篇《春江花月夜》 竟然“孤篇盖全唐”，学者王闿运概之以“孤篇横绝，竟为大家”，通读其诗，既优游不迫，而深沉处，却沉着痛快。假期又读李泽厚的《美的历程》，刚好读到对此诗的相关评价，先生认为，“这诗是有憧憬和悲伤的。但它是一种少年时代的憧憬和悲伤，一种‘独上高楼，望断天涯路’的憧憬和悲伤。”是的，春花春月，流水悠悠，面对浩瀚的宇宙，人类何其渺小而有限，这种对人生展望中所感到的轻烟般的惆怅和哀怨呼之欲出，对自身存在的有限性进行哲理化思考的感伤、惆怅和留恋带有一种独特觉醒的‘自我意识’，这种意识，恰恰和开元年间的精神气象不谋而合，语言深沉而有张力，气象雄浑而有生命力，音节悠扬有致而又优美动听，平声韵与仄声韵交错运用，高低相间，前呼后应，回环反复，层出不穷，音乐的节奏感既强且美。仿佛霓裳羽衣曲，“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不知江月待何人，但见长江送流水。”尽管有些人生的感伤，然而由于其轻盈的音乐美，使得此诗惆怅中带着快慰，迷惘中含着流利，手法之高，情趣之深，确乎冠绝古今。从中可窥探诗人洒脱风流而又深沉忧郁的文士情怀，其实和贺知章之“狂”，张旭之率真，殊途同归，都有一份适意的执着在奔流激越。

包融虽不似前三位有名，然其诗文亦有名士高古之格，那首《送国子张主簿》中有“坐悲芳岁晚，花落青轩树。春梦随我心，悠扬逐君去。”我心随春梦，悠悠扬扬，飘飘荡荡，于暮春时节，夜深人静的晚上追逐友人而去。这一份浓浓的情谊，这一种无奈的相思。亦颇林下之风，以‘我心’逐‘君心’其真挚情怀不输前三者。

以笔者浅见，吴中四士，各有千秋，异中有同，比如以真情入诗，诗文中贯穿洁净浩荡之气，摒弃浮华，以自然万物为宗，又兼哲思义理，然未过分在理，情理相间，恰到好处；又同中存异，如贺知章在‘狂’，张旭重‘率意’，若虚偏‘思’，包融则多了几分人情，作为从初唐至盛唐的过渡流派，‘吴中四士’功不可没！

寒冷 丁酉 癸丑月 庚申日 丑时 发感于宿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