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河风情之十：朱元璋反腐

朱元璋，幼名重八，又名兴余，字国瑞，出身于濠州钟离县（今安徽省凤阳县）一个穷苦人家。建立明朝成为明太祖的朱元璋在“重典治吏”方面对后世影响很大，对当今的反腐倡廉有着重大的借鉴意义。

朱元璋的祖籍为江苏句容县通德乡的一个村庄，他的祖父朱初一户籍为淘金户。根据规定，淘金户每年的赋税必须交纳一定的黄金。句容不产黄金，朱家只得改种庄稼，打出粮食，变卖成钞币后再去购买黄金上交官府。贫家小户怎能经得起如此折腾，不久全家就不能支撑了。至元二十五年（公元1288），朱初一带领全家北渡淮河，来到泗州的孙家岗。这一年，朱元璋父亲朱五四8岁，他的伯父朱五一12岁。凭着朱初一的勤劳，家境逐渐好转。数年后朱家因孩子多且年幼，加之元朝赋役重压，朱五一、朱五四兄弟俩不得不走父辈的老路，举家外徙。老大朱五一携全家前往濠州钟离，老二朱五四则流亡于五河县，在生下重六、重七后，也迁到钟离，最后于戊辰年（公元1328）在钟离之东乡生下朱元璋，取名重八。

凤阳县流传朱元璋的故事很多，其中有个“杀犊讹主”的传说。说朱元璋少时曾给燃灯乡金桥村田主刘大秀放牛，和小伙伴一起把牛宰杀吃了，为了瞒过田主，就带领小伙伴们制作了一个“地牤牛”（竹制的声音像牛叫的玩具），拴在牛尾上，把牛尾牢牢插入石缝中后，独自跑回田主家中，向田主编造了牛钻进石缝，被山神收去的故事。田主将信将疑，同朱元璋上山察看，果见一条黄牛尾巴露在岩石缝里，用力一拉，只听“哞——”的一声牛叫，吓得转身便跑，认为黄牛果真被山神收了去。至今当地那座小山坡，人们仍称之为“烀牛锅山”。这一民间传说从另一侧面说明，朱元璋小时候就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

至正四年（公元1344），濠州钟离一带发生了一场罕见的大瘟疫——鼠疫。朱五一一家14人有13人在这场瘟疫中死去，朱五四一家也有12人死去，只剩下大哥朱重四的儿子朱文正、大嫂王氏、大姐夫李贞、外甥李文忠及朱元璋本人共5人。

朱元璋在他亲自撰写的皇陵碑文中写道：“俄而天灾流行，眷属罹殃，皇考终于六十有四，皇妣五十有九而亡，孟史先死，合家守丧。田主德不我顾，呼叱昂昂，既不与地，邻里惆怅。忽伊史之慷慨，惠此黄壤。殡无棺椁，被体恶裳。浮掩三尺，奠何肴浆。”从这段文字中可看出，朱元璋的父母兄长在瘟疫中死去时，连一块掩埋的薄地也没有，更无棺木，如果不是乐善好施的刘继祖给了他一块薄地，就无法安葬亲人。这些苦难在幼小的朱元璋看来，都是元朝官员腐败所至，所以，少时朱元璋的心田里就种下了痛恨官府腐败的种子。

朱元璋安葬好父母兄长后，于至正四年（公元1344）九月十九日走进禅堂，先后拜见了住持僧德祝和师父高彬，从这天起，他成了於皇寺的小行童。因当时的寺庙是靠收地租养僧众的，既然旱灾、蝗灾、瘟疫一起袭来，租也收不上来了，只好让僧众手捧钵盂各自逃命去吧，朱元璋也被寺庙遗弃。

朱元璋17岁入寺，50天后就开始了乞丐生活。在三年乞游生涯中，他风餐露宿，溯淮而上，尝尽了人世间的孤独辛酸；他云游淮西大地，丰富了社会阅历，锻炼了意志和体魄，更为重要的是他深入了解了最下层人民的生活、思想和愿望，也看清了元朝官吏腐败给人民群众带来的深重灾难。这些为他登基后制定抑制豪强、惩治腐败、赈济贫乏等政策埋下了伏笔。

明初，朱元璋总结了元朝败亡的教训，认为纲纪废驰、官吏放纵，从而激化了阶级矛盾，导致了农民大起义，这是元王朝崩溃的主要原因。为此，他极力主张“立国之初，当先正纲纪”，用重典惩治“奸顽”。当时，摆在朱元璋面前的严重问题，一是吏治的废驰。二是社会经济的衰败不堪和元末的战乱已造成全国经济的凋敝局面，要解决社会经济问题，就必须澄清吏治。因为吏治是巩固政权的首要问题，他认为“此弊不革，欲成善政，终不可得”。为此，他大张旗鼓地开展反贪斗争，以澄清吏治。“太祖开国之初，惩元季贪昌，重绳赃吏。揭诸司犯法者于申明亭，以示戒”。“重典治吏”成为明初为政、立法的指导思想。

在历代帝王中，朱元璋是对贪污腐败最深恶痛绝的一个。翻开《大诰三编》，你会看见皇帝亲自惩办的贪污案里，有这样一些赃物：“收受衣服一件，靴二双”、“书四本，纲巾一个，袜一双”。官员犯了别的错误尚可饶恕，唯有贪污，绝不放过。在反贪运动开始时，他规定凡贪污六十两银子的，就要“剥皮实草”，摆在衙门前示众。什么叫“剥皮实草”呢？就是把贪官的头颅砍下，挂在竿子上示众，再剥下人皮，塞上稻草，摆到衙门公堂旁，用以警告继任者和其他官员。当时各州府县衙门左侧都设有皮场庙，是专门的剥皮刑场。

朱元璋对贪污之官，宁肯错杀一千，也不放过一个。他规定，凡贪污案件，都要层层追查，顺藤摸瓜，直到弄清全部案情，将贪污分子一网打尽为止。从洪武四年到洪武十八年，朱元璋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数次轰轰烈烈的反腐败运动。如洪武十五年（公元1352）的空印案、十八年（公元1385）的郭桓案和驸马欧阳伦案。受株连被杀的达七八万人，“自六部左右侍郎下皆死，核赃所寄遍天下，民中人之家大抵皆破”，算是把朝廷上下一扫而空了。由于戮杀过甚，两浙、江西、两广和福建的行政官吏，从洪武元年（公元1368）至十九年（公元1388）竟没有一个做到任期满的，往往未及终考便遭到贬黜或杀头。用朱元璋的话说：“自开国以来，两浙、江西、两广和福建设所有司官，未尝任满一人。”

朱元璋在总结元亡的教训，谈到吏治的废弛时，认为造成这种局面的重要原因是法制松驰，“由法制不明而伦之道坏也”。为根除腐败现象，他重视立法工作，制定了一系列惩贪法律，建立了防治并举的反腐惩贪制度。洪武时期颁布的法典中最著名的有《大明律》和《大诰》。为了加大惩贪力度，朱元璋使用重刑，亲自编篡惩贪法规汇编——《大诰》，之后又编写《大诰续编》、《大诰三编》、《大诰武臣》等。惩罚手段极其严厉，其严酷程度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个封建王朝。朱元璋还十分重视监察机关在反贪中的作用，对监察官要求很严格，从“贤良方正之人”中慎选，而且“凡御史犯罪”从重判处；其次，他设置了比前代更为严密的监察百官之网，在中央除设都察院处，还设置六科给事中，加强对各部院的监察，作为专门的监察机构，以纠举弹劾贪官污吏为主要职责。在地方，除有中央委派的监察御史外，公元1376年又在各省设察司，掌监察；公元1391年，他还设“巡抚”制，中央派亲信重臣到各地出巡，监察地方官。这样三者交叉监察地方，形成纵横交错的监察网，有效地防止了地方官的腐败。

朱元璋在反贪运动中，很注意通过宣传教育，以使官吏从思想上筑起拒腐的堤防。洪武十八年前后，朱元璋亲自编写了四本诰书印发给各位朝臣，让他们认真学习，引以为戒。洪武二十五年，他又亲自编写了《醒贪简要录》在奉天门向百官宣讲，并颁布中外。官府还在民间组织讲读大会，传人讲授，万众聆听，大造声势，“天下有讲读大诰师生来朝者十几万余人”。朱元璋曾命令各地城乡设立早明亭，将辖区内犯罪者的名字和罪过写上。“广而告之”，昭示乡里，以劝善惩恶，以收到“办一案教育一片”之效。为了扩大《大诰》的影响，他还把它列入全国各级学校的必修课程，科举考试从中出题。他还下令将《大诰》编成普及本，发至每个农夫手中，能背诵者颁奖。

朱元璋还注重表扬廉吏并越级提拔以树正面典型。有个叫陶后仲的官员，在福建任按察使时惩治贪官数十人，尽除宿弊，抚恤军民，朱元璋知晓后，下令大力表彰。某官员曾向河南按察司佥事王平行贿，王平反而将其抓起来送审，朱元璋得知后，不但嘉奖王平，还提拔他升任都察院左佥都御史。驸马欧阳伦贩运私茶，许多大臣避权贵不敢过问，河桥巡检司的小吏却大胆检举揭发，朱元璋予以旌表，大谈其不避权贵的精神。对善始善终的清官，朱元璋不仅给予重赏，还为他们修建府第；清官寿终时，还亲自为其撰写祭文，以彰其德；他还命人将清官廉吏事迹列入《彰善榜》、《圣政记》中，使之千古流芳。

朱元璋反腐敢于从最亲近的人处开刀。他的女婿、驸马都尉欧阳伦，凭着自己是马皇后亲生女儿安庆公主的丈夫，不顾朝廷的禁令，向陕西贩运私茶。后来河桥巡检司的一位小吏向朱元璋告发了此事。朱元璋核实后下令赐死欧阳伦，谁说情也不行。朱元璋唯一的胞侄、开国功臣朱文正，违法乱纪，他毫不留情地废了他的官职。朱元璋的亲信开国功臣汤和的姑夫，自以为有硬邦邦的靠山亲戚，就隐瞒常州的土地不纳税粮，朱元璋也依法将他处死了。

 “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为了让全社会形成节俭、纯朴的风气，朱元璋以身作则，行俭朴、禁奢靡。每日早膳，只用蔬菜就餐，中午“四菜一汤”。穿的衣服不求新。在营建应天府新内城时，他对主张豪华雕饰的主管工程大臣责道：“敦崇俭朴，犹恐习于奢华。尔不能以节俭之道事予，及导予侈丽。” 公元1368年，朱元璋对蕲州进献竹罩一事非常恼怒，他认为将会造成“天下闻风，争进奇巧，则劳民伤财，自此始矣”。后清退所献之物，并要求各省引以为戒。他坚持用铜而不用金造乘舆服饰诸物，直至死前，他仍遗诏要求丧祭之物品不用金玉。

由于封建官场的弊病，严密的监察网对于反贪的作用也十分有限，朱元璋又想出一招，建立民众监督参与制度，借用民众的力量加入监督官吏的反贪行动中。洪武元年令：若官吏额外科敛，“许民人拿赴有司，若有司不理，拿赴亲束议枭令”。在《大诰》中这方面的规定也很多，第36条中规定：百姓若发现地方官吏混淆是非，滥收赋役，允许联名赴京上告。为了保证这一措施的实现，朱元璋对赴京上告的百姓给予保障，规定对敢于阻挡上告的百姓者“其家族诛”。这种政府监察和民众监督相结合的方法，有效地预防和惩治了腐败行为。

洪武时期反贪风暴中所采取的政策和措施起到的积极效果不言而喻。通过朱元璋刚猛治国、重典肃贪的手段，明初的吏治得到澄清，社会生产有了较快的恢复。清朝张廷玉所撰的《循吏传》写道：洪武三十多年，占所有明朝清官三分之二。“一时守令畏法，洁已爱民，以当上旨，吏治焕然丕变矣”。

正确把握朱元璋反贪的经验和教训，以古鉴今，对我们今天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历史的航船又前行了600余年，朱氏洪武王朝已成为历史陈迹，其“重典治吏”、“刚猛反贪”的时间虽然为期不长，也曾“人亡政息”，很快夭折，但其反腐倡廉的许多重要举措及多措并举的重大方略，却在反腐治贪史上留下了深深的印迹，为后世的反腐败提供了许多可资借鉴东西。我们深入发掘朱氏洪武王朝反腐倡廉的现实意义，以史为鉴，古为今用，定会有利于反腐倡廉工作积极有效的开展，有利于党风廉政建设的规范化、制度化、持久化进行，以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持续高度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