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四（指2018年8月9日），我在出差途中接到父亲电话，问我什么时候能回去，说有事要对我说。我解释说，正在去黑龙江出差的途中，要到周六才回南京；如果急的话，我就马上赶回去。父亲说：“不急，你星期天回来吧“。
挂断电话，我颇有些意外：一是这些年来，父亲内心很想我们回去看他，但从来没有主动提出过；二是我上个月才回去看他，还为我准备了土鸡蛋和菜籽油，临走时还把我们送到停车的地方。
由于航班延误，我星期天（8月12日）凌晨1时才回到南京的家。早上5：00左右，大姐打来电话，说父亲叫我马上回去（我是兄妹中唯一在外地工作的）。我和妻子急忙起床，开车赶往老家。
父亲今年90岁。因村庄拆迁，这两年一直租住在附近的两间平房里。上周三，租住的房子空调坏了，父亲被大姐和弟弟”强行“搬到了弟弟家。
约7：30，我和妻子赶到了弟弟家。 见父亲躺在床上，精神状态比上个月略差些，其他都还好。
我问父亲：“电话里说有事要对我说，什么事啊？”
父亲说：“我今天要走了，后事怎么办，昨晚已经和你姐姐、弟弟交待清楚了。”说这些时，父亲神智清醒，态度坦然。我和妻子如同在听“故事”。妻子还开玩笑说：“你是神仙啊，怎么知道今天要走呢？”父亲未置可否。
期间，弟媳告诉我们：父亲搬来3天，刚来时生活上一切正常。但从昨天开始，就不怎么下床了。昨天晚上，父亲让弟弟把大姐叫来，交待自已的后事，井井有条，详详细细。连办后事需要的一些器物，他之前都准备好了，设灵堂用的长明灯灯芯也在当晚搓好了。早上4：00多，父亲叫醒弟弟、弟媳，让他们去租住的房子，把寿衣和祭奠物品拿过来。弟弟不愿意，说好好的，准备那些干嘛？但拗不过父亲
，只得照办。父亲还让他们通知晚辈们“能来的都来”。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大姐给我打的电话。
我问了父亲的身体状况，也没什么异常，闲聊了一些家常事，帮他修剪了指甲。
快10：00时，父亲一支烟抽到一半，说不想抽了。我们觉得他有些困倦，就让他睡一会。父亲侧身，脸对着我们安静地睡去。我们围坐在旁边小声闲聊。约10：30，检验工出身的妻子眼尖，说父亲“好象不呼吸了，是不是真的走了”？大姐赶紧上前细看，父亲真的停止了呼吸。这让在场的所有人大感意外：刚才还在说话，就这样平静地“走了”，如同睡着了。
父亲生于1929年，一个兵荒马乱的年代。从童年开始做长工，直到新中国成立。抗美援朝期间，父亲在1952年下半年应征入伍，在新兵团训练，准备补充到朝鲜前线部队。父亲所在的新兵团赴朝前夕，不知怎么走漏了消息，不少新兵逃跑了。由于父亲在训练期间表现好，熟悉当地情况，团里就派父亲跟随一个排长去抓逃兵。任务完成后，父亲被分配到后组建的另一个新兵团。在训练快结束时，朝鲜停战，这个新兵团就地解散，父亲错过了抗美援朝，回乡务农了。
1960年，正是三年“自然灾害”期间，父亲在工地上挑水库。期间爷爷去世了，父亲向领导请假。可领导说工期紧，不准假！父亲是家中长子，在没有得到批准的情况下，私自赶回家，为爷爷办了丧事。回到工地后，被领导扣罚了3天口粮，结果饿倒在工棚里，奄奄一息。幸有贵人相助，才捡了一条命。
父母养育了我们兄妹五个，都是在山芋和南瓜为主的半饥半饱中长大的。父亲对子女管教严格。我小时候也不大让人省心，经常逃课（那个年代学校教学很不正常
，老师对学生基本是放任不管），为此没少挨过揍。恢复高考后，我突然开窍了，是那一带有史以来第一个通过读书“跳农门”的人。高考成绩出来的那段时间，平时鲜有笑容的父亲，明显能感觉到他发自内心的喜悦之情。那年我17岁。报到那天，是我第一次出远门，父亲是一直把我送上火车，帮我找好座位，嘱咐又嘱咐。
1987年，我们兄妹均已长大。当时农村包产到户也有几年了，农村及家庭条件逐渐好转。可这年初，劳碌一生的母亲因高血压突然离世。当时我们船在吴淞口锚地抛锚扎雾，收到母亲病危的电报后，我几经周折，一路急赶，次日下午赶到家时，母亲已经去世。那天见到父亲，感觉他明显苍老了许多。
母亲去世后，父亲一直单身。弟弟成家后，父亲开始一个人单独生活，既要种田种地，又要洗衣做饭。父亲中年得过肺结核，有心脏病。母亲去世后，身体和精神状态大不如前。为了不让父亲过于劳累，我一直劝他别再种田了。但父亲坚决不肯，说是闲下来会生病的。直到几年以后，父亲才听从劝告，把那一亩多水田让给别人种了。
这以后，父亲就精心打理几分菜地，一年四季的蔬菜自给自足，余下的用于喂鸡。我每次看父亲回南京，车子的后备箱里都装满了父亲自已种的蔬菜、自己养的鸡下的蛋，有时候还有2只杀好、洗好的鸡。每次看到我们大包小包的往回带，父亲明显流露出很享受的表情。不再种田以后，父亲从身体和精神上逐渐恢复，平静地过着以种菜、养鸡为主要内容的晚年生活。
父亲有些大男子主义思想，母亲在世时基本上是不做家务的。但单独生活以后，父亲平时把住处收拾得整整齐齐，衣着也干干净净。茶余饭后与村里的老人闲坐聊天。父亲被村里公认为最享福的老人，也是迄今为止最长寿的。
虽然我们给的生活费足够他生活用度，但父亲仍然习惯性地省吃俭用，给他买的新衣服都舍不得穿，直到去世时还有许多新衣服没穿过。
父亲唯一的“不良嗜好”是抽烟，我每次回去看他，都会多带几条香烟，也就是金南京、红塔山之类的。妻子有一次发现：父亲拿我们带给他的香烟，去附近小店换成更便宜的香烟。当时父亲有些尴尬，说“抽那么好的烟可惜了。以后同样的钱，你不如给我多买几条”。想想也对。这之后，我就按父亲的意思，多买几条便宜的香烟带回去，免得他再去换了。
最近两年，每次我看父亲返回南京时，父亲都会送我们到车子旁边。车开出后，从倒车镜中，看到父亲一直站在路口......
父亲去世的当晚，姐姐转告父亲的交待：说这些年我给父亲的生活费，他大部分存了起来，基本上够办后事用度了，说是”为老二减轻点负担“；说我上个月给他的生活费（我半年给一次生活费），他没机会花了，要还给我；说他去世后，亲属以外的份子钱一律不要收，亲戚们的份子钱，要按公亲私亲分别处理；还说有几份人情他没机会还了，让我们找机会代为感谢人家……
在姐姐转述的过程中，我止不住泪如泉涌。
父亲是个地地道道的农民，也不识几个字，但生的明白，死的明白。 以前我曾和妻子说过，我每每想到母亲就心酸。因为我工作没多久母亲就去世了，几乎没有尽到做儿女的义务。而对父亲，无论是经济上还是精神上，我都尽可能地满足他，尽到做儿女的义务，唯一的遗憾是没能陪他几天。
以前总是想：老人去世前，怎么也会在床上或医院躺个十天、八天的，到那个时候可以好好陪父亲几天。可是，我被叫到父亲身边才3个小时，父亲就”走了“......
2018年8月17日起草、2023年6月18日修改于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