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的大门口是一条大街——张家街。过街对面是一个方圆十几米的空地。空地的东边是新爷爷的房子，进深很长，空地的西边是林爹爹的房子，进深也很长。空地的底边也有两座房子，不过靠东的大些，杨老板的，而靠西的小些，很小些，独间，如一个鸡笼垛在仓库旁。

鸡笼屋的主人是个老婆婆，姓曹，不仅没有儿女，就连丈夫也早早的走了。据说她丈夫还是北伐军的一个官，没等胜利就死了。曹婆婆是我的本家，奶奶辈，比我的奶奶小，我就喊她为幺婆婆。

幺婆婆虽然是孤老，可梳洗得很干净，穿得很整齐。每天清晨，就下河把衣服清好了，晾在门前。晾衣服的架子是自己做的，三根不粗不细的一人多高的竹竿用绳子在上端系紧，将下端分开，垛在地上，就成了一个站架，这样的架子做两个，一边放一个，上面横一根竹竿，就成了。

星期日的上午，太阳翻过新爷爷的院墙，贴在林爹爹的墙壁上，亮亮的，暖暖的。幺婆婆搬把椅子，坐在林爹爹墙壁旁的太阳里，一针一线的做鞋子。椅子旁边的鞋篓子里已做好一只，小小的尖尖脚，黑黑的，如织布的梭子一半头。我在她屋里搬了个小椅子，坐在她对面。

“跟我婆婆的一样！”我说。

“我比你婆婆的小！”幺婆婆看着我说。

我信，因为据说她是大户人家的女儿，她的屋里至今还有两个像腰鼓的青花瓷凳子，但比腰鼓大多了，石板街大多数屋里我都进去玩过，凳子不是木头做的就是竹子做的，没见过这么好看的凳子。不过，听说娘家没有什么人了。

“幺婆婆，您怎么不去队里捡棉花？”

“我不是队里的人。”

“您没入社？”

“没入。”

“您怎么不入呀？”我惊讶起来.

“我没田。”

“您的田呢?”

幺婆婆抬起头望了望天上，头顶上，一对燕子飞去飞来。

“田都被你的幺爹爹卖了！”

“卖了？钱呢？”

“全给得他的部队了。”

那夜，我睡在床上想，要是那个幺爹爹不死，当了大官，幺婆婆现在一定住在大城市。如果那个幺爹爹不去当兵，田就不会卖，她就和我的婆婆一样，天天在队里挣工分。

幺婆婆是个很自爱的人，从不和人吵架，从不串门，也很少有人到她家里来坐，因为大家都在队里忙。虽然丈夫死得早，虽然没儿没女，但从来没有人在她背后说闲话。她从外面捡回枯树枝，坐在后门口砍成一节节的，码在檐口下。称一斤豌豆剥成瓣子，晒干沃出蓝霉，与红辣椒、蒜子和在一起，这就是她的家常菜。本家的人们这个给一个老南瓜，那个给几条嫩黄瓜……她总是谢了又谢，说：“我又帮不了你们什么忙！”

她的针线活做得特别好，袜底上的花呀蝶呀绣得栩栩如生，她成天坐在屋里绣，却没看见她穿，问她，说是帮别人绣的。她还会纺线，常常坐在一部陈旧的纺线车前，呜的呜的纺。别人送来几斤弹好的棉花，她用一根芭王苗子缠上棉花，拿个小板子压在上面几滚，就成了一根棉条。
       我无事了，就坐在青花瓷的凳子上，看她纺线。我的婆婆也很会纺线，但不会唱歌，可是幺婆婆喜欢一边纺线一边唱歌。她最爱唱的是《孟姜女哭长城》，“……九月里来是重阳，重阳老酒菊花香。满满洒来我不饮，无夫饮酒不成双……”声音甜甜的脆脆的，可是听了心里酸酸的。虽然鸡笼屋没有窗子，屋子里光线较暗，但幺婆婆那苗条的身材还是清清楚楚的，即使脑后绾了个圆溜溜的髻，也模糊不了当年的眉清目秀。

这条街的孩子都喜欢到这个空场子里玩，跳房子、赶羊羊、滚铁环、跳绳、藏猫。有一次，林果子藏到她的房屋里（卧室），我们到处找，幺婆婆坐在门口做鞋帮子，望着我们微微地笑。我们明白了，跑进她的房屋里抓住了林果子，喊笑中，不小心把幺婆婆的米坛子撞滚了，米撒了一地。幺婆婆见我们呆在屋里，进来一看，笑着说：“去玩吧，我来弄。”

一天，我放学回来，看见好多人往幺婆婆家跑。出什么事了？她家从来没到过怎么多人。我跑进去看，我婆婆正坐在那里哭，说：“我的姊妹呀，我遭孽的姊妹呀，你怎么不吭一声就走了……”本家的几个婆婆婶娘都在喊喊的哭，把我的泪也哭出来了。鸡笼屋的小桌子上点了一盏豆油灯，小小的火苗昏黄的飘着，桌子前面的地上放了一个小铁锅，里面烧着纸钱，飞溅的纸灰落在衣服上，是那么的苍白。人们在床上的席舖草里翻出了一个包，手绢包的，打开一看，都是毛毛角角，大部分已旧，一清，百把零，人们看见那一叠集集攒攒的钱，看见早已备好的棺材，哭声更响了，就连叔叔伯伯们的脸上也挂满泪水。

       这一夜，我们都没有睡着。第二天，请了一套锣鼓家叶，把幺婆婆送上山了。回来的路上，我回头望了望，张家垭上的鞭炮声还隐隐约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