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诗词对２０世纪中国文化转型的表达
华玉振
摘要：２０世纪是中国文化面临中西之争、古今之辩最为激烈，民族文化前景抉择最为艰难的时期，开始了中国文化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毛泽东是２０世纪中国文化转型的代表。在这个转型过程中，毛泽东诗词艺术地铺展了从批判传统文化、继承传统文化再到建构中国现代文化的历史性画卷，以及基于历史与个人因素而导致的矛盾、错误及偏执。
在中国历史上，２０世纪是中国文化面临中西之争、古今之辩最为激烈，民族文化前景抉择最为艰难的时期，开始了中国文化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在这个时期，“中国出了个毛泽东”，毛泽东以其思想和行动的双重示范，成为中国文化转型最伟大的代表性人物［１］。在这场波澜壮阔的文化转型中，毛泽东诗词艺术地铺展了从批判传统文化、继承传统文化再到建构中国现代文化的历史性画卷。同样，我们也可以在毛泽东诗词中，找到他在这场文化转型过程中的矛盾、错误及偏执。
一、毛泽东诗词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
在毛泽东出生的时代，中国文化的主流是以孔孟之道、老庄哲学和佛学精神为代表的传统文化。而且，在战争之前，中国文化虽然一直与外域文化就有延绵不断的交流，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曾经消融和吸收外域文化的部分内容，但中国文化的先进性和主体性没有任何中国人怀疑过。战争的炮火，摧毁了中国人对自身几千年文化的自信，开始了对西方文化的全面学习，开始了对西方文化道路的选择。在这个过程中，虽然立足于本土文化的国粹派和修补改良派也有人在，但否定传统、仿效外国的呼声是时代主旋律，成为当时中国文化的整体发展方向。直到２１世纪初期的现在，这种趋势仍在持续，没有根本回转。作为这个历史时期中国文化转型的标志性人物，毛泽东在其诗词创作中，不可避免地体现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思想。
（一）对传统文化的超越，批判“趋古文化”，倡导“向前文化”
中国传统文化的终极价值在“过去”：儒家几千年孜孜不倦地尊崇“先王”，赞美“三代”，把远古的故事作为最庄严、最高尚的文化；老庄哲学以弃世和绝世的态度表达对上古故事的渴望和羡慕，表达对当社会的失望和不满；佛教以佛本生故事作为价值楷模，以“回头是岸”劝人向善，引导人跨越现实走向虚无的彼岸。毛泽东改变了这种“趋古文化”模式，主张以积极的人生态度认识现实和改造现实，倡导“向前文化”。受晚清公羊学派龚自珍、魏源、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等人的影响，毛泽东认同三世历史进化学说，在批判趋古传统的同时，主张今人胜古人，古人胜前人；人类的最终文化价值不是在过去的古代，而是在可以想象的未来。受这种文化思想的影响，毛泽东诗词中的优秀作品大多充满乐观主义精神，浪漫主义情怀跃然词间，也是毛泽东诗词所以能够独树一帜、广为传颂的主要原因。如《沁园春·雪》和《七律·和柳亚子先生》这两首诗词，一首表达宏大主题，一首抒发个人情怀，但其中“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风物长宜放眼量”所展露的历史进步、个人成长思想，纤毫毕现。
（二）对历史发展动力的颠覆，批判“帝王文化”，歌颂“人民文化”
历史发展的动力是什么？传统的中国文化理论认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是帝王在替天行道，“圣人出，黄河清”。受先秦孟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晚清龚自珍“我光造日月，我力造山川，我气造天地”及“天地人所造，众人自造，非圣人所造”之类民本思想的影响，毛泽东认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动力”。因此，要反对朝廷文化、士大夫文化和精英文化，提倡稗野文化、乡土文化和市井文化。中国历史，不应该单纯写成朝代更替历史、帝王将相历史，还应该写成农民历史、革命历史。如：
沁园春·长沙（１９２５年）
独立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头。
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漫江碧透，百舸争流。
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竞自由。
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携来百侣曾游，忆往昔峥嵘岁月稠。
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
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
曾记否，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
这首词写于大革命前夕，充分表达了毛泽东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发展根本动力的思想。
（三）对传统社会秩序的蔑视，批判“专制等级文化”，倡导“民主平等文化”
毛泽东还从根本上颠覆被汉代以后“儒家”篡改了的孔孟思想中的上下关系、尊卑关系、贵贱关系和大小关系，指出“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干部和官员是人民的公仆、勤务员，“小人物”可以批判“大人物”等。“毛泽东，爱人民”———《东方红》的这句歌词，代表了毛泽东的这种文化观念，毛泽东诗词中有很多体现这种批判精神的作品。如：
浪淘沙·北戴河（１９５４年夏）
大雨落幽燕，白浪滔天，秦皇岛外打鱼船。
一片汪洋都不见，知向谁边？
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
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
七律二首·送瘟神（其二）（１９５８年７月１日）
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
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
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三河铁臂摇。
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
二、毛泽东诗词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
对待中国传统文化，毛泽东在他所处的时代，从开始的反思、批判，逐步转变为批判与继承的结合。到１９４０年，毛泽东在陕甘宁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提出，发展中国新民主主义文化，必须批判地接受古今中外的进步文化，“排泄其糟粕，吸收其精华”。后来，又将这一观点总结为“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去伪存真，去粗取精”［２］。在毛泽东诗词中，这种批判地继承，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天人合一、物我一体、人物和谐的世界观
在中国文化史上，“天人合一”是个古老的命题，无论儒家、道家和释家，都有“天人合一”的共同内涵，主张人与自然是一体共通的，是一种亲和关系，自然万物是人愉情悦性的对象，人们可以从中获得身心的愉悦，实现个体生命与宇宙生命的融合。毛泽东继承“诗言志”的文化传统，诗词作品大多情景相交、情中见景、景中见情、情景合一，充满人与自然真诚朴素的天人恋情，通过对抒情言志所用的日月流转、冬去夏来、虫鱼律动等自然意象的运用，表达诗人思想深处那种心物交融、心物一体的“天人合一”情结［３］。“天人合一”最早源于庄子，毛泽东深受庄子思想影响，不可避免在诗词创作中会有所体现。其中一首最为典型：
念奴娇·鸟儿问答（１９６５年秋）
鲲鹏展翅，九万里，翻动扶摇羊角。
背负青天朝下看，都是人间城郭。
炮火连天，弹痕遍地，吓倒蓬间雀。
怎么得了，哎呀我要飞跃。
借问君去何方，雀儿答道：有仙山琼阁。
不见前年秋月朗，订了三家条约。
还有吃的，土豆烧熟了，再加牛肉。
不须放屁！试看天地翻覆。
这首词，立意取材于《庄子·逍遥游》，借鲲鹏与雀儿的问答，表达“我”与天齐、志在万里的革命豪情。更主要的是，词作体现了“天地与我共生，万物与我为一”的“天人合一”思想，体现了毛泽东在当时的中苏关系中的自信，达到了与宇宙、自然融为一体，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拦的理想境界。
（二）一分为二、格物致知、知行合一的方法论
一分为二的辩证思维、格物致知的认识方法、知行合一的实践方法，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之一。毛泽东的很多诗词，都是辩证地、科学地、实事求是地反映中国革命和实践的，给人以昂扬向上的精神启迪。如：
忆秦娥·娄山关（１９３５年２月）
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
霜晨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咽。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
清平乐·六盘山（１９３５年１０月）
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
不到长城非好汉，屈指行程二万。
六盘山上高峰，红旗漫卷西风。
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
关于《忆秦娥·娄山关》，毛泽东在１９５８年９月出版刊发时批注道：万里长征，千回百折，顺利少于困难不知有多少倍，心情是沉郁的。过了岷山，豁然开朗，转化到了反面，柳暗花明又一村了。实际上，不仅军事上的形势这时转好了，更重要的是政治上、思想上的形势转好了。在这首词创作前不久，遵义会议实际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确立了毛泽东思想的正确路线，为中国革命找到了知行合一的正确道路。《清平乐·六盘山》，同样是创作在长征期间。在遵义会议精神的正确指导下，红军长征进入最后阶段，六盘山是最后的障碍。“不到长城非好汉”，“红旗漫卷西风”，形象描绘了红军心有所知、行有力量的革命壮举。
（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文化载体观
在文化传承上，善于运用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语言及其表达方式、表达话语，说明毛泽东当之无愧为文化转型中继承传统的优秀代表。除熟练运用中国语言的口头叙事表达和实用书面叙事以外，毛泽东的诗词艺术更是运用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文化载体传承中国文化的典范。毛泽东广泛阅读了大量的唐诗宋词，据统计，曾经批注过的古典诗词达１ ５９０首，涉及诗人４２９位［４］。在创作方面，古体诗、韵语、楹联、格律诗、词等形式均有涉猎，其中祭文、挽联、唱和等作品在日常工作生活更是起到很好的文化传承作用，是继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楷模，真正做到知行合一，这么说，也这么做！毛泽东善于通过诗词创作表达情感、激励斗志。“如果他不置一切于不顾，去吟上几首诗以表达令人振奋的斗争激情，描绘中国山河的壮丽，就难以结束一场战斗。”［５］在毛泽东时代，毛泽东诗词更是成为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交锋中所剩无几的仅存种苗，成为那个时代的传统文化的中流砥柱，对于凝聚人心、动员人力，促进革命和建设，发挥了独特而神奇的作用。
三、毛泽东诗词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重构与矛盾、错误和偏执
不破不立。破是为了立。我们破坏一个旧世界，是为了建设一个新世界。大乱之下有大治。毛泽东的这些观点，在中国文化的重构上体现极为充分。在毛泽东诗词中，诗里词间可以发现毛泽东对中国文化重构的积极探索。
（一）革命和运动的思维及行为方式
对于病魔缠身、积重难返的旧中国，毛泽东时代对民族前途命运的探索，有两种道路：一种是改良、渐进式的，一种是革命、运动式的。从走出韶山冲到参加共产党、联合国民党，毛泽东初期的选择更多地倾向于改良、渐进式的，直到１９２７年大革命失败，血与火的事实使毛泽东及共产党人逐渐认识到“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真理，并通过革命取得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胜利。新中国成立后，裹挟着新生政权的惯性，在巩固政权与发展建国的两难境地中，革命和运动成为推动工作的主要方式。体现在毛泽东诗词中，革命文化思维是主旋律。季世昌《新编毛泽东诗词鉴赏大全（足本）》收录的９７首诗词中，直接反映革命战争题材和群众运动题材的作品有４０首，其他作品或多或少也与此相关［６］。如：
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
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
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
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
才饮长江水，又食武昌鱼。万里长江横渡，
极目楚天舒。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今
日得宽余。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
风樯动，龟蛇静，起宏图。一桥飞架南北，
天堑变通途。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
峡出平湖。神女应无恙，当惊世界殊。
“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这句话所表达的彻底的革命精神，历来为兵家、史家所称道。“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表现了毛泽东善于组织和发动群众开展运动式作战的高超艺术，在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不久，酝酿社会主义的更快发展，成为树立“三面红旗”、开展“大跃进”运动的思想前奏。
（二）坚持中国主体文化和批判吸收外来文化
在指导思想上，毛泽东是坚定的民族文化倡导者。独立自主，坚持走自己的路，是他一贯的文化精神。特别是在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上，较早走出本本主义和教条主义的制约和束缚，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独特文化道路，创立了毛泽东思想体系。在诗词创作中，这种反对帝国主义文化，坚持传承中国本土文化的思想，屡有作品体现。比如：
云开衡岳积阴止，天马凤凰春树里。
年少峥嵘屈贾才，山川奇气曾钟此。
君行吾为发浩歌，鲲鹏击浪从兹始。
洞庭湘水涨连天，艟艨巨舰直东指。
无端散出一天愁，幸被东风吹万里。
丈夫何事足萦怀，要将宇宙看秭米。
沧海横流安足虑，世事纷纭何足理。
管却自家身与心，胸中日月常新美。
名世于今五百年，诸公碌碌皆余子。
平浪官前友谊多，崇明对马衣带水。
东瀛濯剑有书还，我返自崖君去矣。
在这首长长的七古诗中，虽然毛泽东对派罗章龙等人去日本学习抱有期待，但核心思想是学为我用：“管却自家身与心，胸中日月常新美。”只有化外用为内学，把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相结合，才能在“世事纷纭”中把握方向。再如：
念奴娇·昆仑（１９３５年１０月）
横空出世，莽昆仑，阅尽人间春色。飞起玉
龙三百万，搅得周天寒彻。夏日消溶，江河横
溢，人或为鱼鳖。千秋功罪，谁人曾与评说？
而今我谓昆仑：不要这高，不要这多雪。安
得倚天抽宝剑，把汝裁为三截？一截遗欧，一截
赠美，一截还东国。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
在红军长征即将结束的时刻，中华民族的外来危机却日益加深，日本侵华步步紧逼，欧美对中国革命的敌视日甚一日。１９５８年，毛泽东在出版此诗时批注说：昆仑，主题思想是反对帝国主义的，不是别的。同时，以中华民族的宽广胸襟及世界大同的共产主义理想，自信地表达了中华文明与世界文明和谐共处的美好愿望。再如：
卜算子·咏梅（１９６１年１２月２７日）
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
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
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
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
２０世纪６０年代的第一个春秋，正是美帝国主义及其盟友反华大合唱最为嚣张的时候。新生政权能不能巩固，国家安全是否有保障？毛泽东反用陆游同题词意，激励他的战友和人民要顶得住压力，争做毫不动摇、不惧严寒的梅花。这，正是中国文化主体性的体现。
（三）知识分子同工农群众相结合
毛泽东在中国文化的重构上，特别重视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他认为，文化问题的核心是思想问题；思想问题的核心是知识分子问题。只要知识分子同广大工农群众思想一致、行为一致，中国的情况就好办了。为此，他提出了知识分子要向工农群众学习，当好“小学生”；知识分子要上山下乡，同工农群众相结合；知识分子要经常“洗澡”“割尾巴”等方案，力求消弥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脱离、共产党同工农阶级脱离的危险。在诗词创作中，这类作品时有体现。如：
五言诗·井（１９０６年）
天井四四方，周围是高墙。
清清见卵石，小鱼囿中央。
只喝井里水，永远养不长。
这里以井里的鱼比喻人生，要走出固有的认识范围，必须到更广阔的生活中成长锻炼。其实，这也是对诸如毛泽东一样的知识分子的谏言。再如：
杂言诗·耕田乐（１９０８年）
耕田乐，天天有事做。近冲一墩田，近水在
墩望。多年副产积满仓。农事毕，读书甚馨香，
坐待时机自主张。
这是一幅淳美的耕读图。反映了毛泽东内心深处，读书人与农田相依为伴的朴素理想。
在推动中国文化的重构中，毛泽东及以他为代表的那个时代的中国共产党人，由于认识的局限和当时国际国内形势的制约，以及个人文化、生活、实践因素的影响，不可避免地走过弯路，在文化思想上，出现了一些矛盾、错误和偏执，在其诗词中也有所体现。
一是对传统文化的态度过于急迫、片面和绝对化、简单化。比如对孔子的态度，毛泽东就经历了从崇拜到有所保留再到全盘否定的偏执过程，这明显不符合毛泽东一贯的文化品格和行为准则。有首诗词可以看出这种偏颇：
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件要商量。
祖龙魂死业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
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
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
二是过于注重精神文化的作用，对物质文化建设重视不足。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不切实际地推动“大跃进”、人民公社化，成为“三年困难时期”的主要诱因。如：
四言韵语·题农村公共食堂（１９６０年３月）
加强领导，全民食堂，猪菜丰富，计划用粮，
指标到户，粮食到堂，以人定量，凭票吃粮，
节余归己，按日算账，明明白白，账单上墙，
生产生活，两样都强，人心振奋———
这分明就是违背经济规律、按计划、行政命令搞发展的错误之举。“文革”十年，更是荒谬地推行“以阶级斗争为纲”、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路线，对国民经济造成极大破坏，人民生活水平长期得不到根本改善、甚至下降。
三是人治重于法治、德治，对于制度建设、民主建设认识偏执。在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对党的领导、统一战线、群众路线三大法宝运用较好。解放以后，随着个人威望的不断提高和党的影响不断扩大，毛泽东存在一言堂、家长制等错误。１９５３年题写的《四言韵语·大权独揽》因此备受诟病：
四是对传统文化形式和内容产生严重的二重矛盾性。一方面对传统文化的载体形式非常依赖，一方面又因传统文化的某些内容不适应现代文化要求而试图全盘否定这种载体方式。比如，对诗词创作，毛泽东曾说：诗当然以新诗为主体，旧诗可以写一些，但是不宜在青年中提倡，因为这种体裁束缚思想，又不易学［７］。实际上，毛泽东是他所处的那个时代运用传统格律诗词表达思想文化感情的旗帜，虽然他的一些作品在格式上有些“出律”，但由于这些作品的思想内容给人很大的影响，从形式服从内容的角度看，却不失为一种创新。“提起自己的优美诗句———这些古体诗，他曾劝阻青年不要学他———（但）他一反谦虚之态———谁说我们没有创造性的作者？他在１９４２年的一次演讲中说道，这里正好有一个！他指着自己，加了一句。”［５］这，无疑是毛泽东在文化上对待传统与现代的矛盾之处。
原刊于《徐州工程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11月第31卷第6期
参考文献：
［１］程．毛泽东与中国文化［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
［２］中央文献室．毛泽东选集［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
［３］杨景春．毛泽东诗词中的天人合一因素［Ｊ］．合肥：合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８（２５）．
［４］卢志丹．毛泽东品国学［Ｍ］．北京：新世界出版社，２００９．
［５］特里尔Ｒ．毛泽东传［Ｍ］．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９．
［６］季世昌．新编毛泽东诗词鉴赏大全（足本）［Ｍ］．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２０１４．
［７］王力．诗词格律［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