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垂冈》一诗，虽然只有短短五十六字，但气势宏阔，写出了李克用父子的英雄风貌，史实精确，评点精当，雄奇绮丽，回味无穷。尤其是起首、结尾用笔老辣，非同凡响。

毛泽东手书《三垂冈》

       《幼学琼林》有语：“生子当如孙仲谋，曹操羡孙权之语；生子须如李亚子，朱温叹存勖之词。”作为上过八年私塾的毛泽东，应该对李亚子不陌生。何况李克用之事，还有一出京剧《珠帘寨》（又名《沙陀搬兵》）渲染，谭鑫培以老生扮李克用。余叔岩、马连良均继承演出。加之毛泽东一生嗜读史书，对此自然了如指掌。对于三垂冈之战，毛泽东评价颇高，称这场战役：“康延孝之谋，李存勖之断，郭崇韬之助，此三人可谓识时务之俊杰”，并称李存勖的战术是：“先退后进”。先退是为了麻痹敌人，使之丧失警惕；后进乃出其不意，使敌人在措手不及中遭到重创。这种“先退后进”的战术，毛泽东在军事斗争，乃至政治斗争中曾经常使用，讲究的是乘敌不备，后发制人。有这样的经历与经验，再分析李存勖三垂冈战役的布局，毛泽东自有一种异代相通、悠然心会的感慨。由此对《三垂冈》一诗诵读再三，亦是情有可原。不过，以毛泽东的雄才大略的霸主性格和深谋远虑的行事风格，将此看成其自我陶醉的闲情逸致，恐怕有失肤浅了。那么，他为何对此诗念念不忘一辈子呢？

       按照现在披露的资料，毛泽东提及《三垂冈》一诗有如下数次。

      1962年12月22日，正在上海的毛泽东将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整理的《列宁反对第二国际机会主义的斗争》的材料批给中央政治局委员、华东局第一书记柯庆施，让他印发给参加华东局会议的成员。强调“此件很重要”，指示“大家读一、两遍，并讨论两天”，异乎寻常的是，他在这份材料的最后一页空白处写下《三垂冈》，并指出“咏后唐李克用和其儿子后唐庄宗李存勖诗”。当时写下的全诗是：

     英雄立马起沙陀，奈此朱梁跋扈何。

     只手难扶唐社稷，连城犹拥晋山河。

      风云帐下奇儿在，鼓角灯前老泪多。

      萧飒三垂冈下路，至今人唱百年歌。

  （按：此处毛泽东书写诗文内容与原作及发表手迹均有不同，另文再述）

      有人不解，为何在一份重要的政治材料上，写一首非名家非名作的清代诗给柯庆施呢？也有人说，柯庆施作为中共老干部，对传统文化未必精通，能够领会毛泽东的真正意图吗？

       我们必须说，毛泽东在反修重要材料上写这首诗，绝对不是一时心血来潮，而是有深刻寓意的。至于担心柯庆施是不是能够领会其意图，那是小看了柯庆施揣摩上意的独门绝技。

      1949年10月1日，中共正式成为执行党。之后，中共高层爆发了“高、饶反党联盟”、庐山会议反右倾等党内政治斗争。而国际上，苏共总书记赫鲁晓夫进行的清算斯大林运动，也使毛泽东担心身后出现中国的赫鲁晓夫，对接班人问题开始有所担心。1962年年初的“七千人大会”上，毛、刘之间的政治分歧进一步加大。8月，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重提阶级和阶级斗争。9月，在八届十中全会上，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整出“反动小说《刘志丹》”冤案，由反外修转为反内修。而环顾身边，值得毛泽东信任倚重的政治局委员却没有几个，柯庆施算其中之一。

        柯庆施，1902年出生，安徽歙县人。1920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2年入党，同年出席在莫斯科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传说他是中共唯一与列宁握过手的人。柯庆施早年就担任了中共中央秘书长。而据高华《*********》，柯庆施在延安抢救运动中遭到整肃。时间大约是在1943年下半年，幕前指挥者是李富春。柯庆施的妻子因不堪迫害跳井身亡。柯庆施与刘少奇还有历史积怨。柯庆施是原中共北方局组织部长，1936年3月，刘少奇赴天津担任中共北方局书记，对原北方局进行大改组，任命彭真取代了柯庆施，并在党内展开了对柯庆施等人“左的关门主义错误”的批判。所以，柯庆施在建国前的职务仅是石家庄市市长。

        1950年7月，当柯庆施拟任南京市委书记时，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及华北局书记聂荣臻等曾联名致电华东局，称他“在团结干部及履行工作任务方面是有缺点的”，望华东局“随时注意加以帮助”。而这之前，柯庆施的个人履历上已经有着不良记载：1933年中央派他赴满洲省委执行任务时，他因畏惧敌情中途脱逃却谎称已去。延安整风中的结论是“犯有在危险时刻动摇并欺骗组织的错误”。按说有这样问题的干部不会得以重用，但柯庆施在建国后升迁速度令人吃惊，并差点取代周恩来担任国务院总理职务。

       柯庆施到上海工作后一路高升的秘诀就是他奉行了“曲意逢迎最高领袖、细心窥测风向而动”的准则，揣摩圣上喜好，事事紧跟领袖，以抢得风气之先为能事。他还大搞个人崇拜。在1958年的中央成都会议上，柯庆施在会议上正式提出：“我们相信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主席要服从到盲目的程度。” 这句名言会后在全党作了传达，他也从此博得了“毛主席的好学生”的美誉。在成都会议之后两个月──1958年5月25日，中共中央举行八届五中全会增选柯庆施为政治局委员。柯庆施建国后的极左表现，除了与当时的政治环境有关外，从个人角度上来说，延安被整，与刘的私人恩怨，个人履历上的污点，也是他如此这般的推动因素。作为一个战壕里的战友，相互之间一个眼神、一个手势都是心领神会的。一首与批转的文件貌似不相干的诗所传递给他的可意会而不可言传的信息，他自然心知肚明。

        毛泽东再次书写《三垂冈》，时在1964年12月29日。1964年10月中旬，赫鲁晓夫下台。毛泽东一面强调要将反对“没有赫鲁晓夫的赫鲁晓夫主义”进行到底，一面愈发将矛头指向“中国的赫鲁晓夫”。自1945年中共“七大”以来，刘少奇担任第二把手长达20年。1961年9月在同英国蒙哥马利元帅的谈话中，毛泽东还明白无误地表示：刘少奇是他的继承人。改换接班人，这是涉及全局的大事。决非巧合的是，1964年12月29日，他致信秘书田家英：“近读《五代史》后唐庄宗传三垂冈战役，记起了年轻时曾读过的一首咏史诗，忘记了是何代何人所作。请你一查，告我为盼！”信后附手书《三垂冈》，并写有“诗歌颂李克用父子”的短跋。（陈晋编《毛泽东读书笔记解析》，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风云帐下奇儿在，鼓角灯前老泪多。”这是全诗的精魂所在。毛泽东书写此诗时，正在召开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和中共中央工作会议，诸侯云集，精英荟萃。麾下人才济济，但究竟何人才是毛泽东心目中的“奇儿”呢？从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任命的16位副总理的名单中多少可以看出端倪：一是林彪置于陈云之前，成为第一副总理；二是柯庆施虽首次出任此职，却列于同是政治局委员的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之前，居第六位；三是陶铸在确定名单的最后一刻，取代宋任穷出任副总理之职。

        这三位人物或许是毛泽东眼中的“奇儿”。我们说或许，是因为后来的发展变化似乎并不能确切说明他们是符合毛泽东要求的“奇儿”。林彪的政治生命最长，于1971年9月13日折戟沉沙。陶铸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由中央委员跃升为政治局常委，且出人意料地在毛、林、周之后，成为第四号人物。只是好景不长，不到5个月时间，1967年1月4日，竟以“最大的保皇派”罪名成为第三号“走资派”。而柯庆施，更是出乎毛泽东预料，出任副总理还不到一百天，竟于1965年4月9日在成都暴病身亡。比毛泽东小6岁而被其尊称为“柯老”的意外去世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后来的政治格局。

       十年文革，惊心动魄。“风云帐下奇儿在，鼓角灯前老泪多。”当年的“奇儿”们都撒手人寰，烟消云散了。而新选拔的王洪文等，则谈不上有“奇儿”之质。此刻，毛泽东剩下的就是“老泪多”了。晚年毛泽东曾多次凄凉地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我现在是“鼓角灯前老泪多”。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带着没有“奇儿”可继承其伟业的遗憾，走完了他奋斗的一生。

       青年时，他钟情《三垂冈》，也许是视自己为“奇儿”而豪情万丈；晚年时，他书写《三垂冈》，也许是为帐下有“奇儿”而颇感欣慰；暮年时，他吟诵《三垂冈》，也许是为自己把亲儿子送到朝鲜战场上的举动而懊悔不已。一首《三垂冈》，毛泽东念念不忘一辈子。不同的年龄，不同的心境，不同的感受。但是，究竟他真正读出了什么？又想借此表达什么？以他天马行空的思维方式和变幻莫测的权斗手法，这一切都只是世人的猜想，成为一个没有准确答案的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