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点点
        原创    漠漠孤烟

         （一）

我记得很小很小时候的事情。记得我向我母亲提起小时候的事情，母亲很吃惊的说“那时你多小啊！怎么你还记得？”我就是记得。

我出生在关帝庙大街的一个院落，我家住三间东房。估计我在三岁左右的时候，那是一个很暖和的季节，家家屋门敞着。我走了出去，走进对面西房邻居家。我进了他家的外间屋，把在里间屋的门口，一只脚踩在门槛上，两只手抓住门框，往炕上看。炕中间放一个小饭桌，几个大人围坐在一起，最里面有一个女的，梳着长辫子，她在痛哭着，好像在诉苦，我也听不懂，只记得她哭着说“他们-----他们----”，我也只听懂“他们”。

等我长大后，听我母亲说，我才知道那是怎么回事。原来那家邻居老家是河北沧县的，那女的解放前在天津上中学，被国民党发展为特务。她就是在这个院里被逮捕的，进了几年监狱。那时，我还没出生。我见到她时，她已经在监狱里服刑好几年了。那次她哭闹，是因为她在监狱里做裁缝，她负责裁剪。一次，她用电刀子裁工作服，裁坏了，浪费了一批布料。解放初，我们国家多么穷啊！那是不小的损失，她肯定会受到处罚。因而她感到很委屈，出狱后在她哥嫂家痛哭一场。

                    （二）

1958年全国大跃进。

我家已经搬进开德街的一个破旧的四合院里，这一带的人，管这个院子叫大瓦房。

我只记得院外面的人很多。我母亲把我看得很紧，不许我出门一步，因为外面都是陌生人，不知都是从哪来的。一天，母亲正在做饭，我和弟弟在屋里玩。进来几个女青年。她们问我母亲有没有废铁，我母亲说没有，该交的都交了。我看到她们往我家里四处张望，一眼看上了门上的铁门扃，约有一寸宽四寸长。“哎！这有！”她们说着就要动手拆，我母亲连忙阻拦，“你们把它卸走，我怎么锁门？”她们笑了，就没动手。然后，又看上了我家地上的一只没有底的破洗脸盆圈子，那是我母亲做饭需要把饭锅从炉子上端下来时，就将饭锅坐在盆圈子上用的。所以，也没有让她们拿走。从此，我感到我母亲很厉害，有了她，我很安全。一天晚上，天很黑了，我姐姐领着我出了院子，我看见了院子后面有几处火焰，在黑暗中显得格外明亮，还听见大人们说话的声音。姐姐告诉我他们在炼钢。不一会儿，母亲追出来了，急忙喊我们赶紧回家，说外面都是生人。

等我长大了，才知道那些人们是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建设者，虽然大炼钢铁失败了，人们的热情，人们的干劲是史无前例的。而且那时，真是一穷二白，大炼钢铁都没有原材料，到处收集废铁。真不容易啊。在文革后期，企业里的工人们消极怠工。我听到有位老师傅说，“大跃进的干劲都哪去了？那时候，到下班时间了，领导催着工人回家，可是谁也不肯走。工作起来都忘了中午吃饭，也是领导催着吃饭。”

                     （三）

一天，我母亲突然对我说，你今后不能随便吃饽饽了，粮食定量了，不随便买了。吃完这顿饭，等着下顿饭，中间没吃的。

政府开始动员家家入食堂，也叫“吃食堂”。我母亲想了想，说，不入，我家有老婆婆，孩子的爸爸又有病，受食堂的限制不行。结果，政府给的条件是，不吃食堂全家每人减三斤粮食的定量。我母亲想了想说，减就减，不能吃食堂。从此，我天天跟着奶奶去野洼拔野菜。每天吃野菜饽饽。

食堂就在紧挨着我家院子的邻居家，有三个妇女在食堂做饭，她们三个也是老邻居。一天，天黑了，我在外面还玩着，我忽然看见给食堂做饭的两个妇女，每人扛着一袋粮食匆匆往家跑。另一个当然不用跑着扛粮食了，食堂就是她的家。我回家告诉了母亲，母亲很生气的说，怪不得他家的孩子个个气色这么好，这么胖，大家伙的粮食都叫她们吃私了。母亲还说，看见过他家的孩子吃白面饼卷豆芽，母亲纳闷，哪来的这好东西呢？邻居金家大哥，自己在野洼淘来了鱼，被食堂知道了，毫不客气的端走了。那天吃食堂的有鱼吃了。

几十年后，一个妹子跟我拉家常说“我母亲退休了，她身体好极了。”我心里“咯噔”一下，想起了一个往家里偷着扛粮食的身影，很是不快。 

院里的北房住的邻居是渔民，他家长子是队长。他把国家发给社员的口粮全部运到自己家，归为己有。社员们却饿的到河沟里捞浮萍吃，全家吃中毒，都倒在炕上。队长家里，玉米面都不爱吃，最后发霉了，一袋子一袋子晾在屋里，顺着一面墙排了一溜，还拐了弯。那个院子是旧四合院，房间很大。他家奶奶不识字，拿着粮票去买粮食，售货员吓了一跳，说“你老拿不了啊，好几百斤呢！”老奶奶也吓一跳，赶紧拿回来，让我母亲给她数粮票，我母亲数了，整五百斤。那时的群众没有觉悟，不懂得这是贪污。

                     （四）

我上小学一年级时，有一篇课文是诗歌，《武汉长江大桥》，最后两句有“感谢苏联叔叔阿姨”的句子。老师在课堂上给我们讲，苏联的叔叔阿姨怎么帮助中国建这座大桥，我们应该感谢他们。

这堂课下课后，是大课间，休息二十分钟，也是做操时间。但是，这天没做操，改为“时势教育”。全一年级五个班聚集在一起，听一位老师拿着报纸给我们讲话，说苏联怎么不友好，怎么刁难中国，找中国要债。我心里说，刚才老师不是说苏联叔叔阿姨帮助我们吗？回到教室后，班主任又给我们讲了一遍时势教育。我只记得说，我国出口给苏联的苹果，苏联用一个铁丝做的圈来衡量苹果，如果苹果在圈上正好就收下，掉下去的就不合格。就这样刁难我们。老师还告诉我们，好好学习，长大建设祖国，让祖国富强起来。从此，再也没有复习《武汉长江大桥》

                     （五）

那是小学五年级第一学期。

五年级的班主任王老师，是个子挺高的男性老师。这天上课刚刚坐好，老师说到校院里开全校大会。我看着老师的脸，心里不禁冷了一下，感觉老师的脸色不对劲。而且，每次开全校大会，临出教室老师总是嘱咐我们遵守纪律，注意听校长讲话的内容。这次，老师什么都没说。我们整队入了会场。

校长是山西人，一口的家乡话，我听他说话很费劲。他说“-----你们的老师，像国民党一样对待你们，有的对你们拳打脚踢------”天啊！老师什么时候对我们拳打脚踢了？校长是在动员我们给老师贴大字报。据说，是体育老师对同学拳打脚踢了。其实，那位体育老师很文气，很儒雅，他教我们班体育，从来没见过打同学。他才二十几岁，是个大男孩，估计免不了动手动脚的和男同学开玩笑时踢一下。哪个老师敢打学生啊，家长谁也不是饶人的。可是小学生们受了校长的煽动，回到教室都纷纷写大字报给老师。我的太姥爷、姥爷都是教私塾的先生，我母亲告诉我们，老师就是父母。我是不敢给老师写的，也不知道写什么，干脆我就批判吴晗邓拓廖沫沙，反正他们也不知道。

从此，课堂秩序就乱了，校园乱了，文革就这样来到我的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