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酒无诗我益狂

                     ——谈文怀沙之述而不作

    现在的社会实在是已经文明得很，而文明之最重要的标志也并不在于物质生活水平的高级和精神生活内容的丰富，而关建在于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和睦。在政治上，除非是要颠覆政府的统治，其他的任何行为都仅仅是一种行为，更不用说是思想了。在其他的方面，虽然法律的条文很多，但除了图财害命是罪不可赦，其余的事也一般都是可以原凉的。如果有朝一日再把死刑也去掉，我们的社会就真的可以和孔子理想中古代的西周媲美了。因为即便是图财害命也大多是由于一时的冲动，而且在这冲动的后面还会有这样或那样的原因，否则是并不会有谁非要去杀死谁这回事的。

    还有很多事是习惯造成的。这习惯有的是在一段比较长的时间内养成的，比如吸烟和喝酒，我们也称之为瘾的；所以即便害己也害人，也还没有被强行禁止；而由于烟与酒的由来已久和烟酒产业的形成，恐怕被强行禁止还会是一件很遥远的事也说不定。但也有的习惯据说是在极短的时间内就可以形成，而且对己对人都危害极大的，比如吸毒。但贩毒是有罪的，吸毒却是可以被原凉的，而且只要你想戒，还会得到有关部门的帮助，这真的是很令人感动的事。

    据说毒品的吸入是会给艺术家带来灵感的，就如同兴奋剂会让体育运动员发挥得更好一样。所以很多艺术家是靠吸毒来维持创作的，比如画家任伯年和诗人波特莱尔。任伯年是一个大画家，波特莱尔也是一个大诗人，如果一吸毒便能让画家画出好画诗人写出好诗来那画家和诗人们还是不妨一吸的；尽管那也许会让人早死，但早死几天或晚死几天对于一个视艺术为生命的人来说又算得了什么呢？

    与诗的关系更为密切的是酒。李白是最爱拿酒来说事的，杜甫称他“斗酒诗百篇”的话，是经常被喝酒的诗人和劝诗人喝酒的人挂在嘴边上的，给人的感觉是仿佛不能喝酒就不是诗人了似的。杜甫也爱喝酒，虽然他的《饮中八仙歌》中并没有他自己，但是不是在以“九仙”自居也说不定。李白爱喝酒而且还要喝好酒，杜甫却是好酒赖酒一个样。李白是一直喝到死，杜甫是喝到不能喝了为止。但喝酒就真的与他们的写诗有必然的联系么？其实也并不一定就是那样的。喝了酒，尤其是喝多了酒之后，说上几句毫言壮语或喊几句口号甚至骂几句爹娘是可以的，但写诗就是另一回事了。杜甫的《饮中八仙歌》是不是写于酒后且不论，至少他的那些格律森严的律诗不会是在酒后写的。尤其是喝多了之后，那是除了睡觉之外什么也干不了的。

    喝酒是习惯，工作也可以成为习惯。现在，由于生活水平的提高，人的寿命被延长了许多。许多人虽然离退休了，但手还是闲不下来，年轻时的梦想又重新成为他们追寻的目标，画画写字的很多，作诗词的也不少；因为自己也知道自己是怎么回事，便把这一切都称之为“玩儿”，以为如此便可以快快乐乐地度过余生了。但也有的不是这样，比如有着“国学大诗”之称号的文怀沙先生，据说虽然在名片上写着“离休家居述而不作”，但还是做着很多的事，比如“写了一篇最短的文”，又“编了一套最大的书”，还写了许多的字和两个画家的画一起去巡回展览等等，这实在是因为把“作”当成了“做”所产生的误解。

    《论语》云“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我于老彭”中的“作”是创作的意思。孔子的删诗书、定礼乐、系易辞、著春秋等对于六艺文化的整理都只是承续前人，并没有加以创作，这便是所谓的“述而不作”。文怀沙先生在离休前所做的“楚辞今译”或“楚辞今绎”等工作虽然也属于“述”而不属于“作”，但他写的那不多的几首诗却也还算得上是“作”而非“述”了。因此文怀沙先生称自己是“离休家居述而不作”是一点问题没有的，但如果把这八个字理解成是“谦恭之辞”却是错了。因为“述而不作”实在是要由圣人来做的事。

    文怀沙先生的诗大概都是在离休之前写的，之所以不多大慨是因为蹲了许多年监狱而且还戒了几年的缘故。据说文怀沙先生年轻时也是能喝酒的，现在年老了自然要喝得少甚至不喝了吧。文怀沙先生在狱中写过一首诗，其中有一句是“无诗无酒我益狂”，虽然是自相矛盾，但用在他的“述而不作”上真是再合适不过了。

    另一位也有着“国学大师”之称的南怀瑾先生在他的《论语别裁》中也说孔子的“述而不作”是谦虚，所犯的也是同样的错误。“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能“作”者未必能“述”，能“述”者也未必能“作”，可以两兼者有，但也或许还没有出生呢。

                                                                                               2007-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