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侠乎?诗儒乎?

听有着“当代诗侠”之美誉的钱明锵先生谈诗，知道钱明锵先生是非常反对“标语口号”的。标语口号在上个世纪是大大盛行了一阵子的，作为一个过来人对之反感甚至于厌恶都是很正常的事。

但标语口好也有标语口号的好处，它简单明了，一拳就是一拳，一脚就是一脚，没有含糊，不留余地，所以即便是到了今天，也还是不能被其它来取代。比如四项基本原责（据说最近还有170名老部长联名上书中央呼吁恢复亦不知后事如何）、三个代表、八荣八耻之类，都不能说标语口号得不好。由此可见，即便是再过一百年到了二十二世纪，标语口号作为一种宣传手段，也还是不可能被废弃的。

当然，钱明锵先生所反对的只是标语口号式的诗，或者说是用标语口号式的语言来写诗，这似乎是要另当别论的。但写诗也是文学，而既然是文学，就同样也是宣传，这样的意思是在上个世纪初便被周树人先生阐述过的，因此即便是写诗也就免不了要时不时地喊出一两句口号来，只要喊得漂亮就好。比如毛泽东先生的“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就称得上是一句很漂亮的口号，同时也是“好诗”。

    读钱明锵先生的《诗法讲作》，知道他的反对“标语口号”，是因为“诗有重意，含蕴乃丰”，而标语口号是往往只有一重意思的。但钱明锵先生似乎没有注意到，标语口号也在随着时代的进步而进步着，从大街上到厕所里，这进步实在是随处都可以见到的。当然写诗毕竟是写诗，是一件很高雅的事，与这些到底是要有所区别的。只是这区别到底在哪里的确是一个应该认真讨论的问题。

    诗因为高雅而不能标语口号，诗因为高雅而须有“重意”，这大概也应该是钱明锵先生的意思了。当然这也并不是钱明锵先生的发明，更不是钱明锵先生在剽窃，因为事情的来龙去脉在他的《诗法讲座》是被叙述得很清楚的。由此我们知道“重意”一词来源于唐人皎然的《诗式》，所谓“两重意以上皆文外之旨”也。皎然先生的话是不错的，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两重意以上”便理所当然地可以被理解为“言有尽而意无穷”了，而这“言有尽而意无穷”也才正是诗好的标志。比如“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不知明镜里何处得秋霜”只是说愁得要死，而为什么却连说者自己也不知道，但也正因此使我们读这首诗的人获得了无限大的空间，我们可以想李白也可以想自己，我们便称这诗为好诗，称写这诗的李白先生为大诗人。

     可惜的是钱明锵先生没能准确地把握住皎然先生的意思，他似乎是只知道“两重意”的意思而不知道“两重意以上”的意思，这有他在讲这一问题时所列出的论据为证。

    为了“诗有重意，含蕴乃丰”，钱明锵先生先举出了朱庆余《闺意献张水部》和张籍的《酬朱余庆》，以一好一妙赞之，且称之为“诗有重意”的典范。我想这两首诗被称之为“诗有重意”的典范实在是当之无愧的，因为他们实在是只有两重意思而已，而因为其有了两重意思就为其叫好喊妙，却说明这叫喊者把诗之好与妙的标准确定得也太低了些。这两首诗实在只是封建士大夫的玩闹，离好和妙还差着十万八千里。

    接下来钱明锵先生又冒着卖瓜之嫌搬出了自己的两首诗。其一是《拂晓飞抵巴黎》。我们实在是很佩服作者的勇气，在那样的年代就敢写出这样的诗。但我们除去在这首诗中听到了一句什么什么或什么什么万岁的标语口号之外是连起码的第二重意思也没有找到的，其二是《西溪吟苑歌》。读前四句大有田园的风味，到了第五句便有些耐不住寂寞了。但到底要作什么来消除这寂寞呢？如果不是后面有响应号召（谁的号召说者没说）、弘扬诗教的说明我们还真弄不明白。如果说在我们还弄不明白的时候这诗还有点意思的话，当我们一旦弄明白了之后这诗便一点意思也没有了。这是这首诗的不幸，就因为除了仅有的两重意思之外便再没有什么意思了。

    钱明锵先生是有着“诗侠”之美誉的。他的《拂晓飞抵巴黎》实在是侠气得可以的，但他的《西溪吟苑歌》却又有一些儒的味道了。也不知道钱明锵先生是如何实现这一转换的。是为了路见不平而拔刀相助，还是在打家劫舍杀富济贫，还是从哪里学来了七十二变的本领以继其侠技之穷呢？有云“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只要前面都冠上“诗”这个美丽的字眼，是儒是侠倒并不是多重要的事，但重要的是不能“乱”和“犯”，否则是除去害了自己，还会害了他人的。

                                                                                           2007-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