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篇没有多少含金量的文章，讲了些个人私事和并不生僻的掌故，目的很明确：从一个侧面证 明周啸天厉害，顺带也证 明自己厉害。这也是，有人说了，不厉害会获大奖？会被到处请去当评委？为什么不请你？

学术研讨不研讨学术而变为宣传造势，这在当今并不罕见。开一个学术研讨会，既费马达又费电，难不成让你去声讨？说点好话，恭维一番也是人之常情。中国人历来讲究人情，这个面子是要给的，何况是认识多年的朋友？不得不如此。

但是这一次读下来，那种通常的论证不见了，一切都那么直截了当，理所当然，并且理直气壮，这就不能不让人疑惑。难道周啸天的诗真的那么好，好到不需要论证？难道作者真相信自己绝对权威，权威得无须说明？这倒是第一次见。

关于知识分子，我历来秉持两条标准：1、怀疑一切，2、对怀疑进行有理有据的论证，否则就不是知识分子。“周啸天的诗词到底写得怎么样？我说：‘好！’他们讲，你说好我们就放心了。”这是一石二鸟，既赞了周啸天又夸了自己。不过读过之后我总觉得哪里不对劲，这些“学术界”的人这是咋啦？为什么不自己判断而唯权威马首是瞻？他们是学术界的人吗？“你说好我们就放心了！”这是何等的信任与褒扬！都不需要论证，一切都那么坚定，板上钉钉，毫无移易。

“人家所诟病的无非就是啸天兄用了一些通俗的语言嘛。”事实上，人们所诟病的还不是“啸天兄用了一些通俗的语言”，而是说他诗写得差，没诗味，不像诗，甚至有词不当，病句连篇，文理不通者，即他还不太会写诗。举个例子，很著名的诗，被王蒙夸赞震耳欲聋，如雷如电，会令你动心动容，号啕大恸的：

炎黄子孙奔八亿，不蒸馒头争口气。罗布泊中放炮仗，要陪美苏玩博戏。……

“奔八亿”的都是炎黄子孙？为什么“奔八亿”“不蒸馒头”？为什么“不蒸馒头”要“争口气”？可以“只煮稀粥争口气”吗？罗布泊原子 弹爆炸是“放炮仗”？是在与美苏赌 博？句子油且不说了，用词不当，文理混乱，比喻笨拙，随处可见，这能叫好诗吗？

一首诗好不好与语言通俗与否关系并不大，有用古雅语言写的臭诗，也有用浅近语言写的好诗，如《西洲曲》《敦煌曲子词》等，极端的情况是现代汉语诗（白话诗），谁能否定其中的好诗？我一直强调一个观点：诗歌的核心要素是不变的，不论你用文言还是白话表达，换句话说，一个人有没有诗才不取决于他用什么语言，而取决于他的这种核心能力，如胡适《尝试集》的《梦与诗》最后两句就是神来之笔，比他那些文言诗好，再如海子的《失恋之夜》，最后一段也是神来之笔。在《诗的内核：妙思与妙悟》这篇文章中我说过：“一个人有无诗才就看这个，写一辈子诗，就知道循规蹈矩，一次妙思、顿悟也没有，这叫匠人。看过很多教授写诗，无一句无来历和典故，句句加注，但就是没有灵魂。当今网上也有很多人，专注于辞藻典故，这字该怎么用，那词该怎么选，这典故该怎么安排，那名号该怎么镶嵌，有时也干得漂亮，但终是小道，无关宏旨。有了妙思、顿悟，都不需要什么辞藻典故装饰，怎么写怎么好，即便是大白话也是好诗。” 周啸天诗有妙思、顿悟吗？我看没有，不过弘扬主旋律，讲讲闻见道理，哪来妙思、顿悟？

“我说啸天兄的那个诗是增量，在内容上、在风格上、在写作技术上对于前人都有继承、有发展、有突破，所以啸天兄的价值在这里。”周啸天诗怎么在内容、风格、写作技术上有继承、有发展、有突破？对比“诗界革命”以来成千上万的探索作品有什么贡献？这都要证据和论证，而不是一总端出个结论，这是学术研究的基本要求。在周啸天诗词学术研讨会上发言不是茶馆聊天，必须证据和论证，这一环节绝不能省，因为社会大众不是那些学术界的人，不会“你说好我们就放心了”。只有结论没有证据和论证的叫耍流氓！

“诗界革命”以来，一代代诗人在诗词创新探索上进行了艰苦卓绝的努力，如“诗界革命”巨擘黄遵宪就在题材、风格、写作技术上进行了广泛尝试。题材上他既写中法、中日战争这样的大事件，也写汽车、汽船、消防车、照相术这样的新事物，语言上不仅采用口语、民谣、客家方言入诗，还大量采用西方新词入诗，技法上更是大胆尝试，描写、比喻、象征手法纷呈，大胆吸收歌谣、散文写法，汪洋恣肆，酣畅淋漓，其风格奇异、雄放、悲壮。周啸天诗与之相比，不知道增量在哪里？哪里有继承、发展、突破？我看唯一的突破是他写了洗脚女和人妖。但这种题材上的增量并没有什么价值，世变时移，新事物层出不穷，哪一代人都会写新事物，不能说古人写大米我写玉米，我就比他水平高，就是一种突破，这样的突破未免太廉价。决定诗歌价值的不是写什么而是怎么写，否则诗人就是猎奇的新闻记者了。

其实仅以使用通俗语言、现代语言而论，周啸天的诗也说不上什么发展、突破，他不过在诗句中嵌入了一些新名词，如“网站”“馒头”“股市”“人妖”“双规”“洗脚房”“荷尔蒙”等。这是诗词创新探索最常见的一种方法，也是最直接和省事的一种方法。早在一百年多前，“诗界革命”倡导者夏曾佑就喜欢“挦扯新名词以自表异”（《饮冰室诗话》），杂用佛、孔、耶术语和科学名词，试以旧体诗表现新学内容。事实是，使用新名词不仅不能唯新是务，见到新语就叫好，反而应特别谨慎。首先是语境问题，即这个新语放在这里是否恰当的问题。其次是情态问题，如“速胜”与“秒杀”，一个平实规范，一个狂野泼辣，意义相似，情态有别，不能滥用。最后是文化问题。相比传统词语，新语的文化意义有所不同，大多积淀不够，偏于浅露，滥用的效果可能适得其反。周啸天诗所用的俗语、现代语并没有太出彩的，而是很平平，依我看尚不及网上那些探索性作品，如李子、孟依依等人的精当，说不上什么发展、突破。倒是在翻用古诗句上他玩得很溜，如“万里云霄一蝶衣”“天长地久真无恨”“青山依旧夕阳红”“不为轻阴便拟归”。这种胎息古人的做法须得其神髓，而不能生搬硬套，可惜他恰恰做得不好，袭用痕迹明显，属于《诗式》“偷语”那种，还是档次太低。

【附录】钟振振：他的诗是增量——在周啸天诗词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

啸天兄我认识是非常非常早了，可以说我是啸天兄的第一读者，这话怎么讲呢，因为我们是同届的研究生，文革后第一届即七八级的研究生，两个学校隔得很近，有很密切的关系，很早就知道啸天的大名了。至于认识啸天先生的风采呢，首先是未见其人先读其文。1986年我在读博士，被上海辞书出版社邀请去作特约编审，在审定的过程中我就发现撰稿人都是当世名家特别特别多了，许多都是学术界的前辈，都是学术大家，可是看完后，对有些先生我是很佩服，认为是名符其实。但是也有些先生我不那么佩服，至少在文本阅读和鉴赏方面，我觉得还有很大差距，只有啸天兄的文章呢，我看了佩服得五体投地。当时我对汤高才先生说了一段话，这段话几十年后，我把它写到了应啸天兄之请，为他作了一个不像样的序言，序言中说的是我36岁时的认知，明年我就70了，这个认知仍然是不变的。承蒙四川人民出版社把我的这段话印在了书腰带上，相信各位领导诗友们可以看到。大意就是讲，有很多人读诗词，文本都没有读懂，不知道古人在说什么，啸天兄读出来了。有些人读懂了这个文本，但是说不出来，不知道它好在哪里，看不出好在哪里，理解文本不行，啸天兄看出来了。也有些人读懂了，也看出好来了，但是自己说不出来，啸天兄说出来了。有些人也说出来了，但说得干巴巴的，你欣赏是诗词，可你自己写出的鉴赏文章，怎么就让人读了读不下去。而啸天兄写得干净利落，不拖泥带水，那个语言表达行于所当行，止于所不可不止，这是苏东坡的话。啸天兄是苏东坡的大同乡，所以深得东坡的写作要诀，如万壑泉涌地，随地形曲折，行于所当行，止于所不可不止。我把我的意见对汤高才先生说了，汤先生说：“我同意，这个意见也是我想说的。”汤先生说他在编《唐诗鉴赏辞典》时，就发现了啸天兄的才学，所以他说：“你注意到没有，在我编的这个唐诗鉴赏辞典中，啸天先生的文章是最多的。”我说这就对了。

所以我参与《唐宋词鉴赏辞典》的审定，当然不是我一个人哪，还有一位老者。大家不晓得，这个老者了不得，上海古籍编辑所原副总编辑，一编室文学编辑的主任，很可惜，老先生学问非常好，为人作嫁，现在学术界不知道。其实钱仲联先生、邓广铭先生的力作，责任编辑就是他。他能够给钱仲联先生、邓广铭先生纠正很多错误，老先生们没有看到的资料。他退休后，被汤高才先生聘为《唐宋词鉴赏辞典》的总审定。我们在审定的过程中，有一个非常好的作风，就是只认文章不认人。文章如果有错误，不管是名头再大，地位再高的学者，统统毙掉，拿下换人。所以那时我跟啸天兄虽然没有见过面，也不认识，但是有一个隔空合作。那就是说，我们这时审掉、毙了的文章，多半就请啸天兄来写，他写出来一定成功。所以今天，几十年以后的学术界发展的事实，充分了当初我们识英雄于风尘之中。为此我说，这辈子没有做什么值得骄傲的事，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值得骄傲的事就是，我是啸天兄的第一读者，比较早地认识到啸天兄的才华。

后来，啸天兄得了鲁迅文学奖，当时有很多反对的声音，包括学术界。因为学术界有很多学者也治诗词之家，治来治去，由于自己不搞创作，搞的是诗词外围学，就没有进入到诗词学的审美内核，只能搞些考据。我的看法是，他们是利用古典文学诗词文献作为资料，实际上治的不是诗词之学，诗词之学的核心应该是它的审美价值。所以很多人不懂诗，说是诗词之学，其实做的是它的某个分枝，而不是诗词学的核心部位。所以很多人很困惑，学术界的人也为社会舆论所绑架，所以他们就来问我，周啸天的诗词到底写得怎么样，我说：“好！”他们讲，你说好我们就放心了。那确实是好。

这个里边，人家所诟病的无非就是啸天兄用了一些通俗的语言嘛，现代的语言嘛。其实我们很多江湖上的诗友，网络上的诗友，有一部分是泥古派。泥古未尝不好，学习古人我也是赞成的。但是学古人，进去了你要能出来。进去了出不来那就遭了。说白了，你要进去了出不来了，你的作品就是存量，存量你也得盘活呀。你如果不能盘活存量，那就是问题了。我说啸天兄的那个诗是增量，在内容上、在风格上、在写作技术上对于前人都有继承、有发展、有突破，所以啸天兄的价值在这里。其实你要说泥古，泥古很容易的呀。如果我们一味泥古的话，那我们的诗就只有诗经，楚辞都不会有，汉魏乐府，唐诗宋词，一概休提。

我讲一个小故事。《新唐书》署名欧阳修宋祁，其实欧阳修是领衔，真正的作者主要是宋祁。宋祁何许人也？他与其兄宋庠同年考中进士，礼部本拟定他名列第一，只是章献皇后觉得弟弟不能排在哥哥前面，才将宋庠作为头名状元，而宋祁名往后挪，故一时有“双状元”之说。宋祁是了不得的人，但他有一个最大的毛病是泥古，好用艰深之句。他奉敕撰《新唐书》，专改白话为文言以显其雅。在撰《李靖传》时，嫌“迅雷不及掩耳”不够文雅，就用换字法逐字替换，改成“震雷无暇掩聪”。把一句非常形象非常生动的话，变成一句怎么读怎么别扭的话。连欧阳修都看不下去了，就在他门上大书八个字，宋祁回来一看：什么“札闼洪休”呀，不就是“书门大吉”吗，何必求异如此。原来唐代有民俗，做了恶梦，须在门上题字以攘解，语云：“夜梦不祥，书门大吉”。欧阳修写的八个字是：“宵寐非祯，札闼宏休。”“札”者“书”也，“闼”者“门”也，“洪”者“大”也，“休”者“吉”也。写这个干什么呀？欧阳修说：“震雷无暇掩聪 ”——你不就是这么干的吗？

这样的事谁不会干呀，是个读书人就能干。但这么干有意思吗？出彩吗？语言始终是与时俱进的。用古代的语言，是好的，但是你不能说现代的语言就不能入诗，现代的语言经过提炼，可以入诗的。问题不在于你用文言还是用口语，而在于你用得好还是用得不好。很多人认为我用古代的语言，我用古典，那我的诗就好，不是这样的。鲁智深的七十二斤的禅杖，你要有能力运用。你是鲁智深，你能够运得像车轮一样，用得举重若轻，那我服你。你要是用得很吃力很苯拙，我不服你。要说读书多，啸天兄读过的书，知道的古典，肯定比咱们诗词界同行中崇尚泥古的人厉害得多。但是啸天兄他肚子里有学问，有典故，不轻易用。要用出来，那就是运斤成风。不像有些人没有读多少书，却爱显摆：我写这个字你不认识吧，我用的这个典故你不知道吧，哎呀，这种作风，我不欣赏。当然啦，你真正读进去了，读化了，用出来很妙，像鲁智深一样运斤成风，我不反对你，我只会欣赏你。但是很遗憾，很多人不是这样的。话说多了，耽误大家，就此打住，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