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有感》的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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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朱彦民先生的《千古一跳、终有识人——读范曾教授〈王国维和他的审美判断〉一文有感》，知道朱先生与范教授都是不仅欣赏王国维先生的生而且欣赏王国维先生的死的人；在他们的眼里，王国维先生成了刘胡兰式的英雄，可谓“生的伟大，死的光荣”。
我们知道王国维先生的死与他的伟大不无关系，但我们更应该知道王国维的思想再伟大，他也应该还是一个人，而且在行为上也许更平凡，甚至在某些方面还要更无能。而一个人之所以选择自杀，大多是出于生活的原因。只要他还有生存的可能，即能像一个普通人那样活着，他是不会轻易地选择自杀的。而且一个人自杀，他必须要首先给自己两个理由，一个内在的理由和一个外在的理由。王国维的伟大，当然就是他所陷入的“矛盾和困境”和他的“深不可测之孤单寂寞的性格”，但王国维之死的外在理由是什么呢？也许正是他的渺小——在生活上的无能吧。所谓“逃债”之说，或许并不是无中生有的，或者这才是王国维之死的直接原因。这是一种偶然性，但正是这种偶然性改变了必然性的进程，使王国维在也许是最不应该死的时候死掉了。
一提到投水，人们总要想到屈原，仿佛所有投水自杀的文化人都与屈原有了血缘关系似的。但屈原的投汨罗江或许也是有着外在的原因的，至少他知道他即便不自杀也会有人来对他施行他杀，因此与其被他杀不如自杀的好。况且已有研究者指出，屈原实际上就是被谋杀的， 是被子兰之流把他装在口袋里（和石头一起），再在外面绑上绳子，像粽子一样被扔到汨罗江里去的，虽然这还不能确定。因此，纯粹地为了殉道而自杀，如果我们能了解更为具体一些的情况，会发现那几乎是不存在的事。
《……有感》的作者在欣赏王国维之死时还提到了鲁迅（未点名）和他的“吃人”哲学。其实鲁迅也是一个总想自杀却始终没有找到外在理由的未遂者。看电视剧《鲁迅》，得知鲁迅的枕下总放着一把刀，据说鲁迅有意在他母亲去世那一刻自杀，但还没等到他的母亲去世许广平便来了，而且没收了他枕下的刀。但鲁迅最后还是过早地死了，直接原因是他的肺被烟熏成了炭，因此我们也可以说鲁迅是死于慢性自杀的。
最近几年我们知道的自杀的文化人有画家李老十，诗人顾城和海子，一个跳楼，一个上吊，一个卧轨，死法各不相同。他们都应该是处在矛盾与困境中的人，也同样都该是有着“深不可测之孤独寂寞的性格”的人，但他们的自杀都有着直接的原因。李老十是个疯子，也许是看了一回日本电影《追捕》便跳下去了，谁也拦不住。顾城是先杀了人后来又自杀的，这是罪有应得。海子是受了他人的冷落后自杀的，这无疑是因为心胸狭窄和感情脆弱所致，让人觉得可怜又可笑。不管他们都是怎么死的，其直接原因绝不是因为他们伟大，而且也并没有什么美感可欣赏。如果连这样的死也去想方设法地欣赏一番，这种心理也太残忍了。这也应该说得上是一种不道德的行为。
从古到今都有一种观点，认为文化人就应该受苦受难，最好都像是司马迁那样受刑，或者都像屈原那样喂鱼，因为只有这样，他们才能把好的作品留给这个世界。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文化人就还是不做的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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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夏的范曾教授实在很忙，“天气始热”时欣赏王国维先生之死，“天气正热”时又来为了“七月流火”而见义勇为，于是又有了刘波先生的《七月流火快哉风》为之助阵，真是气势不小。但上阵者“火冒三丈”，助阵者却显得火候不足。将“正热”当成七月流火的本义，将“转凉”当成引申义，并将“七月流火”与“勾心斗角”和“逃之夭夭”等成语并论，犯的实在是一个很低级的错误。
接着又有郭长虹先生的文章《转热还是转凉》步其后，大谈读《七月》的难，但《七月》真的就那么难以读懂么？范曾教授、刘先生和郭先生难道也没能读懂么？既然读懂了，又何必要大称其难呢？这难道不是太王婆了吗？
读《七月》，除了感受到了诗经“言简而意赅”之美，同时也还应该了解到先人们“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以及“春种、秋收、冬藏”的现实和衣食足而我心足矣的理想。就这样年复一年，所谓“万寿无疆”地生活下去，和牛马又有什么大区别呢？这不也正是统治者所求之不得的吗？我们难道不能从中体会到一些“吃人”的味道吗？
郭文中也提到《关睢》，恐怕也把这首被孔夫子放在三百零五之首的诗当成了纯粹的小调了。但诗中的“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明明说的并不是阿哥阿妹，郭先生也当然不会视而不见。而所谓君子——淑女这一择偶标准的设置从古到今又不知酿造了多少爱情的悲剧，我们难道不能再从中体味到一些“吃人”的味道吗？
在阶级社会中，特别是在阶级较为分明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所谓的文化都不过是统治阶级的文化，即便是《国风》，也同样打着统治阶级的烙印，不过由于时过境迁，这些连当时的人都未必清楚的事，就更容易被现代的人忽略掉了。
上班的路上见到一辆公共汽车车身上有某散热器的广告，广告词是“夏天，我已做好了过冬的准备，你呢？”散热器代替了棉衣，这是时代的进步。但和早已被空调搞乱了季节的今天相比，这广告又显得落后了许多。
2005-08-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