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校门，便上了大街。沿街两边的店铺，有的旋转着五颜六色的灯光，有的播放着招揽顾客的叫卖声，有的门前站着笑容可掬的靓女，有的门前摆着两个装着萝卜白菜的篮子，后面的阶沿上坐着一个纳鞋底的农村妇女。她的不远处，放着一个绿色的垃圾桶。来来往往的车子争相打啯子，要人们给他们 让路。

       猛地，身后传来“唦——”急刹车的刺耳声。我扭头一看，一辆轿车停在马路中央，车窗探出一副墨镜，怒叱一个人。被怒叱的人一手从马路上捡起一个易拉罐，一手抓住肩上的担子，笑着朝墨镜弯了弯腰，连声说：“对不起！”然后闪到马路边，走向那个绿色的垃圾桶，他的身边紧跟着两只小白狗，小狗妆样不错，只是全身的毛不再雪白，而是像它们主人身上的衣服一样，灰蒙蒙的。

       是他！我认出来了，这个站在绿色垃圾桶边翻捡垃圾的人。一下子，他把我带回四十年前。

       那一年冬季，县里在沮西掀起大会战，修人工河。全团各营各连及个人争夺先进的竞赛已白热化，工地上，如林的锄头此起彼伏，如流的车子堆满泥土跑得飞快，高高架起的广播不断地播送涌现出来的先进事迹，政工员们洋铁皮话筒不离嘴，一遍又一遍地喊着：“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那场面，比淮海战役支前的场面还壮观。我是营部政工员，穿着一双长筒胶鞋，穿梭于各连之间。之所以穿一双长筒胶鞋，是因为听说沮西有血寄虫。虽然大会战的场面让我热血沸腾，但我并没有忘记每天必须穿上长筒靴。

        我来到联合连，见一个人打着赤膊，穿着短裤，挑着大担土，一双赤脚如风火轮，奔跑在工地上。我急忙找到连长一问，原来他叫钟全，马上写了篇稿子，送到团部广播。一广播，立刻涌现出许多钟全似的民工。那一夜，我久久没有睡着，第二天，便脱掉长筒靴，换上了解放鞋。后来，沮西工程结束，钟全获得团部颁发的奖状。颁奖的那天，他穿得干干净净、整整齐齐，还刮了脸，戴着大红花，捧着奖状，红光满面地站在台上，乐得合不拢嘴。今天，碰见的这个捡垃圾的人就是钟全。

       星期天，我去爬方山。山坡上，挺拔着一棵古柳，枝繁叶茂，浓荫如盖，树下，一个人字形的窝棚倚树干而筑。棚上盖着塑料布，棚前两边堆满捡来的垃圾，纸盒、塑料瓶、泡沫板、旧衣服......棚内，平铺几块预制板，预制板上铺着被絮。

      “谁在参观我的卧室？”身后有人在问。我回头一看，是钟全。他摘下头上的旧草帽，挂在棚上的树枝上，拉下围在脖子上的毛巾，擦了擦满是皱纹的脸。

      “全哥，是我。”

      全哥睁大眼睛细细打量我，摸着头思索了一会儿，仿佛在老远就看见熟人，连忙跑过去打招呼一样，连声说：“哦，是张老师呀！什么风把您吹来了？”他伸出手，欲和我握，却又缩回去，在裤子上擦了擦，再伸向我。我拉住全哥的手，不解地问：“您就住这？”

         “怎么？这不是很好嘛！”

         “什么年代了，您还住这！”

        “我的儿子姑娘也是这么说。他们把我的被窝硬搬进他们的楼房，把我的窝棚也掀了。”

        “那您为什么还要搬出来？”

        “睡得不舒服。睡在床上，半天睡不着，老想在沮西望吹起床号。”

         “这是您后来又搭的？”

         “这是第四个了。”他笑着说，“我对儿子姑娘说，你们再逼我，我就去别处，让你们找不到。他们才算了。”听他说话的语气，观他说话的神态，好像打了个大胜仗，就像当年在沮西领奖状时的样子，得意极了。

         “您看！”我跟着全哥弯腰钻进窝棚，顺着他的手指看过去，一张奖状挂在棚壁上，是在沮西得的那张。虽然陈旧了，却没有一点灰尘。全哥拿服子在奖状上轻轻地擦，深怕上面有一点灰，还用嘴吹了又吹，看了又看。

         我的心灵突然为之一震。现在，走进他人的卧室，不是挂着明星照片，就是挂着养身之术，而全哥的卧室，这个名副其实的陋室，亮人眼目的是几十年前的一张奖状。在别人眼里，这是一张普普通通、过时了的奖状，可在全哥心中，这是一件宝贝，比金子还重，因为，这是他的骄傲。

         “张老师，您不知道，住在这里，就像住在沮西的工棚里，浑身劲鼓鼓的。”

         我相信！我一点也不怀疑全哥说的有假。从那个年代走过来的人，大多数都有这个特性。

         夜晚，我推开窗户，学校垃圾屋里，有电筒光亮着。一会儿，电筒光出来了，是全哥。他挑着担子拐弯了，后面跟着那两只小狗。我望着被乌云遮住的月亮，心想：他那张奖状会被雨打湿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