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天大圣的尾巴

鲁迅说过：“一切的好诗到唐已被做完，此后倘非能翻出如来掌心的齐天大圣，大可不必动手……。”但也许鲁迅忘记了，孙悟空除了能翻斤斗云之外还会七十二变，虽然斤斗云没有翻出如来的掌心，但其七十二变与二郎神较量起来还是绰绰有余的，也虽然有时还会露出那条对于人来说已是多余但对猴子来说却又必不可少的尾巴来。

鲁迅又说过文艺起源于“杭育杭育”的劳动，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那最早的文学当然就是民歌了。《诗经》是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但其中除了“风”以外还有“雅”和“颂”，而其中的“雅”或许便是最早的文人的创作。作为民歌的“风”在表达情感的时候是直截了当的，作为文人创作地“雅”就要含蓄得多了。究其原因，大概是因为前者在表达爱与恨的过程中还几乎没有自我意识，而后者在表达忧与怨的过程中却已经有了一个我在。

《诗经》中的诗只是诗而已，作者的名字一个也没有留下，但编者的名字却被留了下来。子曰：“诗三百，一言以弊之曰：思无邪。”这里的“邪”所指的一方面是表现于“风”中的“乐”以至于“淫”的两性，另一方面却是表现于“雅”中的“怨”以至于“怒”的自我。相对于周礼来说，后者或许要比前者更为可怕，也因此在前者还被淋漓尽致地表现着的同时，后者却被所谓的含蓄掩盖起来了。

中国的第一个文人不是孔丘而是他亦师亦友的前辈老聃。在老聃写成了《道德经》之前，中国所有的文人都只是说客。那时的国君或许并不需要之乎者也的文章，而无论老聃还是孔丘，都是要通过国君来实现自己的主张的。但他们的主张都没能被当时的国君们接受，于是才这样那样地做了文人，实在是一种无奈的结果。其后的诸子们自然都算得上是中国的最早的文人，但只有屈原才算得上是中国的第一个真正的诗人。屈原的受宠也许和他的楚辞写得好有很大的关系，但他留给我们的楚辞却几乎都是他被疏远和放逐之后的作品。试想，如果屈原不被疏远和放逐恐怕也就没有他那“可与日月争辉”的诗篇了；当然，如果他的“美政”理想得以实施，历史也就会是另一个样子了。

屈原是中国第一个真正的诗人，还是中国怀疑主义哲学的鼻祖，《天问》则是中国怀疑主义哲学的开山之作。怀疑他人的结果便是相信自己，中国文人的自信也从此有了一个模糊的开端，直到时不时地就要闹一次天宫，让玉皇大帝和王母娘娘都很不安生。

如果说唐以后中国就不再有好诗了，那我们或者也可以说春秋战国时期以后中国也就不再有好的文章了。但事实当然是并不如此的。唐以前还有汉，汉代的赋虽然比不了唐诗但史却还是不逊于前，而唐诗之后还有宋词和元曲，虽然被写的人称之为诗之余，但后人却依旧将他们当成诗来读得津津有味，更不要说被曹雪芹夹杂在小说中的那些“玩闹”了。到了上个世纪初，格律诗和文言文更陷入了绝境，但白话文和新诗的出现却又为中国文人了一个更好的舞台。只要有足够的才气就来尽情的表演吧，得意的时候还可以忘形到毫无顾忌地将那条尾巴树立成旗杆，旗子上还可以的大大地写上一个“我”字。

于是有了鲁迅的杂文。

“至人无己”，因此老子无为。“圣人无名”，所以孔子不作。“神人无功”，所以庄子“游戏于污渎之中以自快”。所谓的文人大都正是那将过程看得比结果更重要的神人，“无功”可以，但“无名”、“无我”不行。好名是文人最大的弱点，因为与社会并没有太大的冲突而常常为人利用。唯我是文人的标志，但由于与社会相反对而常常会因此而遭殃。屈原如此，李杜也如此；苏辛如此，曹雪芹也如此。鲁迅是无为无不为、无作无不作，因此只能将其算作一个例外。这或许也正可以说明鲁迅的伟大。

鲁迅的最伟大之处在于做成了中国第一个独立的文化人和自由的写作者，其缺陷是并没有做成一个职业的艺术家，也因此只能吃谁的饭为谁做事，受谁的保护为谁讳言，在敏感的区域不得不有所收敛。作为生活在当今这样一个“宽松得几近于温柔”的时代中的我们是没有必要再要求鲁迅什么的，最好还是像他所告诫我们的那样去做——忘了他，管好我们自己的事，否则就真的是糊涂虫。

我们之所以不能忘怀鲁迅还因为对杂文这种表达方式的喜爱。在文化产业化的今天，所有的艺术似乎都已经变成了娼妓；文学则要么为其开门，要么为其垫底，更是卑微到了极点；只有杂文仍然在通过网络坚守着自己的阵地并高擎着那面唯我的旗帜。我们要做的或许只是不要玷污了这块神圣的土地，而通向美好未来的道路或许也正可以由此开始。

                                       
                                                                                                              2011-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