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郑欣淼看来，诗词不仅仅是中华文学园圃里一类重要的文学样式，而且是“中国文化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是“中华文化的一个重要象征”，还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最瑰丽”的部分，具有“为中华民族铸魂养神的重要作用”。相应地，郑欣淼论诗，不止将诗词视为文学活动，而是将诗词置于当前弘扬、传承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政策语境中，放在加强文化建设、树立文化自信的宏阔视野来看待。举凡诗词的价值、功能、教育、传播，以及诗词写作、诗词组织建设、诗词人才培养、诗词与日常生活关系等，都在他的思考范围之内。收入郑欣淼新著《诗心纪程》中的文章，集中表现了其丰富的诗学观念。其中，诗词的价值与功能、诗词的艺术特征、个人经验与时代精神的关系等三个维度，无疑是打开郑欣淼诗论世界的三个重要窗口。
首先，对诗词的文化价值、社会功能的深刻体认，是郑欣淼诗学观的出发点。
诗词何为？是展开诗学表述、进行诗词创作和组织诗词活动时需要回答的基础性问题。郑欣淼清醒地意识到，迫切需要对当前如火如荼的诗词文化活动进行全面审视，客观评价与方向性引导。在他看来，“中国人重视诗歌的审美价值，更注重诗歌的社会功能”，“中国的诗歌具有非常强大的功能，已成为深入人心的文化形态”。因此，从诗词的社会功能与文化形态属性出发，来观察今天的诗词发展现状，就成为其诗学观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一，他认为诗词的强大生命力，来自于中华诗词本身的魅力及其功能，亦即其“传递出的力量”。他说：“古典诗词给我们着多方面的重要的精神力量，如凝聚人心、振奋民族精神的力量，抵御外侮、渴望国家统一的力量，陶冶情操、塑造品格的力量，寄情山水、崇尚自然的力量，热爱家乡、报效祖国的力量，鞭挞丑恶、歌颂正义的力量，也具有遇难而上、体现人间大爱的力量，等等。”这段话比较集中地体现了他对诗词功能的理解。无论是作为民族精神的纽带、发扬爱国主义的旗帜，还是作为个人修身养性、砥砺品行的工具，都是诗词的精神力量的体现。对于个人而言，诗词不仅“对于移情陶性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而且，“通过诗词的陶冶，使人心胸开阔，淡泊名利，从而神闲气定，增强了免疫力，达到了健康长寿的目的”。这种“力量”可以落实到具体社会实践之中。他认为旧体诗歌精炼含蓄，形象生动，在政治、外交和日常交际中加以巧妙运用，不仅能收到普通语言达不到的效果，还可以传达出“古典诗文与政治智慧之关系”。他甚至将诗词的“社会功能”上升到“诗学本体”的高度来观察。
第二，他运用充满感性的语言，紧密诗词的功能价值，阐释了诗词的文化形态属性。在《佳句遗珠记新场》中说：“诗词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园林中的瑰丽花朵，滋养着中国人的精神世界，这种诗意的生活方式流淌在中国人的血脉当中。”在较为抽象的层面，诗词“是人们陶冶情操、净化灵魂、砥砺民族气节、培养爱国操守的精神食粮。中华诗词铸就了中华民族的灵魂，使我们在精神生活中拥有高雅的情趣和隽永的情韵”。运用到实际生活当中，诗词“是文化交流、思想交流、情感交流的最温馨的工具”。
第三，诗歌的文化价值源于其社会功能。诗教活动是实现其文化价值、发挥其社会功能的重要途径。郑欣淼把以儒家为主导的塑造君子人格的“诗教”，和以诗歌爱好者为主导的读诗、写诗、评诗的“教诗”，视为“诗教”的两种主要形态；前者是传统诗教的核心部分，后者“是以诗歌、情感、自然、人生和美为内容的广义的‘诗教’”。在他看来，诗教既可以作为国家的教化手段，也可以用来丰富学识，修身养性（《九州生气凤凰笔 千古文心瑰玮词——中华诗词的百年回望与发展前瞻》）。所以，他在论及中华诗词学会今后的工作重点时，明确指出：“重视诗词的认识、教化、娱乐、讽喻和审美功能，充分展示传统诗词在现实生活当中的作用和意义，让中华诗词真正走向大众、深入生活、服务时代，成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血液和文化基因。”
其次，对诗词艺术属性的反复强调，是郑欣淼诗学观的核心内涵。
中华诗词的文化价值、社会功能，及其反映社会感动人心的力量是如何实现的呢？他认为：“建立在审美基础上的诗歌艺术，其最终的功能，就是传达出诗人的审美情趣，进而潜移默化地影响读者的审美观。”并把诗词的艺术美分为音乐美、语言美、情感美、形象美和意境美五个方面。
在诗词的诸美之中，他对“情感美”情有独钟。他曾在《卯兔集弁言》中自述创作体会说：“心声之不可止，内情之不可遏，乃发为诗。”诗是“心声”与“内情”的抒发。这一论断不断出现在他的笔下：“诗歌是感情不可遏止的抒发。”“好作品仍然须以情感人。”“诗歌创作是感情的抒发，是精神生产。”强调诗歌以情感人的文体特征，其着眼点并不仅仅限于创作过程，而是与他所持诗歌的社会教化功能密不可分的。“人是需要诗的，需要诗的情怀、诗的境界、诗的纯美，以及诗的精神上的提升。”他又说：“没有较为强烈的生活感受和激情，文学创作是难以想象的；不直接或间接借助于形象表现真挚情感的文学作品，是不会感动读者、产生强烈效果的。”这些论述，都是与其诗歌功能观一脉相承的。
诗词抒发情感须借助优美的形式，郑欣淼因而对诗词的艺术美倍加重视。他深情赞美中华诗词“是汉语中最美丽的花朵，最灿烂的明珠，也是最温暖、最劲健、最有营养的文化力量”，无论是其自身具有的整齐美，还是援引马凯同志文章中概括的“节奏美”、“音乐美”、“简洁美”、“均齐美”、“对称美”等“五美”的说法，都是强调诗词的形式之美。
近体诗和词文体的形式之美，集中体现在平仄、对仗和声韵等方面。在诗集《〈雪泥集〉后记》中，他对此就提出了比较全面和通达的看法，认为既然写的是旧体诗词，就应掌握它的基本要求。要让今天的人读起来顺口，就不能完全拘泥于过去的韵书以及繁难的要求，而应以实际变迁的语音为主。掌握旧体诗词格律毕竟还不算太难，最难的是真正能写出有诗意的作品来。这是他对诗词形式美的基本看法。他曾反复申述对诗词形式美的要求：“平仄是构成律诗的最重要因素。……讲求平仄，就是为了追求音律有规律的起伏变化，使之具有音乐上的美感。”声韵是诗歌音乐美的载体，旧体诗歌以格律精严著称，写旧体诗歌，平仄一定要遵守，但在用韵上应注意语音的实际变化，在此前提下认同新韵旧韵并行而不相犯的“双轨制”。
当然，郑欣淼对诗词文体特征的把握，并不限于情感之美与格律形式之美，而是有着更加丰富的内涵。如“感情是重要的，但形象、意境的创造同样不可或缺”，“掌握格律并不难，难的是要有诗意，要有形象思维”等等。
再次，在创作观层面，要求诗词创作既表达个人经验，又反映社会生活与时代精神。
表达自我还是表现社会，是一个聚讼纷纭的诗学命题。郑欣淼一方面认为“诗文最能体现作者的个性”，一方面又认为“关注时代风云是中国诗歌的优良传统，讴歌美好与抨击丑恶是诗人的天职”。因而，他期待青年诗人能“创作出更多打上个人特质与时代特色的精品力作”。“个人特质”与“时代特色”，成为郑欣淼诗词创作观的车之两轮、鸟之双翼。
这样的看法，集中体现在他自己的诗词创作实践之中。郑欣淼的诗词，是其人生经历的诗意表达。在《浣尘集序》中，他自述诗词创作历程和题材内容说：“余自耽诗词，迄今已五十余载。不敢谓已窥门径，唯求适情尽兴，工拙非所计也。曩岁跋涉陕青，近年劳碌京华，问计畎亩，寄怀文物，皆有赖于斯。桑梓之念，友朋之思，亦赖此物宣道。余之于诗词，可谓未尝须臾离于左右也。”可以说，“适情尽兴”是其创作的最佳写照。他说收入《雪泥集》中诗篇，“可从一个侧面看到自己人生历程的雪泥鸿爪”。又说：“余所作，或因事寄语，或感时咏怀，或山川纪胜，或师友唱酬，情缘物动，物感情迁，不讲工拙，聊志鸿爪而已。”两处“鸿爪”，指的就是通过诗歌表现的自己的人生轨迹，“因事寄语”、“感时咏怀”则是时代精神的表达。
在郑欣淼看来，“‘诗为心声’。许多诗人为了在新的社会环境下表达心声而选择了旧体诗”。他呼吁：“让我们投身到伟大的时代洪流之中，关注社会和人生，发扬家国情怀的传统精神，用手中的笔为时代而鼓与呼。”他强调“继承传统体式，创新表现内容”，也就是“用相对成熟和规范的艺术形式和艺术经验，来表现今天的新生活”。
郑欣淼引用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传承中华文化，决不是简单复古，也不是盲目排外，而是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辩证取舍，推陈出新，摒弃消极因素，继承积极思想，‘以古人之规矩，开自己之生面’，实现中华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可以说，习总书记讲话中所说的“以古人之规矩，开自己之生面”，既是郑欣淼为自己的诗词创作所悬之鹄的，又是他于诗词界之期待。
难能可贵的是，郑欣淼论及诗词艺术、诗词文化与诗词活动时，从未采取咄咄逼人的口吻、高高在上的姿态、呶呶善辩的架势，而是处处贴近时代精神，贴近诗词活动现场，贴近诗词艺术，贴近诗词文化建设，娓娓道来、语重心长。无论立论还是行文，始终秉持“允执厥中”的气度，既立场鲜明，立论清晰，原则性强，又文采斐然，娓娓道来，读之如沐春风。其论理也明，故其入于人心者也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