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评家谢冕先生在《新诗与时代同行》的访谈录中谈到他“不主张现代人用旧体诗形式写作”的原因，一是“现代人没有文言写作的习惯，没有古典文学的背景和素养，写成老干体、民歌体”；二是旧体诗变革“没考虑形式问题，保留旧形式，五言、七言、律诗束缚太大，丰富的新内容装不进去”。谢冕先生的主张和看法虽然有失偏颇，但他也指出旧体诗词改革几乎止步不前的症结所在：一是语言不易入时；二是格律束缚太大。怎么办呢？总不能因噎废食吧！
其实，诗词界早已开出治“噎”的“药方”：一是诗韵改革，“知古倡今”。即提倡用普通话声韵作诗，其实质是提倡用普通话作诗。普通话即华语，系法定的中华民族的通用语言，用它作诗既解决了汉语特别是汉语的文言难问题，也解决了汉语声韵中入声字的问题。二是诗词格律的“求正容变”。定型于唐宋时期的诗词格律，不仅适用于带有入声字的汉语，也适用于“入派三声”的普通话，即华语，是近千年来诗词创作总结归纳出来的“黄金格律”。但这一格律并非不许变通的金科玉律，恰恰相反，它是容许在确保底线情况下的“不得不变”。以五七言格律诗为例，五绝：四句，每句五字，第二、四句押平声韵，第一句可押可不押；五律：八句，每句五字，第二、四、六、八句押平声韵，第一句可押可不押。七绝七律与五绝五律不同之处为每句七字。这样一来能“求正”的尽量求正，因内容和词语的限制，不好求正处则容变，作诗不就容易多了吗？
因为旧体诗说到底是口头文字。《毛诗序》说：“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咏）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就是说诗是用来言志咏歌的。为了方便言志咏歌，诗宜短小精练，有较为固定的格式，有跌宕回环的乐感等，这恰恰是五七言格律诗的优势。至于说“丰富的新内容装不进去”，也不尽然。首先，诗，特别是短诗，它的主要任务是用来咏怀的，不是叙事的。其次，短诗充分利用自己的含蓄、意象语言和省略、跳跃等修辞手法，可容纳比同等文字的散文、小说等多得多的内容。例如毛泽东的七律《长征》等。
综上所述，“旧体诗形式不宜论”可以休矣！但旧体诗改革创新的步伐还要加快，千万不要辜负党和国家加大力度扶植中华诗词的大好时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