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一个生活认识问题
——给诗友在拙文《一个生活认识问题》下留言的回复
序
写诗,跟其它文学文艺形式一样不能不反映生活现实,更不能不反映重大现实,包括文史哲经各个方面,都需要体现出广泛的文化意义和这样的内涵。
不反映现实,必然就成了逃避现实,逃避现实历来是各种艺术形式发展的死结,是使艺术走向枯竭的罪魁祸首。
唐宋以后,传统诗词为什么要走下坡路?不仅仅因为其它文学文艺形式多了起来,让人们有了更多的欣赏选择,从而挤占了诗词发展的空间,实际是这个空间再怎么挤占,人们对诗词欣赏从没有降低过兴趣,是诗词创作水平非但没有跟上来,反而不升反降造成的。
为什么不升反降?观察和分析这一段诗词发展历史就会发现,这一段并非像有些人说的是文人创作进入了低谷,相反文人创作量一点未减,就是传不下来,实际原因在于,文人从唐诗宋词作品传咏中看出了巨大荣耀感,纷纷转入对诗词创作本身的效仿,而忽视了对普遍生活的关注。
哪怕纳兰性德一时有所冒出,亦有其中的偶然因素,不无对南唐后主留给后世老本的独有其悟,唯到了五四运动出现了普遍关心国家大事的现象,带来一批像鲁迅等关心国家大事的重要知识分子,诗词作品才重新见诸广泛流传的创作趋势。
这个趋势中,最异军突起且终极为空前绝后高峰的是毛泽东,不仅彻底摆脱了旧文人的影响,也把诗词创作与生活现实,特别是与社会重大现实的结合,引到了无与伦比的高度,尤其是艺术智慧的高度,重新开启了传统诗词新的广泛传咏。
这就说明,传统诗词发展的真谛在与生活现实结合的道路上的,而不在别的道路上,什么时候,谁结合得好,什么时候,谁的创作就有感染力。无疑如何结合生活现实,又是这种结合中最关键做根本的问题,而这个问题又突出反映为是结合于现象,还是结合于本质。
结合于现象显然是浮皮蹭痒的,结合于本质才能见到具体的实质和内涵,才能体现于艺术创作的深刻性及其功能,那么如何看到本质,仍毋庸置疑从毛泽东的理论智慧和他的艺术实践智慧就可以找到答案,这就是透过现象看本质。
以下就是通过透过现象看本质来看生活现实的尝试,既是对诗友提出的一个带有普遍性问题的解答或曰解惑,也是个人在这方面所进行的部分实践研究的归纳。
正 文
独不怆然!留言:2019-10-08 20:35
马克思对社会经济研究很深,但治国理政方面呢?现在应该辩证地看待这个问题。
huge回复:2019-10-09 11:40
还是不得不说几句,暂不知说到哪。“马克思对社会经济研究很深,但治国理政方面呢?现在应该辩证地看待这个问题”,朋友这个看法很有见地,但要思考的是,简单的此此彼彼还构不成辩证,治国理政仍属于政治范畴,还无法规避或割裂于政治之外。
政治是一种复杂、特殊且全面的智慧,不是一般的专业性智慧,虽古有“治大国如烹小鲜”的说法,其实是迎合了把国家治理简单化的幻想,比喻再好,终解释不了政治。
事实上,治国理政,或曰国家治理,对于政治而言还仅仅是执掌国家的一个看得见摸得着的具体内容,如强调政策、法律、谋划、经营和要求,执掌国家更多的内容,还在于看不到的方面,如注重指引、解惑和预估,特别要通过详细论述将这种看不到的智慧形成具体的思想理论,以利于深入每个社会成员的心灵。
马克思发明了科学社会主义理念及其理论,为普遍社会主义政治奠定了根本基础,特别是制度基础,在中国把这变为现实的是毛泽东,在彻底打碎一个旧世界的基础上,全面奠定了新中国国情和中国特色政治基础,特别是在毛泽东思想武装下,广泛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新人意识,共 产主义接班人意识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英雄奉献意识,以及拒腐蚀永不沾的革命自觉意识,这也是社会主义新兴意识形态唯一全面合理的精神基础,也是最健康的基础。
他老人家著述之丰,眼光之远,洞察之深,制胜之神,智慧之全面,能力之无穷,思想之广泛、深刻和敏锐,就不仅仅体现于“治国理政”四个字,很多尚未挖掘出来的智慧,都是没有事实就看不见的,被证 明了的即使是大量的,即使是别人遥不可及的,却仍然是一小部分。
况且,治国理政也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现行体制下共有特征,特别是以政权任期为功利目的的国家,这是所有社会共有的一般规律。
相比之下,中国社会主义是跨越资本主义阶段而来的,其根基尤其依赖于国家引导和全民自觉,否则便可能受资本主义自然而然发展意识的影响而不稳,这注定了中国社会始从要面临道路问题,方向问题和性质问题。
这三大问题才是中国政治之本。如果把这三大问题视为根本战略问题,那么治国理政也就是这个根本战略下的战术问题。没有社会主义独特的战略,自然就不可能有本质上的中国特色,也就可能模糊社会主义道路、方向和性质,进而就免不了造成倾向用一般规律来套用治国理政。
就中国社会主义的道路、方向、性质而言,所有总的战略和战术问题,即使在马克思的著作里找不到答案,在毛泽东老人家的各种智慧里是找得到答案的,关键在于以逊于他的智慧能不能彻底理解、吃透,运用,以及运用得好和坏的问题,要接受改革开放以前的教训,特别是“大跃进”和“文革”的教训。
实际上,改革开放以后,对毛泽东的“三七开”造成了后来几代国人对毛泽东本人和毛泽东智慧的怀疑、漠视,乃至抵触,以及在方方面面的避讳和发生的不应有的事情,尤其是社会矛盾突出,人民扬眉吐气当家做主意识的被削弱,不仅反证了改革开放前某些探索性失误,如“大跃进”、“文革”,是不能彻底理解和准确贯彻毛泽东思想而反映为智慧不够造成的,这既符合党在历史上选择毛泽东之前的一贯表现,即因智慧不足而教条,又因过于自信而任性,也表现为有了毛泽东以后党的一大批人思想懒惰和安于智慧不足,导致了建国以后大面积对毛泽东思想的过度透支和相当程度的拉大旗作虎皮似的我行我素的难以避免,包括文革中的公报私仇现象,同时更直接证 明了改革开放以后出现的所有矛盾仍是改革开放前各种情形的翻版,是换了一批人物的表现,是在缺乏政治有效指引和解惑下发生的,更是缺少及时预估的结果,所谓“摸石头过河”。
就党自身而言,党的英明在于是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有马克思主义引导,但党终究是一群人物组成,这些人物尚构不成智慧的化身,也就提不上哪个人是注定英明的,仍必须依赖有高度且绝对智慧的人站出来,让党服从于这个人的引导,党才是英明的。
中国共 产党之所以能够带领全国人民赢得革命胜利,就在于有毛泽东站了出来,否则党再先进,谁站出来也无济于事,这是党的历史证 明了的,且是无法否定的事实,是一次次失败的教训总结出来的成功经验。
由此反思改革开放以后,这一时期所显现和带来的经济建设巨大成就,还只能用一定的治国理政顺应了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来解释,而且毛泽东思想奠基下的国家安定局面和人们的稳定意识,这些惯性因素起了与改革开放决策同样的决定作用,唯这一时期还不能反映为社会主义政治的全面协调的合理性,更不能体现为全社会继续做社会主义新人的精神意识及其进步性,不然社会也不会广泛萌生对制度质疑的声音,更不会让以腐败为主的各种精神意识和恶劣行为,在新中国业有经验教训和不缺指导的历史背景下,对社会性质产生几乎颠覆性的影响。
这种情况下,不能说治国理政不是好的,但掩盖不了恰恰是政治智慧不足的表现。这无疑是新的教训,比起建国以后的二十几年更具有可避免性,甚至完全可以说,新中国前二十几年一切探索都可视为无以避免,改革开放后是一定能够避免的,所谓“前车之鉴,后事之师”。
换言之,为什么用“前人没有走过的路”来解释改革开放,而不肯用此正视改革开放以前?尽管说,时代在发展,社会在前进,新的现象和问题不断出现,但本质的东西是不该变的,哪怕有些无关紧要的性质允许变化,也必须在服从于本质的范围内,否则性质必然要决定本质,甚至改变本质。这在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始从露有这样的端倪,要是没有枪杆子保证,结果很难想象。
这种情况,除了枪杆子还在人民手里,少数人占有绝对财富、尊严和绝对发言权这一事实是不容否认的,哪怕在各个治国理政层面对此还一时解释不了,不能解释,不意味事实就能否认。
说到底,中国社会主义这一特殊国情,要求国家始从要有超越资本主义社会的智慧,要有明灯先行指引,是在明灯指引和解惑、特别是预判下的治国理政,然而就当今意识形态混乱,社会道德堪忧,腐败与懒政同时并存的局面看,显然尚缺少明灯效应,也就不得不继续寻求摸石头过河,甚至还以黑猫白猫成王败寇论英雄,在这种无奈于可以预见的隐患里治国理政,不啻为自寻荆棘,怎么治国理政也不免有顾头顾不了脚,按下葫芦浮起瓢,胡子眉毛一刀切现象,这也是教训。
再换个说法,找回明灯,而且找对明灯,才是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根本钥匙。这就是中国治国理政与马克思主义政治之关系的辩证法。本着求同存异,说这些权做与朋友商榷。几句诗言,--
苍茫大地主沉浮,焉以烹鲜可解忧。历史翻来新一页,明灯指路不能丢。
http://www.52shici.com/posts.php?id=246984 2019-10-09 11: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