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    伦

（1788-1824）

十九世纪看上去很是个非常理性的时代，但在一些最出色的人物身上却也闪耀着些许浪漫的光彩。如果我们不把某些艺术家当作投合或不投合人们审美趣味的人而是当做一种社会力量来看待，即作为社会结构、价值判断、政治见解产生和变化的原因来考察，我们对他们的评价便不得不做出调整。因为当初显得很重要的有些人现在看来已经不重要了，而当初显得并不重要的人现在看来却又是很重要的了。

在这些现在看来很重要的人物中，诗人拜伦应该得到比先前更崇高的位置。这样的说法对于生活在欧洲大陆上的人们来说是很容易被接受的。拜伦巨大的影响力主要体现在那些非英语国家的人们身上，因此我们也只能到这些国家的人们当中去寻找他精神的后裔。虽然在我们看来他的诗不仅算不上是很优秀的，甚至在格调上也并不高雅；但是在国外，在欧洲大陆即欧洲那些非英语的国家，他的人生观和表达情感的方式已经流行开来，甚至成了我们在研究某些重大事件发生和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的问题时不得不考虑到的非常重要的因素。

拜伦在他所生活的那个年代算得上是个大大的叛逆者，但他与那些农民起义和工人运动的领袖——共产主义者却属于完全不同的类型，因为他是个贵族阶级的叛逆者。饿着肚子的人们不需要哲学家们用言辞来刺激他们心中的不满或对他们心中的不满予以这样或那样的解释，在他们看来这些言辞只是有钱人用来的一种特殊的方式，与他们的生活毫不相干。或者说他们想要的只是可以填饱肚子的面包，而不是谁来给他们讲一些只会让他们的肚子变得更加空虚的体系。虽然那些共产主义者也宣扬爱，但他们所宣扬的爱与基督徒们所宣扬的爱不同，因为他们对有钱人是充满了仇恨的。而且，成功对于他们来说是必不可少的，而斗争经验的缺乏又使得他们对未来建立不起足够的信心，最终只好把对有钱人的仇恨当成是一面旗帜高高地举起，这也实在是一个无奈的选择。假如他们都能像马克思那样创造出一种学说来，那他们的学说也一定只是一套要自己注定要取得最后之胜利的理论，而不是什么关于剩余价值的理论；因为他们的价值观一定还是非常原始的，即肚子不饿就是善，其余的都是空谈。

拜伦既然不会饿肚子，因此他的叛逆就有了其他的原因。拜伦是一个超人。和尼采一样，权力欲也可能是他叛逆的潜在的根源，但在他的身上所表现出来的却是对现实政治极大的不满。如果这种不满得以充分发酵，其结果必然会成为提坦式的无边无际的关于自我的神话或是撒但式的愚昧而又疯狂的迷信。的确，这两种东西在拜伦的身上都有，并且不仅通过那些接受了他影响的人在欧洲大陆上流行开来而且甚至还已经成为了一种时尚。这种可以以拜伦的名字来命名的贵族式的叛逆哲学在其接近成熟时便成了法国烧炭党和德国法西斯的精神支柱。而且，这种叛逆哲学至今也还在向许多知识分子和艺术家的头脑里灌注着一种也同样可以以拜伦的名字来命名的情感方式。

一个贵族，如果不是因为他自身的气质和所处的环境有什么特别之处，他绝不会成为自己所属的这个群体的叛逆者。拜伦的生平是非常特别的。他对自己童年的回忆是父亲和母亲之间没完没了的争吵；他的母亲是个刁蛮得让他恐惧、庸俗得让他厌恶的女人；他的保姆被他称为加尔文正义的恶魔；他的先天跛足让他心存羞惭而变得性格孤僻；这对他来说实在称得上是一段苦日子了。他在十岁时便从叔祖父那里继承了勋爵的爵位，并成了纽斯提德府的业主。他的家族在当地是以放纵不羁闻名的，他的那位叔祖父在年轻时因为在决斗中杀死了一个被人们认为是好人的人而被人们称之为“恶勋爵”，他的母亲所属的哥登家族在当地更是臭名昭著。但他似乎并不曾以此为耻，他不仅为自己所得到的东西感到欢欣，而且还要为自己的先辈们感到骄傲。他在早期的诗作《离开纽斯提德府》中对曾经作为十字军的首领参加过克雷西、马斯顿之战的祖先表现出极大的仰慕之情。在收尾处他写道：

我要像你们那样生也要像你们那样死

连我的尸骨也要与你们的埋葬在一起

这不是一个叛逆者应该说出的话，到令人想起他在《恰尔德·恰罗尔德游记》一书中描写的那个近代贵族恰罗尔德，那是一个总是喜欢模仿中古时期的人去做一些令人啼笑皆非的蠢事的堂吉诃德式的人物。

拜伦在大学期间便有了自己的收入，这不仅让他觉得自己已经成为了一个独立的人，而且还让他觉得自己仿佛成了可以自铸钱币的德意志邦主和根本不需要钱币的柴罗基酋长。拜伦后来写出了许多歌颂自由的诗篇，但我们要知道他歌颂的自由只是德意志邦主和柴罗基酋长的自由。但无论他自己怎样觉得自己既高贵又富有，他的那些贵族亲戚还是对他敬而远之。他自然也知道其中的原因，唯恐自己也会像他的先辈那样成为让人唾弃的人。于是，他便只好把势利和叛逆巧妙地结合在了一起，成了后来这样一个很特别的人。既然不能成为一个闲雅的绅士，便要像自己的先辈那样做个名臣；既然做不了皇帝，便要做一个保皇党的首领，至少要像他们那样在走向地狱的途中高唱出一首愤世之歌。这样，中世纪的骑士小说就成了他的课本。最终的结果是，他像霍恩施陶芬的皇族成员那样做了许多违法乱纪的事，又像十字军战士一样死在了战场上。

羞怯和孤独曾促使拜伦到恋爱中去寻求安慰，但由于他是在不自觉地寻求着一个理想中的母亲而不是一个现实中的妻子，所以除了他同父异母的姐姐奥古斯塔以外所有的女人都让他大失所望。他曾经对雪莱自称是美以美、加尔文、奥古斯丁三重教徒，他因为一直没有摆脱掉加尔文主义神学的影响而使他觉得自己一直都生活在邪恶里，他甚至曾认定邪恶是他血统中的遗传因子，是他永远都无法摆脱的宿命；因此他要成为一个邪恶的人，他要做一些一般人想做而不敢做的事。他爱奥古斯塔，这一方面是因为奥古斯塔与他有着同样的血统，另一方面是因为奥古斯塔能像他理想中的那个母亲一样来照顾他。另外，其实也是最重要的，奥古斯塔对他的赞美还让他为自己的孤芳自赏找到了依据。有了奥古斯塔，他甚至觉得自己便可以与这个世界上最邪恶者——费里德曼（他的诗剧《费里德曼》中的主人公）、该隐、撒但相媲美了。拜伦——这个加尔文主义狂徒的野心就这样获得了满足。

但拜伦虽然觉得自己可以与撒但匹敌，却又从不敢把自己放在神的位置上。这更加傲慢的下一步尼采做到了。尼采说：“如果真的有神而我们又不是神，那该是我们绝对不能忍受的事，所以神还是没有的好。”这等于是在说凡是有伤我们自尊的事都注定是错误的，除非是由我们来伤害他人的自尊。尼采和拜伦一样，其思想在很深的程度上受到宗教的影响，而且因为既敏感又富于智慧，便找到了一条比拜伦的撒但主义更高明的逃避现实的道路。尼采对拜伦的遭遇是非常同情的。他说：

“之所以会有这样或那样的悲剧发生，首先在于我们总是去追求真实，因此便无法相信那些形而上学的教条；其次是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并没有变得更加坚强而是相反地变得更加软弱了，于是我们需要一种更高级的自我安慰的手段以把自己从痛苦中拯救出来。也正是因为如此，那些探求真理的人便要面临因为他所认识到的真理而流血牺牲的危险。”

同样，拜伦也用他的诗句表达过同样的意思：

    知识乃是痛苦的根源

    知识越多就越痛苦

    人啊，我要告诉你们一个真理

    知识之树并非生命之树

    一个甜蜜的果子也结不出

在许多时候拜伦都已经很接近尼采了，但只不过都是在他的诗里。一般说来拜伦的思想观念和他的实际行动是相反的，前者已然接近了现代，但后者却还在中世纪里徘徊。

伟大的人物在尼采看来都是不可战胜的神，但在拜伦看来却都是他要去战胜的巨人。不过有的时候也并不是这样，他在《海盗》中所刻画的那个海盗很像是尼采笔下的查拉图斯特拉，即在和部下的交往中能很容易地控制住他们的灵魂。在拜伦的笔下，这海盗和神具有着同样的特性，只不过又总是被他将这种神性解释成了人性，就如同汪达尔王干瑟里克、暴君艾济利诺和路易西安纳的海盗所表现出的人性一样。拜伦希望自己能和他笔下的海盗一样，也因此要去与他们战斗并分出一个胜负来。

拜伦到处寻找他理想中的英雄，因此自然不会仅仅把目光局限在东地中海各国和中世纪，于是最终，拿破仑便很自然地被他披上了一件理想主义的外衣。拿破仑对十九世纪的欧洲人来说是再辉煌不过的人物了，从以写出《战争论》一书闻名的普鲁士将军克劳泽维茨和法国小说家斯当达尔到海涅、费希特、尼采等众所周知的这些了不起的人物以及发生在意大利的爱国者运动的领袖们都无不受到他的感召。他死后，他的阴魂仍然昂首阔步地行走在整个十九世纪，成为唯一可以与大工业生产和世界贸易相对抗的精神力量。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正是在力图将他的阴魂驱散却并没有起到多大的作用，因为这阴魂给人们的想象留下了太大的空间，而且这个空间直到今天还在被继续扩大着。

在拿破仑图谋重建帝国的所谓“百日江山”时期，拜伦公开声称他希望拿破仑取得胜利。在这之前，他是对华盛顿抱有着希望的，但当拿破仑从埃尔巴岛一逃出来，他就又把希望寄托到拿破仑这边来了。所以，当听到拿破仑兵败滑铁卢的消息时，他说：“我真的是难过死了。”只是到了1814年，当他认为拿破仑应该选择自杀来结束自己的历史而拿破仑却选择了退位时，他才开始对拿破仑——这个他心目中的大英雄——感到厌恶。

1824年，当拜伦的死讯从希腊传到法国时，许多报纸是把拜伦和拿破仑相提并论的，就好像他们是同时死去的一样。卡莱尔在当时曾说：

“对于法国人来说，以这种或那种方言写出几行诗来发表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随便哪个自认为了不起的人都可以做到，但这顶多也不过是去与自己心中的恶魔争论了几句而已，与拜伦去同全人类都必须去面对的恶魔交战比起来又算的了什么呢？拜伦用诗歌唱出了自己的忧郁，正如拿破仑用大炮唱出了自己的快乐一样。”

虽然卡莱尔后来又喜爱上了歌德，但歌德对于他来说只是呼吸，而拜伦却是他的血液。

在卡莱尔看来歌德是与拜伦完全不同的两个人物，但在缪塞看来他们却是往高卢人快乐的酒杯中注入忧郁之毒素的同犯。那个时代的法国青年大都是通过《维特的烦恼》一书来认识歌德的，他们根本不了解在《维特的烦恼》后面那个毕恭毕敬地站在魏玛大公身边的神人一样的歌德，否则他们该是怎样的失望啊！缪塞责备拜伦是因为没有在贵丘里伯爵夫人那里得到安慰才写出了那些充满了忧郁的诗篇是不对的，因为他在认识了这位伯爵妇人之后便不再写像《曼弗里德》那样的诗篇了。虽然拜伦的《唐璜》和歌德那些欢快的诗篇在法国一样少有读者，但许多的法国诗人还是将拜伦式的忧郁灌注在了自己的诗篇里，缪塞的恶评并没能将他们从这种忧郁中拯救出来。

在缪塞看来，拜伦和歌德只是在拿破仑之后才称得上是十九世纪最伟大的人物，但在德国，人们对于拿破仑却是褒贬不一的。有像海涅那样的人，他把拿破仑看成是自由主义思想的传播者、农奴制的破坏者、封建正统观念的死敌、让那些小邦主们发抖的人；也有一些人把拿破仑看成是与上帝唱反调、以德意志民族的敌人自命、了条顿人的美德只有依赖对法兰西人的憎恨才可以继续存在的不义之徒。卑斯麦则将这两种观点综合起来，称拿破仑虽然是基督的敌人，但却不应该被人们憎恶，而是应该被人们称颂。尼采承认了这个折中的说法，但他的说法却要令人毛骨悚然；他说更惨烈的战争就要到来了，这不是法国大革命而是拿破仑给予我们的恩赐，我们应该为之兴高采烈才对。就是这样，拜伦的民族主义、撒但主义和英雄主义组合在一起，竟构成了德意志人的精神家园。

拜伦当然不温和，而且还要暴烈得如同雷电。他讲卢梭的话，仿佛也是在说他自己：

以炽热的情焰散布出魅惑的消息

用一枚枚苦果榨出那激昂的辩词

给疯狂披上一件华丽无比的衣裳

还要给魔鬼戴上一顶灿烂的花冠

但拜伦又与卢梭有着很明显的区别。卢梭是感伤的，拜伦除了感伤之外还是癫狂的；卢梭的怯懦是裸露着的，拜伦的怯懦却是被他隐藏起来了；卢梭赞颂人的德行，拜伦却欣赏人的罪恶。他们之间的区别代表着人类前行的两个不同的方向。

必须承认，拜伦的所谓浪漫只有一半是真诚的，他所说的一些话我们绝不可以全信。我们虽然不能将其简单化，即忘掉他对生活的绝望和对人类的蔑视，但我们把他当成一个神话人物来看待似乎比把他当成一个真实人物来看待会更好。因为他也的确和拿破仑一样，给生活在欧洲大陆上的人们带来的影响是永远都不会被磨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