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词已经脱离了诗歌舞三位一体》

刘士林的《中国诗学原理》P215写了“5、听：诗之声与乐之音”这一专门的章节来阐述中国诗歌起源与歌舞的关系，他说：“在中国民族生命的起源与发生过程中，‘诗’与‘音乐’（作为‘声音’自身演进的成熟形态）在历史之维上具有深刻的同源性。”“诗乐舞的三位一体结构，在起源上一定很早”。

尽管诗歌舞在发源于同一个本体（母体），然而，诗词发展到现代，已经与歌、舞独立门户了——我不知道这应该是喜悦还是悲哀，但我感到一丝丝的惆怅。

首先，现代的诗，多数已经不能歌了！更不能舞了！诗歌舞虽然没走到井水不犯河水的地步，但已经没有了血浓于水的紧密。读过我的品诗文章《评新诗“楼上楼下”》的读者，也许注意到了：我在评论《楼上楼下》这一首新诗的过程中，一直称之为“新诗”，而未称“新诗歌”，原因正在此。

现代新诗的主要表现形式，即长短句类新诗是最为普遍的一类诗，却不能称之为“诗歌”，因为多数长短句新诗连最基本的吟诵性都没有，当然，我并非主张所有的诗歌都写成歌词。我深深感受到，中国诗歌在西方诗的入侵并异化过程中，走到“新诗”这一步，还没有孵化出中国式的“新诗歌”。

我读一首诗，首先会界定诗的类别。回首中国新诗的历程，新诗迄今为止没有形成最终的课纲定性分类。1917年2月，《新青年》刊出胡适的白话诗词8首，是中国新诗运动中出现的首批新诗。胡适的《尝试集》是第一本用白话写的新诗集。最早从思想艺术上展示新诗的特质，并初步确定新诗地位的，是郭沫若的《女神》。尽管新诗到2017年正好经历100年，但始终无法形成课纲式、学术式的分类，在我国，主流分法大概有以写诗的人群而分的诸如新月派、革命派、珞珈诗派……

阿欢对诗的分类目前尚未认真思考，但粗略认为新诗应该有分类，我想：第一，以诗歌引起吟诵的起因作为分类标准：或者是事件，或者是物件，或者是情感，或者这三者交叉都有；第二，可以我们目前社科分类来类似区分：1、信仰诗，2、哲理诗3、政治诗，4、自然诗，5、人文诗，6、综合诗……第三，以诗歌的长短或者行数来分类：长诗、短诗、长短句，行（hang）诗、微诗，第四，以写诗的人群来分：新月派、珞珈诗派，等等。

长短句——这是进入21世纪以来，最为流行的一种格式新诗，这是西方诗的格式已经渗入中国新诗作者的表现。所谓长短句：一首诗里，一句诗可以较长，也可以很短；一般在25行或者20行以内。可以这么说，本来中国新诗走到徐志摩的《再别康桥》那一刻，差不多又要诗与歌再一次融为一体了，可惜，由于当时我们国家积贫积弱，中华文化同样遭受到西方文化无情的侵蚀，泥沙俱下，被西方诗侵略得几乎蜕化变质。

时至今日，我们的新诗还没有真正树立自己的特色，还在“四不像”的迷茫中摇摆。

中国现在强起来的时候，正是中国诗歌走向正本清源的文化盛世。是时候让中国诗歌为新时代载歌载舞了。

其次，与时俱进、深入生活是诗歌获得新生的唯一途径。白居易响亮地提出了“歌诗合为事而作”的口号，至今仍具有积极的重大现实意义。现代新诗，许多都是闭门造车，甚至是“为赋新诗强说愁”，貌似写得惆怅满腹，凄凄惨惨，其实空洞得很。

也许朋友看了此文之后比较纳闷：你阿欢不是说诗词吗？怎么聊到新诗去了呢？呵呵，一是，现代诗词精品极少，可以说是乏善可陈；二是，新诗也归属诗词；三是，用新诗为例来作说明，似乎能聊得更加透彻一些吧？

再说，西方诗，人是人，物是物，而中国诗歌就是人物。

《阿欢聊诗词现代化》系列文章，乃个人观点，纯属茶余饭后的闲聊，不针对任何人、物，也难免存在谬误，敬请读者原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