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欢山歌。近来无聊，就在一个圈子里胡诌山歌，以为会玩出些惊喜。可是很失望，收获的只有歪瓜裂枣。一帮偷哼着《刘三姐》长大的“中国语言文学”专业人群，竟没人能唱出一首像样的山歌！看来，山歌是不屑入高雅人士的法眼啊！
确实，作为民歌的一种体裁，山歌只在民间自娱自乐。相对于唐诗宋词，山歌是下里巴人。但追溯源流，山歌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却是很“至尊”的，她是中国诗词的远祖！
《诗经》是周以前的诗歌总汇，也是中国史上第一部诗集。《诗经》分《风》、《雅》、《颂》三部分，“风”就是各地民歌民谣，是山歌的雏形。
其余的“雅、颂”，很难说不是在民歌民谣中筛选、或者模仿民歌而被钦定为“正音”的雅乐、或作为祭祀大典的颂歌的。很难想象，如果没有民间歌谣的广泛流传，谁个御用文人关起门来望着瓦顶能捏造出雅啊颂的来？
尽管登不上阳春白雪的大雅殿堂，但人们在田野劳作、日常生活、社交活动中兴起而作、随口而出的山歌，以其简短灵活、活波爽朗、质朴形象、幽默俏皮的特点和特别浓郁的生活气息，为社会底层的广大民众所喜闻乐见，在乡间、市井中滋生、漫延。因为有各地的山野之音，才汇成广西的“歌海”。有人说，广西的歌海不就因为《刘三姐》吗？错了，没有歌海，就没有“刘三姐”，更没有《刘三姐》。
山歌根植于民间，有如漫山遍野丛生滥长的野草杂树般顽强的生命力，经得起远古的焚书坑儒、近代的反传统和十年浩劫中“破旧立新”等的极端冲击，生生不息。
远古不说，从“五四”狂潮打破传统文化坛坛罐罐开始，至“文革”后的一段很长时期里，由于遭受被称为“摧枯拉朽”般的冲击，中国文坛万马齐喑，哀鸿遍野。如近体诗，也只有屈指可数的高层人士偶尔为之，民间极少有人敢问津。就算有，也是“吟罢低眉无写处”。
当时连舶来的“洋诗”也不敢按传统中国诗歌的形式和语言来翻译，那些“译作”充其量是原作意译的白话文，却被饥不择食的“新青年”们顶礼膜拜。涌现了像郭沫若、贺敬之等一大批文学青年，成了这一历史背景下“新文化”的主力军。他们争相效法洋诗译文的所谓“新诗”从此泛滥成灾。《凤凰涅槃》等就是这个时代的产物。
近年有批评郭沫若诗词的文章。说句公道话，郭沫若骨子里是中国传统文化哺育出来的文人，他的《凤凰涅槃》和60年代写的《百花集》等“自由诗”应该是违心的“应时之作”。回看郭沫若的这些作品，尽管刻意用口语，追求句式的自由松散，用韵也很宽而且随意转韵，但内在节奏感还是有的，形象也算站得起来，只是没有过去说的那么伟大。正是他们的这一类“杰作”，误导了几代文学青年走上极端崇洋媚外的、反传统的、极端自由主义的不归邪路。
正眼看一下近百年来中国诗坛的那些“新诗”，除了一些玩思想者的作品有些哲思外，其余大都是的白开水。有一类叫“朦胧诗”的文字故弄玄虚，估计连“诗人”自己也说不清想表达什么。近年还出现的什么“梨花体”的烧饼，网络上大肆吹捧“脑瘫体”的穿越大半中国去睡你之类，更令人作呕、啼笑皆非。
这些“诗人”们把白开水甚至污水的用回车键堆码起来，以为这就是诗。还有人码成三角粽子的模样，号称“宝塔诗”。难道不觉得对堂堂中华诗歌的亵渎么？
笔者在《也说说丁鲁教授关于中国现代诗的三十六个疑问》一文中曾说：“分行抄写不是诗，分行只为了便于阅读。诗的节奏在于构词、诗的韵律在于读音，诗的表达在于意象，诗的寓意却在诗外。如果分行就是诗，酒馆的菜单也叫诗了。”
意味深长的是，郭沫若的晚年却回归了传统，经常用近体诗唱和。也许这老郭也意识到新诗走进了死胡同，中国诗歌的发展迟早要回归传统的。这也是无骨文人的滑稽和悲哀之处。
时至如今，作为诗歌大国，官方依然在歧视传统诗词，仅有的官办诗歌专业刊物《诗刊》和几乎所有的官办报纸的文学副刊、文学期刊的诗歌版块里，近体诗词的份量依然微不足道，民歌山歌更是可以忽略不计的点缀、调味，依然是不伦不类的“现代诗”统治着，难道还不该反省吗？
山歌也是多灾多难的，在历次政治运动中也被屡被禁唱。神奇的是，山歌不但屡禁不绝，这种民众喜闻乐见的体裁还往往被“征用”为各种运动的鼓吹手。这也正是山歌得以保留和传承下来的原因之一。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相对于命运多舛的诗词和其他传统体裁，山歌应该是很幸运的特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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