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镇万元街的背后有一条长堤，长到贯穿整个古鎮；窄窄的，窄到只有板车宽。可是退休后我总爱到这里走走，看看。无论是艳阳当头，还是夕阳西下，总是带着一种特殊的感情到此一游。这不是随随便便的散步，是一种心灵的回归，不是为了散心，是在回忆中重温当年的沉重与伤感。以前，我很少到这里来，自从分田到户后，我几乎每天要来。原先大型的农田被割裂成一长条一长条布片似的块块，你一块我一块的分给社员各自打理，东一个西一个，稀稀拉拉。打这以后，彼此之间再也不亲密无间，再也看不到热火朝天的场面，再也看不到冲天的干劲，再也看不到齐心合力的协作精神。争先恐后抢第一、遍地英雄下夕烟的画面再也回不来了。

      堤下的渠道里水淙淙地流着，水本来就不大，加上人们在各自的田头将渠拦成一节节，水流就更小了，有的地段只剩几缕水丝在颤动，似乎要奄奄一息。有只蛙费力地爬上堤，跳进菜地。一条细长的水蛇摇头摆尾地在渠中游，间或潜入水中，微露警惕的头打量着四周。堤边，长满了艾蒿和野芹，黄花苗在牛蹄下吐着芬芳，野草不惧践踏，把翠色漫延到路中央。

       我径直的朝前走，走到一厢田头，久久地伫立着。这厢田两耙宽，一百多米长，是一九八三年分给我家的责任田，一九八九年我们全家都转成商品粮后，这块田就归还生产队分给别人了。当时，运气不错，刚分田到户，学校就从山上搬到山下，离责任田不足三百米。棉桃裂开了，一厢雪白的棉花在阳光下是那么的耀眼。中午，我便带着三个孩子来到这里捡棉花，上课的预备铃响了，我便领着三个孩子朝学校跑，这两头忙的情景至今历历在目。那个年月，半边户的老师是最辛苦的，在校要忙教学，星期天寒暑假回家要忙责任田。常常妻子拖粪下田，她在前面拖，我在后面一手拿钉耙推，一手拿着书看。妻子先还停下车回头责备几句，后来司空见惯也就放任自流了。

        这里的菜籽黄了，水田里要栽秧。妻子叫我去割菜籽她去栽秧。星期天，我从早到晚累了一整天，总算把菜籽割完了，铺在田里晒。过了两天，妻子问我：“菜籽割了？”“割了。”我说。“你自己去看割了没有。”“我是割了呀。”“你把别人的割了。”“啊！怎么会呢？把谁的割了？”“把兆加的割了。”兆加是我的族弟，他的责任田与我的毗邻。“他不仅不感谢你，还要我赔他的损失，说还想长几天，多打几斤。”妻吼我。从此，我便在田头的堤上挖了两步台阶，放上一块石头做记，再也没搞错。

      曾经的梦想在这里实现了么？起早摸黑，风霜雨雪，脸朝黄土背朝天的累得要命，心操碎了，汗流尽了，并没有让钱包鼓起来。谁还记得争第一、夺红旗的擂台赛？整齐划一的蓝图变成了百衲衣，我不知道这片土地会不会百感交集。风从耳边吹过，似乎在诉说岁月的艰辛，周边的庄稼，青的青，黄的黄，依然苦涩酸楚。我怔怔地望着这片土地，劳作的都是老爸老妈，心里涌动一种难以名状的情绪。

       麦子黄了，金灿灿的刈倒了。刈着刈着，突然我 看见前面的麦地里有只小动物在蠕动。小兔子？上前一看，原来是只小刺猬。小小的刺球，白绒绒的，依在麦蔸边。我割了把青草，将它包裹扎好，放在篓子里，收工后带回家。
     我把小刺猬放在院子里，鸡们围上来看后尖叫着跑了，小黑狗拿嘴触了触，跑开了，只有孩子们高兴地蹲着惊喜地瞧着。

     夜里 ，我怕小刺猬爬丢，用细麻绳拴住它的脚，并在火笼屋里给它做了个窝。一觉醒来，我听见火笼屋里有一种奇怪的叫声，声音不大，幼稚得很。我知道这是小刺猬在叫，它是在找它妈妈。

第二天，孩子们给菜小刺猬吃，它不吃。我挖来小蚯蚓，放在小刺猬的嘴边。小刺猬伸出尖尖的小嘴，忽闪着黑黑的小眼睛望了望我们，把小蚯蚓吃掉了。半夜三更，院子里传来一阵阵怪叫声，低低的，细细的，尖尖的，这时，火笼屋里小刺猬也发出叫声，这叫声似乎在回应院子里的叫声，但比前夜的叫声要急促，要兴奋。我打开窗子，拧亮院灯，竟然看见一只大刺猬用爪子在扒后门。我急忙披衣起床，打开后门，想把它抓进来，可是，大刺猬钻出了栅子门，我没追上。我躺在床上想：麦田离这里五百多米，沟渠呀，马路呀，街巷呀，它是怎么找来的？这一定是小刺猬的妈妈，母爱的力量！

        第三天夜里，大刺猬又来了。大的在院子里叫，小的在火笼屋里叫。孩子们说：“爸爸，它们好可怜！”妻子说：“放了吧。叫得心酸。”

       第四天夜里，我没睡，悄悄地等着。大刺猬果然来了，叫得更凄厉，声音开始嘶哑，小刺猬也拼命地叫。我解开小刺猬的绳索，轻脚轻手地将它打门缝里塞出去，拧亮院灯。大刺猬受到了惊吓，慌忙后退。小刺猬瞧见妈妈，高兴得直叫。这时，大刺猬奋不顾身地跑到小刺猬身边，吻呀舔呀。小刺猬钻进妈妈的怀里，再也不叫喊了。大刺猬含起小刺猬立起来朝着后门仿佛拜了拜，然后跑出了栅子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