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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试论诗及其他(三)

清风明月20190516 发布于2020-06-10 08:01   点击:1264   评论:4  


试论诗及其他(三)
文/清风明月

“崖山之后”,尤其是自工业革命几百年来,我国诗歌衰变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这是一个见仁见智、极其复杂的重大问题,也是一个常议常新、莫衷一是的开放问题。在此,我试着从人性历史、社会文化、思维行为等三个方面谈谈愚见。

第一、人性历史方面的主要原因

——从人类自我的整体历史来说,人类进化的历史写在人性上。
如果把时光镜头拉长,从“人性价值”进化的角度来看,人类自我的整体历史可分为人性自弊期、人性自启期、人性自私期和人性自觉期。人兽进化分途后,人类祖先在上千万年的历史长河中,始终处于野蛮、蒙昧的人性自弊期;大约在百万年前,人类进入人性自启期,这一阶段人类渐渐脱离兽性,人性在启蒙中慢慢苏醒;大约在十万年前,人类迈上地球之巅后,进入了人性自私期,以自我为中心的意识越来越膨胀;从信息时代 开始,现在人类进入了人性自觉期。

——从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来看,历史是人性的试卷。
不管是“大地之子”的前行足印,还是“生命孤舟”的文明轨迹;也无论是浩瀚宏大的历史事件,还是人类繁衍的生存大计,抑或惊天动地的政治迷局,它既随时湮没在浩如烟海的史料中,又总在浩荡无涯的岁月中反复上演,细究其本源性的深层次原因,都能在人性上找到答案。

——从诗歌意境与诗人一生及国家历史的关系来看,诗歌是最纯粹的人性标本。
“文章合为时而著,诗歌合为事而作。”诗歌的兴衰与诗人的悲喜和国家的强弱是密切相关、同轨共进的。就诗人与国家的关系来看:一方面,国家不幸诗人发愤;另一方面,国家昌盛诗人有幸。就诗歌与诗人的关系来看:一方面,诗人顺诗歌幸;另一方面,诗人不顺诗歌激奋。国家强弱及个人顺逆,永远是相对中如“一币两面”的对立统一关系,诗歌则是诗人在实践中通过锤炼的赤子之心,对这种内在对立统一关系精神内核的抒怀和讴歌。所以,立根于人性标本的诗,永远是时代的先声。

——从中华民族的历史来看,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段大动荡、大分裂时期,也是政治变革、百家争鸣、人才辈出、学术风气十分活跃的时代。这一切为中华民族大开局、大统一奠定了思想、经济、政治和文化基础。
中国最早诗歌总集《诗经》就成书于春秋时期,孔子多次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司马迁说:“《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
成书于战国时期的《楚辞》,标志着中国诗歌进入了一个由大雅歌唱到浪漫独创的新时代。“诗祖”屈原是中国已知最早的著名诗人,是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奠基人,开辟了“香草美人”的传统,并影响了宋玉、唐勒、景差等著名辞赋家,成为了中国文学的源头之一。
秦统一六国,实现了华夏民族的统一,建立起了大一统中央集权国家,这是春秋以来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虽14年后崩溃,但很快就再次兴起了大一统汉王朝。秦汉奠定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制度,基本被历代王朝所继承,整整延续2000余年。

——中华文明的政治秩序、稳固形态,演变于战国,确立于秦汉。虽经历了三国、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等多个朝代更替,但铸就中华民族大厦最本质、最持久的民族精神道统、国家精神支撑、社会精神家园、个人精神追求的人文精神;以天下大同为理想,以协和四方为天职,唯我天朝东方大国的民族自信;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壮志心声,在一千五百年里,一直是中华民族的主旋律。这从魏晋风骨到唐诗宋词等朝代的诗歌中,可得到充分体现,不管是什么流派,那起势于天地,融性于山水的豁达;那思通千古,神接万载的情怀;那将意境立于人性最坚硬的傲骨上,将深情藏于人心最柔软的仁爱中的血性,是一以贯之的。

——然而,令人痛心疾首的是,这一切自“崖山之后”,尤其是自“鸦 片战争”
以来,中国沉沦了,民族自信心动摇了,文化碎片化了,人才窒息了,人心分裂了,人性逆变了……这是近几百年来中国诗歌之所以衰变的有关人性历史方面的主要原因。

——历史书写在人性上,诗歌吟咏于良心中。
后人更应在学习历史中,反思人性,创新诗歌。仅注重形式技巧而忽略内容创新,只会是死路一条。现在作诗软件储存的诗句词汇已远超为诗者个人,其按照前人、今人总结的形式技巧和逻辑结构作出来的诗,已秒杀大多数诗人。随着大数据、云计算等科技发展,下一步智能机器人在深度学习的基础上,创作出来的诗歌只会使诗人更加绝望。故为诗者,尤其是在初学阶段,学会掌握诗歌的一些基本形式及技巧,还是必要的,但绝不可被套住。历史上及现代总有一些人热衷于自以为是地设置诗歌(尤其是近体诗)形式,虚高技巧,并以此为门槛要求他人,这是娱己愚人损诗的做法,是在虚荣中自己作贱自己。为诗者只有根于人性,忠于良心,充分发挥自由想象力,不断创新;才能释放自我、战胜自我,从而笑傲机器人。

——按照威尔•杜兰特的观点:“社会的基础,不在于人的理想,而在于人性。人性的构成可以改写国家的构成。”这从众多中华历史的细节对比中,我们可以深深地感悟这一点。
据史料记载,公元1279年2月,南宋残军与元军在新会崖门海域展开了一场历时20多天的大海战,双方投入兵力50余万,动用战船2千余艘,最终宋军全军覆没。南宋大臣陆秀夫在国家将要被蒙元灭亡的时候,背着年仅9岁的少帝陈言:“陛下,您是大宋的正统后裔,应该断然作出不辱没您血统的决定。”少帝仰天长叹: “我明白了,秀夫你没有背弃我,将士国人没有背叛我,太感谢了!”陆秀夫强忍住眼泪,用带子将君臣紧紧地捆绑在一起,环视大海,视死如归……而身后的蹈海大军有十万之众,一起归天明志。
历史经过了三百多年后,明崇祯帝朱由检“勤勉兢业,无力回天”,于公元1644年4月25日年,在李自成攻破京师时,将后妃子女(除太子外)杀死,自尽于煤山。其时,身边只有一个太监王承恩跟随,甭提有什么陆秀夫般的忠臣了。一代帝王在其生命最后时刻回响于耳边的恰是自己一个多月前(三月十七日)在早朝上的痛责:“诸臣误朕至此!朕非亡国之君,诸臣尽亡国之臣尔!文武官个个可杀,百姓不可杀。”这一警示后人的历史幽灵声。
再比如,蒙古军队攻占长沙时,岳麓书院的数百名书生全部壮烈战死。而此后每当中华民族危急关头,变节最快的也恰恰是某些书生。

——愚每落念于此,总不禁悲从心来:

崖山煤山之祭

哀默崖煤祭史沦,挽歌悲壮恸丘门。
半山怀古丰神远,野老思今广厦均。
罪己诏文言切切,归天蹈海意沉沉。
谁颠人性杨枝肘,假作真时鬼噬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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