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声明一下，本文的题目本来叫是《也说说诗词的人民性》，正能量三个字是后来加上的。
诗词的“人民性”在今天已经不是一个新鲜词汇了。一般而言，有“人民性”的诗词指的是反映社会现实，贴近人民群众的诗词作品。事实上这是一个值得鼓励的发展方向。但是在今天有这样一批创作者，他们用诗词的人民性作为诗词水平和价值的唯一评判标准。以是否反映现实，贴近人民群众的生活作为标准，凌驾于文学性本来的审美标准之上。
他们最常引用的一句话是。白居易曾经说过：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
首先，值得我们怀疑和推敲的是这样一个看似颠扑不破的观点——即诗词的创作一定要反应社会现实，不要总是过多地吟风弄月，搞一些小文人情调，沉浸在自己的幻想世界中。
这个观点正确吗？我们不妨且用白居易的例子来推敲一下。的确，白居易有很多反映社会时事的作品。比如我们熟知的《观刈麦》，“足蒸暑土气，背灼炎天光”、“吏禄三百石，岁晏有余粮。”此外，他的十首《秦中吟》、五十首新乐府的尝试，几乎首首因时而发，这样的作品毫无疑问是值得我们推崇的。但我们还是要回到最开始的问题，白居易关怀社会现实的作品是有价值的，那么他那些书写个人情调的作品就一定是没有价值的吗？
简单看两首白的近体：
八月十五日夜禁中独直对月忆元九
银台金阙夕沈沈，独宿相思在翰林。三五夜中新月色，二千里外故人心。渚宫东面烟波冷，浴殿西头钟漏深。犹恐清光不同见，江陵卑湿足秋阴。
燕子楼三首 其二
钿晕罗衫色似烟，几回欲著即潸然。自从不舞霓裳曲，叠在空箱十一年。
这两首作品都是吟风弄月，感慨今昔的小文人情调，这样的作品有何社会现实可言？要是以这些人的评判标准来看，白居易这两首经典名作真是一钱不值。当然——我相信一定有人会说：“白居易被选上语文教材的都是反映了社会疾苦的作品，这两首作品根本没有被选上语文教材，我们也没有听说过。显然是没有经得住时代考验的作品，怎么能算经典名作？”注意，这并不是演习。在现实中持此类观点的作者大有人在。这不得不说是诗词发展的悲哀。
回到最开始的问题。诗词要讲人民性，这当然是好的，但我们要看清楚出发点和终点的区别。我们是为了人民性而创作文学，还是为了抒写自己的内心而创作文学？如果把出发点就确定为人民性，那么这条路就避无可避地走向狭隘。我们创作文学，自然是为了抒写自己内心想表达的内容。白居易创作新乐府、秦中吟，不是为了人民性而创作，而是如鲠在喉，不吐不快的内心诉求：
“仆当此日，擢在翰林，身是谏官，月请谏纸。启奏之间，有可以救济人病，裨补时阙，而难于指言者，辄咏歌之，欲稍稍进闻于上。上以广宸听，副忧勤；次以酬恩奖，塞言责；下以复吾平生之志。岂图志未就而悔已生，言未闻而谤已成矣！”——白居易《与元九书》
白居易身为谏官，心中自然有许多关于匡时补失的建言，但是却碍于官场之规则而难以直言不讳，于是不得已而借助诗歌而吟咏，以期使上听闻，有所补益。可见白居易的出发点并不是所谓的人民性，而是白居易内心始终关怀着天下，故而人民所经受的苦难，既入其眼，也就时刻萦怀于心。当其忍无可忍之际，便以诗啸咏抒发。正如《观刈麦》的收尾：“今我何功德，曾不事农桑。吏禄三百石，岁晏有余粮。念此私自愧，尽日不能忘。”衷怀动人，读者一读便知。
如果把人民性作为文学创作的出发点，那么这样本末颠倒的关系关系必然导致一个错误倾向的出现：当文学的审美价值观念被完全抛弃，评价文学作品本来价值的体系却全然建立在其是否具有人民性的基础上，这样的标准难道不是很荒谬的吗？
换句话来说，有人民性的诗词是有价值的，没有人民性的诗词就一定是没有价值的吗？
绝对的理论和语句大多是经不起推敲的。在这里也不例外。更何况还有一些人，他们始终以功利的“价值”观念来评判文学作品，这种观点把文学放到最庸俗的层次进行考量，相比于其他观点更加令人匪夷所思。 当然，这种绝对的观点固然难以经受推敲，但诗圈里也有一些朋友存在着矫枉过正的现象，即反对一切提倡“人民性”的理论和观点。这可谓是过犹不及。该倾向的错误不在反映人民，反映社会现实。根本的错误在于有人把反映人民和反映现实当作了我们创作文学的唯一评价标准——即不反应人民、社会的一切创作都是文字垃圾。人民性本身并不是一个错误的观点，相反是一个我们值得采纳和新评价标准。
中国自古以来对诗词的风格流派评价各异，但有一个普遍性规则是千古不易的。那就是“温柔敦厚”，“诗者持也。”古代士大夫一向认为能够持人心性的诗词是好的，为诗如为人，当怨而不怒，哀而不伤。但那些怨刺过深，或者过于淫艳的作品，一向是为主流所排斥的。比如柳七之俗词一向与以风雅自居的士大夫格格不入，李商隐的诗甚至也被认为是怨刺过深，不足取也。
自然，这个传统的体系不能说是完美无缺的，比如柳七的风情在个性解放的今天已经得到了认可，而李商隐所谓“怨刺”过深之讥讽，更是封建道学家的门户之见。之所以这些在古代体系中不为所容的内容，在我们今天重新审视之后成为了经典，正是因为评价体系的完善，不合理或者说糟粕的评价标准被去除，取而代之的是更多更加开放的评价标准。在家天下的时代，民本民贵之思想往往只是昙花一现。那么毫无疑问，在今天，人民性也就成为了新评价体系中的新标准之一。只是我们需要注意的是，人民性在今天应当成为原有体系的补充。而不是将传统体系彻底打破，一举摧毁而代之。
同理，正能量也是一样。“人有悲欢离合”，不同的境遇，不同人经历都会导致不同的情感。人的七情六欲并不都是充满着正能量的，但这也并不能成为否定其他情感的依据。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拿正能量作为文学作品的评价标准，一旦看到诗中有颓丧黑暗一面，便会以一副长者之姿态教导我们：“小C啊，你这首作品太黑暗了，要积极向上一点啊。”这还算好的。更加恶毒的语言在网络上并不鲜见：“你这诗太黑暗了，看不到世界的光明。可见你本人内心有多阴暗。”创作本来就是即时情感的抒发，一首作品不能也没有必要做到面面俱到，用一首作品的所谓“看不到阳光”来对作者进行人身攻击，是多么可笑的一件事情。
“为科学而科学，为艺术而艺术，同样是为纳粹党徒所痛恨的。每一个活动都应有一个自觉来社会目标来**它是正当的…”哈耶克这一段话事实上正是批判了这种一切以某某共同追求的社会价值（如人民性）为出发点的行为。换句话说就是拿着鸡毛当令箭，把白居易的话断章取义，否定一切无人民性的作品为文字垃圾。事实上这正是读之甚少，知之甚浅才会得出的偏颇结论。白居易自己也说：“每与人言，多询时务，每读书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如果一定要给这批人寻找一个良方的话，那么也只能是白居易的这段原文：“每与人言，多询时务，每读书史，多求理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