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全国诗词写作队伍已有百万之众，即以每人每年发表一首诗计算，一年的产量就是全唐诗的二十多倍。这能说是繁荣吗？不能。诗词创作的繁荣，只能靠好诗来维持。用废话套话写出来的诗，再多也没有用。有人说全唐诗也不见得首首都好，用《唐诗别裁》和《唐诗三百首》作标准看，这是事实。但全唐诗中不怎么好的诗，起码也是可读的，而它一好起来就好得不得了。我们现在写的东西，绝大部分都不堪一读，好诗真是寥若晨星，即使上了我们认为是好诗的这个档次，也只在全唐诗那五万多首的大范围内，离优秀之作还差得远呢，更不要说精绝之作了。这就是我们面临的现状，这种现状令人忧心。分析原因，一是不少人诗内功夫太差；一是不少人陷入误区。诗内功夫差，只能通过认真学习传统来解决，本文暂不涉及。陷入误区，则需要当头棒喝，使之惊醒。
当前诗词创作的误区是什么呢？
一、应制诗过于泛滥
几乎每本诗刊一翻开就是这种东西。五一、十一他例写；百岁诞辰、百年祭日他大写；五十周年纪念、六十周年纪念他猛写。这在新诗界被叫做节日诗人，基本上被挤出诗坛了。可是旧诗界还是乐此不疲，更有出专集以表示格外重视的。这类诗纯属表态，基本上都是废话套话，除了作者名字不同外很难看出有什么差别。甚至十年前十年后的话都一样，可以任意挪动，恐怕不好说是诗。另一类就是所谓大题材，谁来访了，谁上天了，谁成十佳，谁为十恶，每事都要评论，跟报纸上的话差不多，只不过换成韵语罢了。这类诗看似有内容，实则空洞无物，干巴巴的一点诗味都没有。须知诗是作者心灵的歌唱，重要节日、重大事件，不一定都能触发作者的创作冲动。诗有独特视角，也不一定都与报纸相吻合。
翻一翻毛泽东诗词，很快就可发现，他一生中没写过一次国庆节、一次党代会。毛是行家，他深知这种题材很难写好，所以干脆不写。像开国大典这样惊天动地的大事，他也不写，倒是大典之后看晚会，他读了柳亚子的贺诗，兴趣来了，连夜和了一首《浣溪沙》。作者的创作冲动就是怪，你想写诗时它不来，你不想写诗时它找你来了，一点也勉强不得。当然也不能说这两类诗绝对不能写，要是具备以下条件，也是可以写好的：
（一）你必须占有十分独特具体的材料。如陈仁德偶然访问到一位用大刀劈过鬼子的抗日英雄，世人还不知道，他很激动，觉得非宣扬出来不可，于是奋笔疾书，写成了《大刀行》。
（二）你必须找到宣泄自己情感的特殊载体。香港回归时，编辑部收到大量稿件，差不多都是“百年痛史说从头”一类的套话诗，只有陈振东的不同凡响：“当年炮火震渔村，爆竹今朝万户闻。同是硝烟长不散，两番心事最惊人。”我当时就说，这首诗肯定得留下来。为什么？因为作者突然找到了寄托自己情感的特殊载体——“硝烟”了，也就是找到诗眼了，自然获得了艺术生命力。
（三）你必须充分展示你的个性。重要节日、重大事件不好写，不必追风；除非它与作者在情感上“有干系”，才有可能出彩。那种“写不写是态度问题，写得好不好是水平问题”的评判标准，是针对发言稿而言的，绝对不属于文学范畴。
二、旅游诗过于平庸
旅游诗是现代的提法，其实就是前人所谓的山水诗和怀古诗。因为前人怀古，总是与眼前景物联系在一起的。这类诗我们发得最多，那是不得已而求其次，真正的好诗还是较少的。这种诗普遍存在的问题是，毫无主题，四句写四个意思，八句写八个意思；毫无新意，基本上是拆装前人意境，近乎一种文字游戏，如“草长莺飞卵色天”，“芳冢桃花女校书”之类就是，这些都不能算是真诗。旅游诗要出彩，必须抓住此景的特点，或表现出此景引起的独特感受，否则就没有味道，充其量算是日记。
如孙传松《初到新疆》：“一方赤土寒生色，半壁孤城水自流。”又如张榕《晚抵重庆》：“夜幕忽撩天一角，万家灯火见渝州。”就是佳作。前者准确刻画出西北大漠的荒凉，后者准确表达出乍见重庆时那种惊喜的心情，都是十分感人的。这里附带要说说什么是艺术美。艺术美绝不等于生活中的“好看”，而是要活生生地再现某个场景或某个人物，只要写活了，那就是美。所以《水浒传》中的山神庙很美，《西游记》中的猪八戒也很美，而他们都与“好看”无关。如果以为大量地堆砌“莼羹鲈脍”、“花须柳眼”之类的词藻，还自叹曰“真美真美”，那就说明你还没有悟出诗家三昧。
假如你认真研究一下前人的佳作，一定会得到不少启发。例如杜荀鹤的《送人游吴》：
君到姑苏见，人家尽枕河。
古宫闲地少，水巷小桥多。
夜市卖菱藕，春船载绮罗。
遥知未眠月，乡思在渔歌。
这首诗充分显示出剪裁之妙。首先，杜荀鹤是个以表现民间疾苦见长的诗人，但揭露与怜悯与此诗气氛不合，他就不再套用固定模式，足见其艺术自觉性之强。其次，苏州是座水城，故全诗必须处处与水有关。再次，苏州以小巧玲珑见称，故应将一切粗犷的人和物删除干净。唯其如此，一个可爱得有如盆景的苏州才被完美地表现出来。
又例如贾岛的《宿山寺》：
众岫耸寒色，精庐向此分。
流星透疏木，走月逆行云。
绝顶人来少，高松鹤不群。
一僧年八十，世事未曾闻。
这首诗充分显示出加工之妙。贾岛首先从这个山寺悟出了它的寂静，确立了全诗的主题，再根据这个主题来改造加工所有素材，使其达到孤寂的地步。尤其是颈联，更把这种孤寂推到王国维所谓“境界”的高度，精美绝伦，警策动人。以上两首诗都是典范，贾岛的诗说不定更有启发意义。说到底，山水诗和怀古诗，同样是作者心灵的产物，它不是死板的照相，每一处都应有作者的心灵在。独特的心情才会产生独特之境，有了独特之境才有传世之可能。黄景仁一生写过不少绝句，但《历代诗歌选》只选了他“悄立市桥人不识，一星如月看多时；”这一首。能悟此理，写作水平自然会大大提高。
三、赠答诗过于随便
古人的赠答诗写得很好，那是由他们的生活方式决定的。那时的读书人，十年寒窗苦读之后，就要仗剑去国，辞亲远游。接下来，十年长安，困于场屋，或者朝叩暮随，干谒王侯。侥幸考中后，又有升迁贬谪之类的折腾，如无几个知心朋友相互安慰，相互支持，精神早就崩溃了。例如白居易和元稹、苏轼和苏辙就是如此。
今人则大不相同。你从小学到大学，毕业了，当什么官，任什么职，或教什么书，都是组织安排的，没有古人那种南北宦游的经历。你到了单位，又必须紧跟形势，受奖或受罚，一律严肃接受，也没有古人那种打马游街或使酒骂座的豪举。大家都生活在整齐划一的环境中，所以古代那种廉蔺交欢、苏李诀别的场面在当今很少出现，这就失去了大量写作赠答诗的必要。
再说今人生活节奏快，他打开你的诗集，发现有一半都是赠答，与他毫不相干，便不耐烦，早就扔了。所以，今人写赠答诗反而要十分谨慎，不到万不得已时，最好不要写。写出来之后，检查一下，若不是见生平、见交谊、见感慨之作，最好不要保留。请注意，新诗界没有赠答之风，可以说这是旧诗界的专利，也是一笔可怕的遗产。我们现在看见的赠答诗，大都没有真情实感，无非是礼尚往来、相互恭维而已。这作为诗柬是可以的，若发在刊物上，或留在集子中，旁人就会说酸。当然，赠答诗也不是不能写，如果你确实有隐曲、有牢骚、有感触，要找一个朋友倾诉一下，也可能出彩。
为了节省篇幅，我在这里只举吴宓和吴芳吉的例子。吴宓和吴芳吉是好朋友，号称“南北两吴生”，在清华同学时，吴芳吉因闹被开除了，吴宓认为吴芳吉太偏激（吴芳吉误认为洋教师迫害中国学生），不支持。但吴芳吉被开除之后，吴宓却在班上募捐，送他回川，并追寄道：“阅人终信君才健，浮世翻怜我意虚。”（寄碧柳蜀中）这种苛刻的自责多么令人感动！后来，吴芳吉写出了《婉容词》，名动一时。吴宓欣喜若狂，贺曰：“此道今时无敌手，中华第一大诗人。”（寄答碧柳）把话说得这样绝，而毫无吹捧之嫌，是因为情真意厚，无媚态也。民国十五年，吴芳吉困在城中，翌年吴宓到西安接出吴芳吉，哭曰：
半年消息断围城，执手相看啼笑并。
是我送君来死路，惟天佑善信生平。
未妨骨相贫中瘦，却喜诗囊乱后盈。
连袂明朝京国去，两吴诗卷待斟评。
——西征杂诗
兵荒马乱，悲喜交加，一腔赤忱，如万斛泉涌，真是至情文章！这样的赠答诗，见交谊，见性情，见生平，见时事，读来令人感动，再多也不嫌累赘。拿当今的赠答诗与之相比，就会发现我们写的实在太浅薄、太乏味了。
四、即兴诗过于寥落
作者看到一个生活场景，忽然悟出一个道理，并抒发自己的感慨，这就是即兴诗。即兴诗比起叙事诗来，更具有诗的品格。我们读过一些叙事诗，发现作者的功力不足，结果为事所困，写得十分吃力，吃力也不见得讨好。即兴诗则不一样，因为作者所及之事都是小事，有时甚至算不上是件事，所以不必担心缺乏描摹手段。即兴诗的重点表现对象是自己的感想，只要把感想写好了，这首诗便算成功。如章文蔚《除夕》：
游子归来路几千，热茶热酒庆团圆。
打工事业休相问，自是艰辛又一年！
儿子是打工族，千里迢迢赶回家过年，父亲想询问这一年的情况，看见儿子那疲惫不堪的样子，就止住了。他心里明白，儿子每一分钱都不好挣啊！看，这才是平民百姓的真实生活、真实感情，多么动人！
又如胡焕章《峡中所见》：
谁遣峡民生计艰，平阳不住住危颠。
可怜几许毛寮屋，却供游人画里看。
作者同情就地后靠的三峡移民，他们有的现在还住在茅草房里，然而饱汉不知饿汉饥，船上的游客还诗兴大发，指着说这真是风景如画啊。作者对游客的讽刺是善意的，但有了这种对比，作者对移民的深切关怀就有力地表现出来了。
又如文伯伦《看花》：
花篮四壁溢浓香，大碍官人养病房。
挪去还须细检点，几多篮底有文章。
这首诗写得十分风趣。官员生病，下级送花，本是一件平常事，可是这里面却隐藏着一个不平常的秘密，原来花篮里藏着巴结上司的钱财！表现世风日下，贿赂成灾，极易流于谩骂。但如果通过一个生活小景来揭示，就委婉生动了。这首诗就是最好的证明。
又如曾卓《某公近况》：
门外萋萋草渐齐，一闻车过意清凄。
荧屏不上昔时影，无奈街边看下棋。
把某公退休后的失落与无聊刻画得多么生动！这首诗含蓄有味，即前人所谓“不著一字，尽得风流”。人们读后不禁要问，某公素质如此低下，当年是如何上台的？即兴诗成功率很高，但大家偏偏瞧不起。也许有人认为即兴诗题材太小，不值得写，这是对艺术质量的一种误解。在艺术领域，题材大小与质量优劣绝不能划等号。例如白居易的《长恨歌》长得好，元稹的《行宫》短得好，你不能说前者的质量是后者的多少倍。又有人认为写即兴诗意义不大，这又是一种误解。文学艺术追求的是意思，意义是隐藏在意思里面的。没有意思，哪来意义？当然，即兴诗也不容易写好，其构思过程也是颇为艰苦的。即兴诗也有一部分写得比较粗糙，这些作品往往直奔主题，缺少韵味。但如果写的人多了，加之不断比较琢磨，相信佳作会大量涌现。
陷入创作误区，是一件令人尴尬的事。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思维模式在作怪。几十年来，我们总是习惯于把艺术等同于宣传，心目中早已认同了宣传政策的快板词，所以一写起来总是不自觉地朝快板词靠。另外，由于大家知道的原因，以往报刊上登出的诗词，大多数也是只讲政治不讲艺术。久而久之，这种公式化、概念化的东西居然成为当代诗词的文本，派生出无数墙报和油印刊物，许多人误认为这就是当代诗词的主流了。再有，写公式化、概念化的东西很容易，一些人尝到甜头，感到得心应手，已经不愿意放弃了，这真是叫人哭笑不得的事。我想，现在大家既然成立了诗社，办起了刊物，总得认真探讨一下诗艺，否则还有什么意思呢？其实改变思维模式也不难，“伐柯伐柯，其则不远”，
我们有光辉的榜样在，这个光辉的榜样就是古典诗词。即使你手头只有一本唐诗三百首，只需重翻一遍，立即就会明白那才是诗，那才是艺术，我们的路的确是走错了。时人应该猛醒了。写诗是一件艰苦的事，写出一首好诗更难。写出一首好诗，差不多等同一项发明。十三亿人中，绝不可能与之雷同。惟其如此，它才具有强大的吸引力。我们不应该贪多务得，而应该求好求精。要较劲，就和古人较劲。比今人，比更差劲的人，是缺乏勇气的表现。这是推心置腹的话，并非有意责备谁。此文若能引起诸君一番反思，那就是我最大的喜悦了。（本文转自诗词自有痴情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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