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人以杜子美能以韵语纪时事，谓之“诗史”。鄙哉宋人之见，不足以论诗也。夫六经各有体，《易》以道阴阳，《书》以道政事，《诗》以道性情，《春秋》以道名分。後世之所谓史者，左记言，右记事，古之《尚书春秋》也。若诗者，其体其旨，与《易书春秋》判然矣。《三百篇》皆约情合性而归之道德也，然未尝有道德字也，未尝有道德性情句也。二南者，修身齐家其旨也，然其言琴瑟钟鼓，荇菜芣苡，夭桃穠李，雀角鼠牙，何尝有修身齐家字耶？皆意在言外，使人自悟。至於变风变雅，尤其含蓄，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如刺**，则曰“雝雝鸣雁，旭日始旦”，不必曰“慎莫近前丞相嗔”也；悯流民，则曰“鸿雁于飞，哀鸣嗷嗷”，不必曰“千家今有百家存”也；伤暴敛，则曰“维南有箕，载翕其舌”，不必曰“哀哀寡妇诛求尽”也；叙饥荒，则曰“牂羊羵首，三星在罶”，不必曰“但有牙齿存，可堪皮骨乾”也。杜诗之含蓄蕴藉者，盖亦多矣，宋人不能学之。至於直陈时事，类於讪讦，乃其下乘末脚，而宋人拾以为己宝，又撰出“诗史”二字以误後人。如诗可兼史，则《尚书春秋》可以并省。又如今俗卦气歌、纳甲歌，兼阴阳而道之，谓之“诗《易》”可乎？（胡应麟曰：“按‘诗史’，其说出孟棨《本事》。”）
个人还是赞同以上观点。诗言志，文章能载道。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假佛经中任何一段能用区区56个字概括，能让人理解，中国佛学就要重新改写，同理任何一个历史事件，涉及时间地点人物背景，通过诗史说清，就不会有司马迁、班固等等史学家了。古诗歌是不歌而诵的辞令，文史不分家，史学家也是辞令家，像史记、汉书等等本是史籍也是文学作品，他们都没有通过诗史方式记述历史，何况后人？
请问大家怎么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