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文章各有体制，而一体又各有一体之作法。不独散文与韵文有异，即韵文中之诗歌词曲，亦各有特殊作风，了不相涉。苟不深明一体中之规矩准绳，气息韵致，而率意为之，鲜有能合辙者。昔李易安谓：“王介甫、曾子固，文章似西汉，若作一小歌词，则人必绝倒。”秦少游为词，出色当行，独步一时，但诗则靡弱，大类女郎。至若元曲本以白描见长，而明人则施以丽藻，失其精诣。此皆文人好奇务胜，不尊文体之故也。

词以两宋为极盛，治词各家，无不屏绝他业，殚精竭虑于一途，各树标帜，各放异彩。吾人欲学词，自当求其所以上不类诗、下不类曲之故，努力专攻。兹因先论作词之要则，次论词之组织，再次论词之作风，供参证。作词之要则有三：

一、读词
作词必先读词，犹作文必先读文，作诗必先读诗也。唐人谚云：“文选熟，秀才足。”杜诗云：“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 惟词亦然。

不读词，不能解词，不能解词，何能作词？就一词论：一词之结构如何？ 一词之命意如何？ 一词之衬副如何？以及承接转折、开合呼应之法如何？俱非熟读深思，不能剖析精微，体察分明。就一家论：一家之面目如何？ 一家之真价如何？ 一家之弊病如何？以及渊源如何？影响如何？亦非熟读深思，不能真知灼见，融会贯通。使不熟读深思，但取古人词集，翻阅一过，必不能知古人之甘苦。 古人之纤巧浅俗处，或且以为上品；而古人之惨淡经意、精力弥满处，反不能见及。以此评论，必不免颠倒黑白；以此创作，必不免乱杂无章。

宜兴蒋香谷云：“作词当以读词为权舆。声音之道，本乎天籁，协乎人心。词本为乐府，可被管弦。今虽音律失传，而善读者，辄能锵洋和均，抑扬高下，极声调之美。其浏亮谐顺之调固然，即拗涩难读者，亦无不然。及至声调极熟，操管自为，其声响随文字流出，自然合拍。”观蒋氏之语，可知作词非先读不可。至所读之书， 初当读选本，以博其趣；继乃读专集，以精其诣。选本若张惠言《词选》、周介庵《四家词选》、成肇麟《唐五代词选》、朱古微《宋词三百首》，皆至精当。专集则随人性之所近耳。

二、作词
未作词时，当先读词。既作词时，则当以用心为主。此荆溪周止庵之言也。周氏云：“学词先以用心为主，遇一事，见一物，即能沉思独往，晏然终日，出手自然不凡。次则讲片段，次则讲离合。成片段而无离合，一览索然矣。次则讲色泽、音节。”是知作词非用心不可。用心则精，不用心则粗，精则虽少无妨，粗则虽多无益。

欲作一词，首须用心选调、选韵，其次布局铸词，无一不须用心。若须依四声之调，必字字尽依四声，决不可畏守律之严，辄自放于律外，或托前人未尽善之作以自解。若有字复、意复之处，更须用心琢磨，决不可苟简从事，为识者所讥。

昔柳永作《轮台子·早行》词，颇自以为得意。其后张子野见之云：“既言‘匆匆策马登途，满目淡烟衰草’，则已辨色矣。又言楚天空阔未晓，何也？何语意颠倒如是？”此子野讥柳词之前后语意冲突也。又如宋子京之《好事近》词，上言“沉香帷箔”， 下又言“珠帘”；梅尧臣之《苏幕遮》词，上言“嫩色宜相照”，下又言“翠色和烟老”；刘龙洲之《沁园春》词，上言“微褪些跟”，下又言“微尖点拍频”；周草窗之《曲游春》 词，上言“暖丝晴絮”，下又言“乱丝丛笛”，此皆古人用字犯重，为后人所指出者。吾人若存苟完、苟美之念，而惮于用心结撰，则罅漏更不待言。其实凡为诗文，皆须用心，不独作词。特词法细密，词律严谨，词旨婉曲，更非处处用心，不能佳胜也。

三、改词
作词时须用心，词作成后，尤须痛改。往往一词初成，尚觉当意，待越数日观之，即觉平淡，若越数月或数年观之，更觉浅薄。故有人常焚毁少作之稿，即以此故。

宋张炎《词源》亦尝论改词之要。其言曰：“词既成，试思前后之意不相应，或有重叠句意，又恐字面粗疏，即为修改。改毕，净写一本，展之几案间，或贴之壁。少顷再观，必有未稳处，又须修改。至来日再观，恐又有未尽善者。如此改之又 改，方成无瑕之玉。”而近日临桂况蕙风更论及改词之法，其所撰《词话》云：“改词之法，如一句之中，有两字未协，试改两字。仍不惬意，便须换意，通改全句，系连上下，常有改至四五句者，不可守住原来句意，愈改愈滞也。”又云： “改词须知挪移法，常有一两句语意未协，或嫌浅率。试将上下互易，便有韵致。或两意缩成一意，再添一意，更显厚。”此皆金针度人之语，作词者所当深体实践也。

近日词人若王鹏运、郑文焯、朱祖谋、况周颐诸家，无不几经锤炼，几经修改，始存定稿。未有出手无瑕，一成不易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