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诗的原理

一百四十七、怎样从居安思危体会修养

居安思危是中华民族传统意识，公元前四五世纪已见记载，如：“居安思危，思则有备，有备无患”（《左传·襄公十一年》），此后一直作为最重要的忧患意识，被世代中国人所信奉，而且凡没有此意识者，皆被当做“昏庸”、“昏聩”、“昏君”等，为世人所嗤。

毛泽东之所以特别重视1945年黄炎培先生在延安提出的“历史周期律”，无疑是基于老人家自己熟谙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从根本上不想革命成果付之一炬的警觉意识。这既可以从他一直重视做人的工作，特别是思想工作，找到意识根源，也是给“读史使人明鉴”的有力证明。

毛泽东总是比任何人都能想在中国革命紧要关头前面。例如，1925年《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1927年《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1930年《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反对本本主义》《关于调查工作》，1937年《实践论》《矛盾论》，1938年《论持久战》，1939年《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纪念白求恩》，1940年《新民主主义论》，1941年《改造我们的学习》，1942年《整顿党的作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1944年《为人民服务》，1945年《愚公移山》《论联合政府》，1947年《目前的形势和我们的任务》，1963年《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1949年《论人民民主专政》，1956年《论十大关系》《增强党的团结，继承党的传统》，1955年《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1957年《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963年《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1970年《我的一点意见》，等等，著述之丰，难以概之一角，何况还有那么多批注、批示、言谈，都是今天仍然动人肺腑，照亮人心，充满现实意义的不朽智慧，其思想的敏锐性、科学性，缜密性，前瞻性和预见性，至今任遭诋毁，终熠熠生辉，无人可及。

在毛泽东的智慧里，无一不在讲马克思主义，却无一丝教条，总是话语透彻，一针见血且富于来龙去脉，密切联系古往今来各方面实践经验教训，既提出要求，又指出困难，并给予方法和策略指引，且始从充满革命乐观精神和防微杜渐意识，无时不刻不饱含以人民利益为怀，从无一隙留给少数人以动摇的机会，这让毛泽东智慧既是劳苦大众翻身做主胜利的法宝，也是育人治国于居安思危，防患于未然的思想宝库，更有着同样无可比拟永保江山不倒的武装作用。

像这样的如日月、如灯塔般的法宝和宝库，堪称古今中外绝无仅有，作为至今也无人能有的光辉灿烂且高大上本领，并有着实践证明出来的说服力和一再显示出来的预见力，为什么会被一些人，以囿于一时斗争扩大化经历和个人小情感的狭隘之心、市侩心理和短视之见，就敢以五十步笑百步地毫无自知的丑态，生生用片刻私人感受，就否定了一个长达50多年的成功革命经验？

不妨问一问，是谁宁不顾毛泽东在人民心中的光辉地位，不顾先烈抛头颅洒热血也要跟着毛泽东打天下的历史事实，竟非要把毛泽东撼下神坛不可？是谁才有能力断定谁犯“主观错误”？

既然有断定毛泽东犯错误的能力，为什么战争年代起不了对中国革命的决定胜利作用？把毛泽东在建国以后的智慧与毛泽东思想割裂开来，并说成“体现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的指导思想”，有没有“小鬼闹庙”的企图？

纵然文革有斗争扩大化的一面，总的却是针对少数人，改革开放后腐败扩大化是从哪里来的？是什么人在占上风？是不是变成了针对大多数人和以大多数人为敌？这是不是在反证着什么？

从前面举的赖小民案、孙小果案和袁宝璟案等等数不完的现实，就可以看出，少数人因为有关系网，所以谋求用法律压 制大多数人来满足自身才是他们的主观需要，一旦偷鸡不成反蚀米，便事与愿违，当然相较于众多法外之人，他们自然不服。这与那些事后说“忘了人民忘了党”的情形，不过是表面事实不一样，真相却是一样的，即使说成真相不一样，本质一样也是不容否认的。

相反，大多数人因为是普通老实巴交的底层公民，很少有关系网，理所应当要求法律专政少数人，以保证全社会和谐安定，并防微杜渐，且能杀一儆百，以儆效尤。相比之下，这才是普遍主观愿望，也反映着普遍客观需要，但法律为什么总无能为力？

换言之，在社会主义中国，少数人的主观需要一直在违背社会主义客观，是不符合规律的，大多数人的主观需要才符合社会主义客观，才是对社会主义的合理要求，是社会主义中国永远前进方向。

这时，是被动对待沉渣泛起，乃至到兴风作浪，才不得不有法律出现，还是主动见沉渣就扫，起浪就打？哪个方法是社会主义法律应有的选择？哪个策略符合社会主义性质这一根本客观存在？

社会主义制度及其性质，是1949年以后谁也不可轻视和漠视的普遍客观存在，这是由人民民主专政保证和保障的，然而是谁破坏了和正在破坏这个保证和保障？毋庸置疑不是大多数人，那么是什么人，又是什么性质的人？

社会主义性质一旦遭到质疑，可否意味还有公正和民主？现实一直在证明，法律总在少数人的手眼通天下，一边不能防微杜渐，而容忍少数人不断壮大，直至养虎为患，一边又在少数人的内部 斗争中，以“为民除害”的名义被利用。

这种情况下，像赖小民、孙小果、袁宝璟等一系列止不了、数不清的案例已经说明，不从根本上认识和承认阶级斗争并彻底解决问题，只要有这些人在，或还在出现，就难怪法律要么总防不住无辜的人屡屡本不该受害而受害，要么为了少数人的恩怨付出本可以避免的大量人民利益，也难怪人民群众享受不到法律的时时保护，除了找门子，托关系，金钱开路，就总是面对脸难看、门难进、事难办。

这提示了，居安思危是多么宝贵的意识，不仅有着古老传统可供借鉴，更有着新中国成立二十几年的成功经验可信守，且有着毛泽东思想的巨大精神武装力量可保底，任何腐败在居安思危意识面前，非但不会出现，也不敢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