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诗的原理
一百五十四、怎样从细微体会修养
重视细微是中华民族自古以来，沿承不息的哲学思想和传统美德，如“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一室不扫，何以扫天下”，“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又如“去小恶而成大善，积小善而为大德，积小成可成大功”，等等。
重视细微，其哲学本质是以小见大，意寓不可舍本求末；作为美德，本质是严格做人，意寓从大处着眼，从从小处做起；两方面客观实质都是共同凝结成的实践论，即积少成多和防微杜渐。这对好的方面是，对坏的方面亦是。
就巨细本身而言，都是客观存在，没有实际意义，只有用人的认识去反映，才能产生无穷无尽的哲学价值，并作为生活美学和思想观念基础作用于人的实际行为，进而以相互影响、相互认同的方式成为普遍遵循的道德。
道德是一个人形成不了的。不论多么好的观念行为，只要不能“入乡随俗”，或曰不能成功影响周围世界，就注定免不了水土不服而成了特立独行。在处于特立独行的情形下，即使多么好的“从我做起”也是泡影，尤其在一个普遍以丑为美的环境里。
正是这样的道理，好与坏、美与丑总是相互影响、相互同化的关系，所谓：“不是东风压 倒西风，就是西风压 倒东风”，如何谁压 倒谁的？又谓：“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一般情况下，一个人对于周围世界总是微不足道的，对广大社会更是微不足道，以这样的情形提出“从我做起”，如果没有齐刷刷广泛思想共识和一同行动响应，是不是让人灰心丧气？可以想象，其结果是什么风压 倒什么风。
不妨设想一下，几十年来，不择手段追求金钱物质早已成大趋势、大环境，忽然有个人跳出来坚持“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是否现实？当然除了孤立的个性价值，不可能有现实意义。现实意义的特点是可行性和普遍性，不是不可行性和特殊性。
哪怕特殊性也是现实意义本质中的特性之一，但个性价值必须融入于现实才具有现实意义，一旦处于逆境中，即使多么有长远意义，也意味与现实格格不入，自然就会失去应有的现实意义。这对普通的老百姓而言，现实不现实恐怕都无所谓，因为与贪污腐败比较起来，怎么有道无道都是小巫见大巫。
然而，对于围着印柄转的所谓“吃公家饭”的人，道与不道会意味什么？又倾向什么选择？显然一旦权力稍有腐败便意味大面积腐败，何况已然是情形十分突出的普遍腐败？这时要想特立独行，自我孤立也非现实，如果没有大后台是做不成事的，那么想干成点事，是不是得“入乡随俗”？这就是“环境造人”。
好的环境造人，当然是越造越好，坏的环境造人呢？所以在坏的环境里，即使想有点抱负，想干成事，也是不可能的。
例如，早已连小孩子都知道的是，要么想“入乡”，就先花钱买关系，用尽一切“潜规则”，待“随俗”后再捞回来，从此便不得不被“有初一就有十五”的魔咒牢牢捆绑，并形成与大环境“线穿鼻子”的联系，俗谓“以先锋队之外表，行插入人民干部队伍‘地下工作者’之内心”，除了攻守同盟便没有其它选择，毕竟黑了就洗不白，白也不如此。
要么不“随俗”便难以“入乡”，即使“入乡”也因不“随俗”而难以施展。若不能施展，可否“燎原”？恐怕除了被排挤掉，倒说明了凡没有被排挤掉的人，都一定是在“线穿鼻子”上的。
这就更说明了，凡是给人以大展宏图印象的人，或曰离各级各类印柄最近的人，注定是“随俗”了的，而且有一个算一个，都逃不出同样“线穿鼻子”地黑了就洗不白，白也不如此。
这方面不缺数据说话。从一颗老鼠屎黑一锅汤的角度看，上百万干部腐败会带了什么后果？哪个会是孤立的腐败？哪个没有背后巨大的关系网和裙带联系？哪个没有一同跟着腐败的家庭、亲戚、周边，及八竿子打不着却不断送上门了的“人脉”？不然怎么腐败？而且这还不包括尚没有机会腐败、尚没有做成老鼠屎的潜在腐败分子，能说这些人不是同样的火种否？
这样的大环境，在今天，即使发言权多么有力，还拿不出否定的证明，包括用各种先进模范人物当榜样来做证据，也很无力，实际是，只要不在最底层，只要在印柄周围，就无法做证据。
原因很清楚，一是，贪污腐败之风大面积压 倒了先进模范之风，而且一个人腐败之所以形成，并长期“发现”不了，没有一大批人与之线穿鼻子而官官相护，仅凭人与人相互嫉妒，便早已东窗事发，何必等到矛盾激化，捂不住？
二是，只要腐败还在发生，在“染缸抽不出白布”的局面下，有利的和滋生的不仅是坏人坏事，大面积害的更是好人好事，害的是那些想干点事，又不得不腐败的人。
三是，这种情况下因为没有可让人绝对信任的先进模范人物，势必让真正的榜样既不易突出来，也起不到榜样的作用。
事实是，任何榜样一旦失去群众基础，非但无所谓“榜样”可言，反而成了深入腐败现象中，要么被腐败分子暗中沽名钓誉所利用，否则又怎么推得出来？要么由腐败分子亲自披挂上阵直接沽名钓誉，不然怎么让“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这句话成了过去？这既是恶性循环中“好也是坏”的必然，更是为什么在“光环”中也能揪出腐败分子的原因。
大环境的形成都是积少成多的结果，好亦是，坏亦是。贪污腐败，道德滑坡等负面现象也是这个规律使然，无非是忽视了防微杜渐的结果。正是忽视了对坏人坏事的防微杜渐，才出现了负面的东西积少成多，造成普遍不关心是非曲直，甚至完全颠倒了过来。
这样的教训本可以避免。如果说改革开放以后的教育远离了毛泽东思想，那么传统精华无论如何总是不可拒绝的，否则何其为教育，又何来教化？例如，
《墨子·非攻上》云：“今小为非，则知而非之；大为非，攻国，则不知非，从而誉之，谓之义；此可谓知义与不义之辩乎？是以知天下之君子也，辩义与不义之乱也。”
意思是，今天干小的坏事，能够知道而且谴责它；干大的坏事，攻打别国，就不知道谴责，反而称赞它，说它义；这能说知道辨别义与不义吗？由此可知世上的君子，分辨义与不义是多么混乱。
看过这段话，感没感觉到古人有先见之明？实际上，远离了毛泽东思想也就远离了传统，因为毛泽东本就是历史学问大家，而且是集大成者中的高峰之高峰，他老人家解释透的东西，如果理解尚跟不上，便放弃高山而幻想平地摘月，再怎么各自为是也与缘木求鱼无异。
追求金钱物质在本质上并无过错，错在以不择手段为性质，而且不择手段的性质亦不在于严重与否，而在于从无到有。“有初一就有十五”，直至无以收手而欲壑难填，是任何坏人坏事的普遍规律，故对坏人坏事，治大更要重治小，方可大小兼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