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诗的原理
一百八十二、怎样从辨正路体会修养
追求和探索离不开分辨。没有分辨，走上什么路都未可知，也就等于盲目追求和探索，实际已经称不上追求和探索，至少称不上有效追求和探索。
分辨需要理论基础和实践经验，否则便没有依据和标准。有依据和标准才好定方向、定目标、定走上路途的过程和规划。泛泛而言，人都有一定的依据和标准，也都有一定的方向、目标和过程规划，不然每天的日子怎么过都不好说。
过日子虽然也需要分辨，但事情毕竟太小，还需要把视野放得开阔一些，让个人的东西有所寄托，不然把自己的东西单单寄托在自己和家庭上，就成了围着原点转的自私自利，如同怎么梦想揪着自己头发离开地面，也是枉然。
所以，个人的东西必须借助一定外力才有真正的寄托，而且越远大越好，如此才可从寄托中获取足够力量，让自己到达任何想去的地方。这之中，唯一要保证的是，不能跟自己的寄托体相互矛盾，一旦相互矛盾，不仅寄托无从提起，即便稀里糊涂自以为有寄托，也经不起唯物。
这解释了，当今普遍追求不择手段致富、追求“人上人”的情形，之所以不合理，就在于寄托过于市侩和短视，除了自私自利便看不到人类发展的总规律，也就让这种追求难以指向共产主义，又不得不偷换概念和以偏概全，把物质享乐当做幸福。
像“填饱肚子才能谈理想”，“吃饱了才能关心社会”，包括“自扫门前雪就是觉悟”，“做好自己的事就是为国”，等等说法，通常认为很有先进认识，应该讲，这样的说法中如果没有夹杂“二选一”的割裂意识，的确比彻头彻尾的自私自利要进步，但进步多少呢？
若从行动上唯物，这种认识下的实际表现，由于并没有与“理想”、“社会”、“觉悟”、“为国”具体联系起来，恐怕就与自私自利难分难舍了。一是，追求物质与追求精神不存在先后关系，二者总是精神变物质、物质变精神的一个整体和这样的过程， 一是，在忽视广泛公共联系下的个人任何作为，都有着致命缺陷，这些缺陷等待谁来填补？又如何称得上真正“觉悟”和“为国”？
这又解释了，社会主义永远要的是无处不在、无处不到的，集体主义主人翁精神和公大于私、大公无私、无私奉献等社会主义新人意识和共产主义意识，以及这样的行动，而非任何带有个人主义色彩的认识和表现，包括小集团、小圈子的做法。
致富的确没错，但为谁致富却有说道，干好本职工作更是基本修养，但为什么干好本职工作，亦有分论。不管什么样的说道和分论，要想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说得通，就注定集中在了有什么样的“寄托”和如何“寄托”这两个字上。
寄托就是理想、就是信仰，就是信念，就是一股无穷无尽的精神力量。这样的力量打哪来，到哪里去，都是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一再指明了的。也因此，“社会主义中国”才是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里的概念，而非其它什么地方的概念，更不是由其他什么人可主观自行定义的概念。
是这决定了，从“社会主义中国”这个概念上讲，发展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余地有限，毕竟概念的定义是概念的实质，一旦定义出现错误，概念的实质也不可能抓住。用此联系实际，对新中国现实或历史的唯物，都不可能允许导出任何主观主义的结果。
例如，空前富裕当然是好事，可凭这算不算社会主义？这很难判断，因为在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里找不到这个单一标准，而且资本主义大国并不比中国贫穷，事实是人家人均更富。
唯从国家性质分析，中国是和平崛起的，没搞扩张和侵略，而这同社会主义致富仍没有必然联系，一联系则性质就不好讲，没有联系却又仅剩下了社会主义制度对外应有的形象，还是撇不开致富背后的人的意识，尊严、权利、地位、劳动不劳动等，实际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具体表现，因为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才代表真实的社会性质。
因此，一旦抛开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一旦不论分配合理不合理，不问有无权利、地位、尊严等矛盾，不分劳动不劳动，不论个人价值来自何方，却专以富不富唯物，就是假唯物，是片面唯物，是主观主义美其名曰的“唯物”。
又如，改革开放之初，“一切向钱看”成了普遍追求和绝无第二的精神寄托，各种封建迷信、黄赌毒、黑社会，恶性事件、官商勾结等腐朽余毒广泛沉渣泛起，也引发了举国崇洋媚外的高潮和“全盘西化”学 潮，一时不可不谓“冒进”。
随着学 潮的定性和整顿，各种矛盾和劣质工程、制假贩假等不合理现象便凸显了出来，普遍出现了“放下筷子骂娘”的情形，出现了姓“社”姓“资”的争论，也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思想混乱，社会开始由“冒进”转为观望和见风使舵式发展，同时伴有生产停滞和经济下滑迹象，如此又不可不谓“反冒进”。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1992年初邓公有了“南巡讲话”，核心主题就是解放思想，深化改革，也标志改革开放进入了快速发展生产力的新阶段。如此该怎么唯物？该不该看成“反‘反冒进’”？
邓公说：“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对的就坚持，不对的就赶快改，新问题出来加紧解决”。
“要坚持两手抓，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各种犯罪活动，这两只手都要硬”；“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对腐败，防止帝国主义搞和平演变”；“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
历史就是这样惊人地相似。改革开放前的路线斗争，改革开放后的少数人不承认，因为一承认，就等于自认曾是人民的对立面，而且还想做对立面，就没法抹黑毛泽东，殊不知就此唯物也一样意味路线斗争。
对邓公的讲话，少数人则一直从不提路线斗争，因为不提路线斗争，才好偷换“胆子要大一些”的概念，任意解释“解放思想”，包括“摸石头过河”和“好猫论”，殊不知这仍藏匿不住路线斗争的实质。
凡稍有唯物观，就能看到少数人是割裂了邓公的话的，孤立静止片面理解他们想利用的部分，而对那些于他们不利的，甚至感到有约束的部分，则统统略去，如此不是路线斗争，又是什么？一直以来的现实，难道还不够能证明这些？
这也解释了，邓公口中的“摸石头过河”和“好猫论”，绝不是少数人那里盛行的所谓“摸石头过河”和所谓“好猫论”，后者歪曲了邓公的理论，然而又恰恰是处处可见堂而皇之的普遍现象。
时光荏苒，后人如果分不清这些，或者被各种思潮所迷惑，都不要紧，乃至认可不认可当年有无路线斗争，甚至就把当年看成探索混乱，把今天看做正常，也无妨事，只要不学着犯主观主义，能够摆脱个人小聪明、小情感、小伎俩，远离别有用心，且肯于调查研究，就不可能不唯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