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书补遗卷一·五〇】

杨升庵曰：“诗至杜而极盛；然诗教之衰自杜始。理学至程、朱而极明；然理学之暗自程、朱始。非杜与程、朱之过也，是尊杜与程、朱者之过也。”《客座赘语》曰：“李于鳞诗律细而调高；然似吴中暴富儿局面，止是华美精致。若杜少陵，便如累世老财主，家中百物具足；即偶然陈朽间错，愈见其为富有也。”两段议论甚佳，故录之。

杨升庵，一般指杨慎，（1488年－1559年），字用修，初号月溪、升庵，又号逸史氏、博南山人、洞天真逸、滇南戍史、金马碧鸡老兵等。四川新都（今成都市新都区）人，祖籍庐陵。明代文学家、学者、官员，明代三才子之首，东阁大学士杨廷和之子。杨慎因事谪贬在滇南三十年，博览群书。能文、词及散曲，论古考证之作范围颇广，著作达四百余种，被后人辑为《升庵集》。

杜，指杜甫。

程朱，为宋**学家程颢、程颐兄弟和朱熹的合称。因他们三人提倡性理之学，成一学派，故后人以“程、朱”代指这一学派。清·赵翼 《后园居诗》：“言政必龚黄（按：汉循吏龚遂与黄霸的并称），言学必程朱 。”

《客座赘语》，是明代顾起元撰写的一部重要笔记。文中所述内容,涉猎极广,天文地理、风土习俗等等,几乎无所不包。《四库全书总目》评其:“所记皆南京故实及诸杂事……虽颇足补志乘之阙,而亦多神怪琐屑之语；至前闻纪异一百条,全录旧文,取充卷帙,尤为无取矣。”实际上,该书博洽而不杂芜,文献价值极高。

李于鳞，一般指李攀龙，（1514年—1570年），字于鳞，号沧溟，山东济南府历城（今山东济南）人，明代著名文学家。继“前七子”之后，与谢榛、王世贞等倡导文学复古运动，为“后七子”的领袖人物，被尊为“宗工巨匠”。主盟文坛二十余年，其影响及于清初。其诗多风尘字样，人谓之李风尘。

间错，多作“闲错”，意思是间杂、交错。出自刘恂《岭表录异》卷中：“有鸟形如野鹊，翅羽黄绿闲错，尾生两枝，长二尺馀，直而不枭。”宋·李纲《戏赋墨画梅花》：“由来黑白无定姿，浓淡间错相参差。”

【闲言碎语】

袁枚在本条诗话中摘录了两段议论。一是明朝杨慎谈“诗教”之衰和“理学”转暗的原因，其错不在杜甫、程朱本人，而在于后人将杜甫、程朱的神化、偶像化。二是明朝顾起元在《客座赘语》中，将明七子之首李攀龙之诗与杜甫之诗进行比较而得出的结论：李是暴发户，搜购奇珍异宝俱恭列于厅堂供案，异彩专呈，生怕他人不知其富；杜是老财主，家藏金银珠玉都随置在厦屋四处，陈朽杂处，无意他人如何论说。李诗流于炫技，杜诗贵于蕴道。

世间之事，凡发展到顶端，成为一种样板，那么，其生命力与创新性将大打折扣，其艺术性也因为千篇一律而导致审美疲劳，逐渐沦落于平常，甚至平庸。动乱年代的样板戏可算一例。我们再以佛像雕塑为例。早期的佛像雕塑姿态较多，形态各异，因而有不同的造像，不同的风格，不同的时代特点，但自清代以来，全国各地的佛像雕塑就完全一样了，基本不存在大的差别。何以如此，其原因就在于佛教塑像，有严格的塑造规范，即《佛说造像量度经》，此经文的作者是为舍利弗，初从六师外道的删阁那毗罗胝子出家，后因听到马胜比丘说因缘所生法的偈颂，改学佛法。《佛说造像量度经》为梵文，在中国很难普及，所以，佛教进入中国后，做佛像的艺匠都是师傅传徒弟，口授心记，并不完全知道《佛说造像量度经》的详细规定，因此，佛教塑像在不同时期、地域出现不同的风格，有多样化的艺术表现形式。清乾隆七年1742年，《佛说造像量度经》被译成汉文，译者为工布查布，又称衮布扎布公。此人生于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殁于乾隆十五年1750年，终年60岁。 是著名史学家、语言学家、佛经翻译家。蒙古乌珠穆沁部人，博尔济吉特氏，成吉思汗二十三代后裔。他自幼为康熙皇帝抚养长大，精通蒙满藏汉梵文等多种文字，自幼喜爱佛典，曾和几位著名的喇嘛高僧学习佛像梵塔的尺寸图象等。工布查布深感汉地佛像塑造形象不一，汉族艺匠对《佛说造象量度经》仅知大概，不晓详细，于是他潜心研究，仅用一个多月时间，就把《佛说造象量度经》全部翻译出来。从此以后，汉族地域内的佛像也统一为一个模样，再没有了生动可亲的有人间气息的佛像造型。

任何一种艺术形式，只要奉某种标准为圭臬而不再变动，那么，这种艺术的创新能力就此枯竭，其发展之路也必定是越来越窄，最后走进死胡同里面去了。记得时尚界有个说法：“只要是流行款式，就不算是时尚。时尚，是流动的，永远在变化创新，永远在时代前沿；而流行，是固定的，是凝固了的时尚，在一段时间之后将被新的流行所取代。”这一点，现在的年轻人或许感受不深。中山装未必不好，但全国人民都穿中山装的时候，这种衣服款式就不见其美，反而成为精神的枷锁，天性的桎梏。格律诗发展到唐代，确实达到了顶峰。后代人写作格律诗的优劣标准就是与唐诗对比。唐诗中未有过的表现手法、词语文字，被绝大多数人视为野狐禅、非正宗，于是，格律诗的创新力日渐萎缩，即便有些试图努力创新者，最终也不得不屈服了诗界、学界乃至大众的压力而改弦更张，偃旗息鼓，循规蹈矩，从众入俗。当代作家聂绀弩的格律诗独树一帜，但只在很小的圈子里得到共鸣。这种现象，对格律诗的发展，是幸运？还是悲哀？读者诸友各自见仁见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