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新青年”诞生
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政府，建立了中华民国，但是，袁世凯等军阀国贼，对内实行独裁统治，对外不断出卖国家主权……
受西方新思潮影响的北大精英们，眼看内忧外患，而旧思想，封建文化，始终严重地阻碍着民族意识的觉醒，为此他们探寻真理，发表文章，奔走呼号，唤醒大众，挽救即将灭亡的中华民族。
1915年9月，《青年杂志》在上海创刊，一年后迁到北平，杂志更名《新青年》
早期《新青年》宣扬的是“四提倡四反对”。
提倡民主，反对独裁专制。
提倡科学，反对迷信盲从。
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
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
1917年1月，还在美国留学的胡适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以为今日而言文学改良，须从八事入手。
①须言之有物。
②不摹仿古人。
③须讲求文法。
④不作无病之呻吟。
⑤务去滥调套语。
⑥不用典。
⑦不讲对仗。
⑧不避俗字俗语。
随后《新青年》主编陈独秀撰写“文学革命论”进行声援，明确提出“文学革命”和“三大主义”：
①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
②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
③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
这两篇文章发表后，立即得到了志同道合者的热烈响应。
钱玄同表示“绝对赞同”，并将专事拟古而风行一时的骈文、散文斥为“选学妖孽”“桐城谬种”。
刘半农发表《我之文学改良观》、《诗与小说精神上之革新》等文章，为破除对古文的迷信，建立优美的白话文，为破除诗歌旧韵，重新再造新韵等问题，提出建设性的意见。
陈独秀《本志罪案之答辩书》则表示为了文学革命“断头流血，都不推辞”。
周作人提出“人的文学”、“平民文学”和“思想革命”等主张。
李大钊发表《新纪元》、《什么是新文学》，“我们所要求的新文学，是为社会写实的文学”。必须具备“宏深的思想、学理、坚信的主义，优美的文艺 ，博爱的精神”。
（二）铲除中国旧戏曲
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在腐朽的旧中国哪有那么容易，在这次革命的进程就发生了两件特别“有趣”之事！一是铲除旧戏，二是铲除古文
被“新青年”视为旧文学典型代表的，京剧、梆子戏等旧戏很自然地，受到了陈独秀、胡适、鲁迅、钱玄同、刘半农等人的猛烈批判，甚至被全面否定。
陈独秀质问：“吾国之剧，在文学上、美术上、科学上果有丝毫价值耶？”
钱玄同说京剧 “文章又极恶劣不通，故不可因其为戏剧之故，遂谓有文学上之价值。”
胡适在《历史的文学观念论》中提出文学进化观念有四层意义。
①一代有一代的文学。
②每一类文学都是从低微逐渐进化到完全发达地位。
③文学进化过程中会留下无用的“遗形物”。
④一种文学进化到一定程度会停滞不前，直到吸收其他文学长处，才再继续进步。因此，他认为白话文替代文言文，戏剧中“道白”完全替代“唱词”乃是文学进化之必然。
胡适认为旧戏曲“守旧性太大，现新式舞台上有了布景，本可以免去种种开门、关门、跨门槛的动作了，但这些“做作”依旧，如不打扫干净，中国戏剧永远没有完全革新的希望”。
胡适说，与西方戏剧相比，京剧最缺乏的就是悲剧观念。无论是小说，戏剧，总是一个团圆的结局。明知世上的真事都是不如意的占大部分，他却偏要使‘天下有情人都成了眷属’，偏要说善恶分明，报应昭彰。中国旧文学是说谎的文学。
除了“守旧”，胡适还认为中国戏曲低俗不堪，起源于中下层社会，“编戏做戏的人大都是没有学识的人”，因此“戏中字句往往十分鄙陋，梆子腔中更多极不通的文字”。
刘半农总结戏曲就是“一人独唱，二人对唱，二人对打，多人乱打”十六个字”，又说：
”进了戏场，每见一大伙穿脏衣服的，盘着辫子的，打花脸的，裸上体的跳虫们，挤在台上打个不止，衬着极喧闹的锣鼓，总觉得眼花缭乱，头昏欲晕”。
周作人认为旧戏“有害于‘世道人心’”，其中四类最为典型，分别是“淫，杀，皇帝，鬼神”。
鲁迅则看不惯戏曲中“男人扮女人”，他以讽刺的口吻写道“我们中国的最伟大、最永久的艺术是男人扮女人”。
鲁迅等人对戏曲的过分批评，激怒了一名叫张厚载的北大学生，此人不但学习成绩很好，并且还对中国戏曲十分的了解，为了维护戏曲之音乐美、舞蹈美……他写了“我的中国旧戏观”投稿《新青年》，逐一反驳胡适、钱玄同、刘半农、陈独秀。
张厚载说自己对诸位老师的文学革命主张，大多都是赞成的，特别是“不用典”，但“中国旧戏，是中国历史社会的产物，也是中国文学美术的结晶，可以完全保存。
后来张厚载故意在报端散布谣言，称教育部有训令，陈独秀等三名“先锋”，即将被北大辞退，因此被蔡元培以“损坏校誉”开除了。
（三）对新文学的实践
1917年2月，《新青年》刊出胡适的8首白话诗词，在1918年1月又发表了胡适、刘半农、沈尹默的白话诗，鲁迅、李大钊、陈独秀等等也相继创作了白话诗。
1918年5月，鲁迅发表《狂人日记》，揭露吃人的封建礼教、制度，后又发表《孔乙己》、《药》等等小说。郭沫若发表《凤凰涅盘》……
1918年5月，《新青年》全部改用白话文。接着，《晨报》、《时事新报》、《民国日报》的副刊也相继改用白话文。据统计，仅1919年全国出现的白话刊物就有400余种。
（四）铲除古文
“文学革命”的声势，让保守的旧势力感到不安，首先出来反对革命的，是前清举人，著名的古文家，文学翻译家林纾，这个林纾可不简单，朋友们都是名人，如陈宝琛、严复等。
林纾在《民国日报》上发表了《论古文之不当废》，认为白话文可以提倡，但古文不必因此废除，文中说：“知腊丁之不可废。则马班韩柳亦自有其不宜废者。吾识其理，乃不能道其所以然……。
他还说，历史上早就有人提出要废除古文，但古文仍然延续至今，屹立不倒。
对于林纾的《论古文之不宜废》，《新青年》反击说：“
识其然，乃不能道其所以然。此正是古文家之大病。古文家作文，全由熟读他人之文，得其声调口吻。读之烂熟，久之亦能仿效，却实不明其所以然。此如留声机器，何尝不能全像留声之人之口吻声调？然终是一副机器，终不能道其所以然也。
让人意外的是，这位林纾先生，正是写作白话文的前辈。
早在文学革命之前的1897年，林纾就运用白居易讽喻诗的写法，创作了《闽中新乐府》三十二首，用通俗易懂的白话文字描写社会，并且撰文反缠足，反迷信，提倡兴办女学，1913年，他还在北京《平报》上开设“讽喻新乐府”专栏，发表白话讽喻诗。
那时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工业化正在发展中，需要大量的有知识的劳动者，文言文无法满足普及性的工作需求，白话文自然应运滋长！
换句话说，林纾其实是大面积革命新思潮的发端者，鲁迅在学生时代，就喜欢读林纾“翻译”的小仲马之《茶花女》在读过林纾《黑奴吁天录》后，还写信给朋友：“曼思古国，来日方长，载悲黑奴前车如是，弥益感喟。”
林纾不懂英文，听别人的口述，依靠自己的笔力，翻译作品达一百多部，使莎士比亚、托尔斯泰、狄更斯、小仲马等等的著作风行国内，赚了许多钱，更重要的，他影响了许多人的思想观念，所以有人说，中国的近代民主革命，就是由他的《巴黎茶花女遗事》《迦因小传》这两部小说导致的。
据说林纾是因为丧妻，心情不好，才以译文打发时间，但随着对外国的先进思想，反抗历史，有了较为深入的了解之后，便有意识地用译书来警醒国人，他说“余老矣！报国无日，故曰为叫旦之鸡。
林纾反对封建专制，希望也有立宪政体来建立—个美好的新国家，但袁世凯等军阀的执政，让他很快对“立宪”绝望，他多次拒绝袁世凯、段祺瑞等政要的邀请，并且成了旧体制的卫道士，林纾以大清遗老自居，先后十一次祭拜光绪皇陵。
当《新青年》提出要以白话文彻底取带文言文时，林纾热血沸腾，火冒三丈，决定斗一斗这些“妖言惑众”的“乱臣贼子”。不料，林纾的反驳文章，《论古文之不当废》正好成了“新青年”的活靶子。
其时 “新青年”力量是很弱的，也就是被几所学校的部分老师学生支持而已，以全国论之，还是“守旧派”的势力根深叶茂，但《新青年》为了壮大自己，积极进取，当然要坚决驳倒有影响力的古文家林纾。
1917年6月，《新青年》发表钱玄同致陈独秀的信，批判林纾道：“林纾与人对译西洋小说，专用《聊斋志异》文笔，一面又欲引韩柳以自重；此其价值，又在桐城派之下，然世固以‘大文豪’目之矣……惟选学妖孽所尊崇之六朝文，桐城谬种所尊崇之唐宋文，则实在不必选读。
为了彻底打垮林纾，刘半农发文批评林纾翻译小说的毛病一是原稿选择不清；二是谬误太多；三是用唐代古文意译。
一时之间，《新青年》的众多精英轮番上阵，把林纾批得“体无完肤”。
1919年2月，大概是为了销量，上海《新申报》为林纾开设专栏，作为他的阵地，林纾随即发表短篇文言小说《荆生》，借虚构的人物和故事来影射谩骂新文化运动。
1919年3月，林纾又写公开信给蔡元培，以北大中有人逛窑子为借口，将“覆孔孟，铲伦常”的帽子扣在闹文化革命的主将头上，接着又写《妖梦》小说，交入室弟子张厚载发表于上海《新申报》，继续肆意谩骂攻击《新青年》。
《妖梦》是写有某人，梦至阴曹地府，在地府见到一所“白话学堂”，学堂中有代表蔡元培等人的魑魅魍魉，这些小鬼的行为，激怒了阎罗王，结果统统被吃掉化为臭不可闻的粪便。
对于林纾的《妖梦》小说，李大钊批评林纾不是使用正当的学术批评，而是采取编无聊故事，“鬼鬼祟祟的，想用道理以外的势力，来铲除这刚一萌动的新机”。
李大钊说 “我正告那些顽旧鬼祟……你们应该本着你们所信的道理，光明磊落的出来同这新派思想家辩驳、讨论。
看完李大钊的文章，林纾自知理亏，在随后的《论古文白话之相消长》一文中，林纾辩解自己并不反对白话文，反对的是尽废古文，古文者，白话之根柢，无古文安有白话”。林纾不想再辩论下去，说自己已然年迈，无力再去维护古文，但始终坚信古文不会消亡。
后来林纾写了一首《留别听讲诸子》：
任他语体讼纷纭，我意何曾泥典坟。
弩朽固难肩此席，殷勤阴愧负诸君。
学非孔孟均邪说，语近韩欧始国文。
荡子人含禽兽性，吾曹岂可与同群。
从诗中可知，林纾对于“废古文”耿耿于怀，他去世后，陈独秀、胡适等也纷纷发文纪念，对林纾一生的事业给予很高的评价，并且对过分地批判旧戏也表示不妥。
（五）追昔抚今
往事如烟，不堪回首，那一年的革命急先锋，心急如焚，十万火急，急于要砸烂“万恶”的旧社会，同过去一刀两断，不免玉石俱焚，倒洗澡水连同孩子也倒了……因此，我想起现今的新旧韵之争，新诗旧诗之争，雅俗之争，这一幕幕是不是与过去惊人地相似？
萧师在拙文《读“樵夫”先生擂台诗》一文留评说：“
古典诗词，不通古与典，可就是那疙里疙瘩的癞蛤蟆啦。”
对于萧师之言，在下深表赞同！无古便无今，今人当然是应该熟悉古典方好，但也并非是”形式上”加几个典故，用几句文言，便可称为”古典诗词”，这样做诗不免太轻巧些，同理，也不是只看见两句白话的语言，白话做的外壳，便可称为“打油”，如空空樵夫先的擂台诗。
唐朝就有用白话文入诗的情况，更何况宋词元曲中，白话文数不胜数，难道这些不是诗乎！少见多怪乎！
结语：
毫无疑问！古文的精华是美的。
先人们早就知道，白话文相比古文的最大好处是有利文化思想的传播，这无疑也是美的，有的人不以小众为耻，反以小众为荣，岂不怪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