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革新运动领导人之一的身份使得黄遵宪的诗歌成为了解19世纪中国政治情况的一个重要来源。没有几个中国作家能够洞穿社会弊病，而他恰恰能以诙谐的方式将19世纪晚期的中国解剖开来。



黄遵宪（一八四八——一九〇五）是晚清古典诗歌改革的倡导人，是我国近代诗歌史上著名诗人之一。钱仲联先生在《近百年诗坛点将录》中，点黄遵宪为呼保义宋江，并给出了“统领近代诗坛，夫复何疑”的评语。就其影响与号召力而言，黄遵宪当之无愧。

更重要的是，放眼中国历史长河，黄遵宪可能是将自己与所处时代结合得最为紧密的一位诗人。就这一点而论，或许连被称为“诗圣”的杜甫都比不上他。


一、具有争议的“诗史”之称

“诗史”一词，最先见于孟棨的《本事诗》一书：

杜（甫）逢禄山之难，流离陇蜀，毕陈于诗，推见至隐，殆无遗事，故当时号为诗史。

“诗史”的称谓从最开始就是为杜少陵量身**。在此之后，“诗史”更是成了诗歌创作的一种理念、流派。到今天，“诗史”已经成为执牛耳者的一面大旗，在这面旗帜的呼应下，成千上万的“时事诗”在今天的网络中几乎达到了汗牛充栋规模。但是“诗史”究竟意味着什么？却很少有人能回答清楚。

有的观点认为，能纪录一时之事者，尤其能补史料之阙者，可称诗史。如李朴《余师录》云：“唐人称杜子美为诗史者，谓能记一时事耳。”这也是大多数今人对诗史概念的基本理解。但是钱锺书先生在《宋诗选注》的序言中提出了截然不同的观点：

“诗史”的看法是个一偏之见。诗是有血有肉的活东西，“史”诚然是它的骨干，然而假如单凭内容是否在史书上信而有征这一点来判断诗歌的价值，那就仿佛要从爱克司光透视里来鉴定图画家和雕刻家所选择的人体美了。

或许这也足以解释为什么钱锺书先生在此书中弃文天祥之《正气歌》而不录。因为他以诗歌之艺术价值来准绳其诗之取舍，而非以史料之价值。这也是钱先生与秉持“诗史互证”方法的陈寅恪先生龃龉之处。

钱先生对“诗史”之认识是十分精辟而透彻的。诗终究应当以“诗”为主干，其他的内容或亮点，都只应成为其点缀，而不应反客为主。如果本末倒置，过于注重其所谓的“史”之内容而忽略了“诗”的本质，那么作品就将会成为营养不良的残次品。如果我们读过顾诚先生所著的《南明史》，那么想必对这个观点会有更加深刻的认同。

《南明史》中引用了大量的遗民之诗，大多数很难称得上文学上的佳作——也就是说其“诗”的价值趋近于无。但是好在其拥有极强的纪实性，以生活而微观的视角目睹了那个分崩离析的时代。其作为“史”料的价值的确存在，而且远大于其本位的“诗”。

如第三章所引用文人辛升的《世变十更》其中《官方》一首，以佐证弘光政权之腐败，诗云：“世局于今又一更，天教害气满朝廷。科场久作招商店，选部尤开闹市门。甫戴进贤忘布素，一行作吏满金银。弥天塞地皆黄白，何处秋壶一片冰。”这样的诗在南明时代不一而足。虽有时具有佐史之功，然这样的作品终究难称佳制。甚至连基本的律诗规范都无法做到完全遵守。

正如笔者在《后学诗话》里曾经提到过：“诗可佐史，而终非史。”史料的价值，自然有史书本身去实现，诗则有诗的使命价值所在。也就是说，认识“诗史”的关键就在于：“诗”终究是位置在“史”字之前，认识到“诗”的主干性，才有可能写出真正的“诗史”。


二、黄遵宪的“诗史”自觉性

黄遵宪的诗歌创作，几乎是和历史潮流血肉相连在了一起。他的《人境庐诗草》倒数第二组作品，或者说压轴之作，一般压轴用以指一场折子戏演出的倒数第二个剧目。就是悼念李鸿章的《李肃毅侯挽诗四首》。仿佛在用一个时代的结束，为自己的诗集也画上一个略带遗憾的句号。其一云：“骆胡曾左凋零尽，大政多公独主持。”李鸿章则是继此诸公之后硕果仅存的中兴老臣。

在他的诗歌体系里，诗、史、家、国，仿佛同气连枝，息息相关。在他的作品里，为一己之私情抒感的作品只占有极小的比例。像《人境庐杂诗》以及光绪十一年美国旧金山总领事任满回国后所作的一批归乡感怀亲友之诗，只能算是他宏大诗史体系中的一片世外桃源。如《小女》《即事》《今夕》《拜曾祖母李太夫人墓》等。值得一提的是，即使这些作品只是昙花一现，但是仍得到了同时诗人们极高的评价。如范当世评《小女》、《即事》二首云：“七律最难于伸缩自如，转变不测，吾于此二律，尤三复味之不厌也。”陈三立则评曰：“寓雄于浑，寓逆于顺，寓流于整，此卷七律多类是。宜作者之亦自憙也。” 吴德㴋曰：“无垂不缩，无往不复，开合动荡，自辟町畦，可谓绝技。”（见钱仲联《人境庐诗草笺注》引。）

应当说，黄遵宪有着极强的诗史之自觉性。即使是杜甫，诗中酬赠、闲情等作品也是占了极大的比例的。（当然，这也是黄遵宪作为诗人还远不能与杜陵相匹的地方。）即使是酬赠之作，黄的诗中也总是难免流露出发自衷心的家国之忧、兴邦之愿。

比如他在光绪八年春从日本调任旧金山总领事时，临别之际曾给日本诸多友人赠诗数首，其一后两联云：“唐宋以前原旧好，兄弟之政况同仇。如何瓯脱区区提，竟有违言为小球。”当时的历史背景是，琉球国被日本所吞并为冲绳县，中日为琉球事件发生了巨大的矛盾与对峙。尾联的“小球”即指琉球之事。这明显是作为外交家的黄遵宪向同处亚洲的日本所发出的同舟共济，勿要自相残杀之请愿。尽管历史进程不以一两个外交家的主观意愿所转移，但我们仍可藉此一窥黄遵宪的胸襟格局与创作特点。

此外，黄遵宪诗集中的长篇诗史，如纪录西乡隆盛的《西乡星歌》、感慨琉球亡国的《流求歌》、纪录华工在美国所受到不平等对待的《逐客篇》更是屡见不鲜。最为经典的当属于其感慨甲午中日战争失败所作的一系列长篇史诗。在这里我们不妨以此为例稍作分析，以管窥黄遵宪对于史诗创作的匠心独运。


三、甲午悲歌——黄遵宪的史诗图卷

黄遵宪的甲午系列长篇史诗，具体包括《悲平壤》《东沟行》《哀旅顺》《哭威海》《台湾行》《度辽将军歌》以及《降将军歌》。应当说明的是，这些作品都不是黄遵宪甲午战争后当年所作，而是戊戌返乡后所为。这一点在下文将有具体的解释。而这些作品除了《哭威海》是三言诗之外，全部是以七言歌行的形式呈现。

这七首古体的标题，仿佛就是一副甲午海战的大事记、群像图。从《悲平壤》到《台湾行》，作者纪录了甲午战争的全过程，从平壤溃退、东沟海战、旅顺屠杀、威海覆灭到最后被迫割让台湾为止，构成了一幅宏大的悲歌叙事图景。但这还不够，黄遵宪特意选取了两个历史人物的视角——吴大澄（《度辽将军歌》）与丁汝昌（《降将军歌》），从微观层面进一步完善了这一段耻辱历史图卷的细节之点缀。

加拿大汉学家施吉瑞在《人境庐内——黄遵宪其人其诗考》中对黄遵宪这一组作品作出了中肯的评价：

黄遵宪以清军在中日甲午战争中的失败为题创作的一组诗可以说是晚清讽刺文学中的精品......在中国古典文学的语境中也是非常特别的，因为很少有中国作家创作这么多重要的战争题材作品。

黄遵宪这一组甲午海战诗毫无疑问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成体系之杰作。这绝不仅仅体现在其历史叙事的连贯性，更重要的是，它们“诗”作为主干的本质从来没有发生过改变。

这一组诗不光具有史料价值，其作为“诗”的文学性、艺术性都是罕见其比的。正如刚刚提到的他对整体结构的宏微观之结合，每一首具体的诗都用有着截然不同的结构。每一首诗的结构、用韵、章法乃至句式都随着内容与情感的变化而因地制宜。做到了结构布局与表达内容上的水乳交融。有关这一组作品的具体分析以及黄遵宪对诗歌结构的理解与超越，笔者将在下一篇文章《超越传统可能性的“结构”理解：黄遵宪启示录》中进行详尽探讨。也就是说——甲午海战系列史诗作为“诗”的艺术价值，同样是今古独步。

据说黄遵宪每创作一首长篇，都会在事前广泛的搜集材料，万事俱备之后，方才动笔。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是——这些长篇大制基本都是其在戊戌变法失败后，返乡赋闲期间所作。这种近乎“事后诸葛”的创作方式在中国历代诗人中都是罕见的现象。也足以见出，黄遵宪在变法失败，个人与国家均前程渺茫的时刻，是有着一种与司马迁一样发愤著书，“藏诸名山”的抱负与愿望的。如具有开创意义的《今别离》四首，也是戊戌年返乡之后所作。这是我们理解黄遵宪创作诗歌动机不可缺少的一个细节。


结语：“诗史”的泛滥化

正如施吉瑞所言，黄遵宪大量的史诗创作是在中国诗歌历史上几乎空前的存在。钱锺书先生《谈中国诗》里曾经提到：

据有几个文学史家的意见，诗的发展是先有史诗，次有戏剧诗，最后有抒情诗。中国诗可不然。中国没有史诗，中国人缺乏伏尔所谓“史诗头脑”，中国最好的戏剧诗，产生远在最完美的抒情诗以后。纯粹的抒情诗的精髓和峰极，在中国诗里出现得异常之早。所以，中国诗是早熟的。早熟的代价是早衰。中国诗一蹴而至崇高的境界，以后就缺乏变化，而且逐渐腐化。

应该说，黄遵宪在封建王朝的末季所创作的这一批作品，某种程度上弥补了“中国没有史诗”的这一大遗憾。其“诗史”的地位亦无可动摇。黄遵宪对我们的启示在于，纪史之诗，终究应当保存其“诗”的主干性而存在。任何舍本逐末的作品，都将丧失其作为诗的艺术而存在的本来价值。

值得警惕的是，时至今日，“诗史”概念的泛滥化，某种程度上已经导致了今天的“诗人”作者们对诗史的偏颇性理解。更多的人记住了“史”，却遗忘了它“诗”的本质。日赋一诗，月赋千言，下笔仿佛无处不与时事相关，眼中但有所见，便可引起其强大的创作欲望。可这样的作品，就能称之为“诗史”吗？要知道，黄遵宪一生的作品不过数百首。“诗史”泛滥化的今天，一天诞生的所谓时事之作恐怕不是以千百能够计算的。黄遵宪“十生”的作品，恐怕也比不上今日时事诗一天的产量。

诗的价值，从来就不以多为贵。钟嵘对《古诗十九首》的评语是：“惊心动魄，一字千金”。抛除诗的主干性，在艺术上的毫无价值的口号新闻体诗，虽多而奚益？这也正是黄遵宪作为“诗史”的可贵之处所在。

黄遵宪之所以能成就其独有之地位，其高超的艺术造诣固然是原因之一，但更重要的或许是他始终心系天下的胸襟格局——他从未把自己当作纯正的诗人看待过。尽管这是他一生引以为傲并传之后世的最大事业。这也是可以解释，为何他在戊戌返乡之后，才开始肆力为诗。《人境庐诗草》卷八的那首《支离》，或许是他一生最好的注脚：

举鼎膑先绝，支离笑此身。穷途竟何世，馀事且诗人。技悔屠龙拙，时惊叹蜡新。剖胸倾执血，恐化大千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