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由于当时力量十分弱小，一直受到旧势力与外国租界势力的打压，活动处于白色恐怖之下，党中央机关不断地迁址，且屡次遭到破坏，致使许多珍贵的文献不得不自行销毁，以免落到敌对势力的手里。在那个血雨腥风的峥嵘岁月，这样处理也是无奈之举。1934年10月，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以及敌强我弱，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战争遭到失败，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被迫随红一方面军（中央红军）主力开始长征，当到达陕北时，只剩下经过万里跋涉靠肩膀挑来的两铁箱子文件，遗憾的是，其中没有关于中共“一大”的任何文件与材料。此时，党中央已经在延安扎下根来了，环境相对稳定，回顾党的历史的工作就提上了日程。
要回顾党的创业史，就自然得从为党的诞生日开始。参加过中共“一大”的13位代表，当时在延安的只有毛泽东、董必武二人。其余的11人——1922年陈公博脱党，1923年李达脱党，1924年李汉俊脱党，1924年周佛海脱党，1924年包惠僧脱党，1930年刘仁静被党开除，1938年张国焘被党开除。13位党代表，脱党的、被党开除的7位，占半数以上；牺牲了3人，邓恩铭1925年牺牲，王尽美1931年牺牲，何叔衡1935年牺牲。李汉俊脱党后加入了国民党，并先后担任国民党湖北省党部执行委员、湖北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长、国民党湖北党部青年部长等职，于1927年被反动军阀杀害。
其他代表除已死的邓恩铭、王尽美、何叔衡、李汉俊四人外，张国焘已叛逃到当时的蒋介石国民政府驻地武汉，陈潭秋远在苏联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后于1943年牺牲），李达在国统区教书，陈公博任国民党中央军委会第五部部长，周佛海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包惠僧任国民党内政部参事，刘仁静被关押在国民党的苏州反省院，均无法向他们征询。毛泽东和董必武只记得是1921年7月间到上海开会，但无法确定具体日子，因为缺乏档案资料，一时无法查证，于是决定取月首的一天，即7月1日为建党纪念日。
1938年5月，毛泽东在抗日战争研究会上的讲演中正式提出：“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建立十七周年的纪念日。”其中用“纪念日”一词，应该说是比较慎重的。 “七一”作为党的诞生日，最早见于中央文件是在1941年6月30日。当时，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中国共产党诞生二十周年抗战四周年纪念指示》。指示说：“今年七一是中共产生的二十周年，七七是中国抗日战争的四周年，各抗日根据地应分别召集会议，采取各种办法，举行纪念，并在各种刊物出特刊或特辑”。这是以中共中央名义作出的把“七一”作为党的生日进行纪念的第一个文件。
从此，“七一”就作为党的生日固定下来。每年的7月1日，全党都要热烈庆祝党的诞生纪念日。此后的几十年时间里，一直到1980年，国内的书籍中讲到“一大”召开时间，都写成了1921年7月1日。
解放后，上海市第一任市长陈毅对中共一大会址的寻访十分重视。从1950年开始找，当时已历经近30年，难度很大。市委宣传部根据市领导的指示，多方设法寻找，把汉奸周佛海的老婆杨淑慧释放出来去指认，并找到了当年布置会场的李达的夫人王会悟。但她们只确认了“一大”的会址，后来又请当年房子的主人李汉俊的哥哥李书城进一步确认，才终于确定了地址，恢复并做了纪念馆，但那时只是对党内开放，并不对外。但无论是杨淑慧、王会悟，都对“一大”召开的具体时间记不清楚了。50年代，李达夫妇及已脱党的包惠僧、刘仁静等人都在回忆中说，“一大”于暑假期间召开，因为包括毛泽东在内的多数代表都在学校读书或任教，只有放假才能脱身，国内放暑假的时间又在7月中旬以后。由此，大家倾向于“一大”应该是在7月中旬以后召开的这样的结论。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我国步入了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各项事业都开创了新局面。以解放军后勤学院教员邵维正为首的一些专家学者，开始考证中共“一大”召开的史实。他们查阅了包括当时出席大会的代表及其家属的回忆，大致肯定了“一大”召开日期是在1921年7月下旬。他们在考证中欣喜地发现，在前苏联于1957年移交来的历史档案中，有两份重要材料说会议于7月23日召开：一是1936年当中国共产党成立十五周年的时候，党的“一大”代表陈潭秋同志在莫斯科出版的《共产国际》杂志第七卷上，发表了《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回忆》一文，以表示对党的诞生的纪念，这是纪念中国共产党诞生最早的一篇文章。二是1921年秋天工会红色国际驻赤塔特派员的报告。
考证在一步步地接近于历史的真相。由于陈潭秋和国际代表都与“一大”有直接关系，说法可信度高，但需要进一步的证据来佐证，方更有说服力。这两份重要的资料，都称会议上海开了八天。第八天晚上，由于法租界巡捕到会场搜查过，会议被迫终止，代表们决定次日将会场转移至嘉兴南湖。第二天凌晨，陈公博的住处隔壁发生了一起枪案，再次惊动了警方。因为接连受到惊吓，陈公博没有前往嘉兴参会。
尽管陈公博和周佛海后来投奔了国民党，还当了汉奸，做了汪伪政府的高官，但是他们的回忆录中有些细节还具有参考价值，所谓不能因人废史是也。陈公博的回忆录中，一段文字引起了研究者的注意：“七月三十一日那天早上五点多钟，我睡梦中忽听到一声尖叫，继而便闻一女子悲惨呼叫……那案子直至下午六点多钟才被发觉，凶手早已逃走。”周佛海回忆中也说：“公博当时正带着新婚夫人度蜜月，住大东旅社……哪知他隔壁的房中，当晚发生了一件奸杀案，开了两枪，打死了一个女人，公博夫妇，真是吓得魂不附体。”李达夫妇及其他一些当事者在解放后的回忆，也证明确有此事。所以，能查到这次凶杀案的案发时间，便能够推算出“一大”召开的具体时间。
得知这一线索，邵维正如获至宝，于是马上联系上海方面协助查阅老报纸上的新闻，很快便在《申报》上查出“大东旅馆发现谋杀案，被害者为一华丽少妇”的记载。据报上介绍，被害女子名叫孔阿琴，起因并不是什么“奸杀”，而是带有“情杀”性质。原来这个孔阿琴与一个“西崽”（即洋老板的马仔）好上了，私奔后因感到没有出路，便决定双双殉情。这个“西崽”和孔阿琴住进大东旅社后，在凌晨开枪打死了孔阿琴，自己却突然又不想死，于是匆匆离开房间远遁了。报载此事发生的时间，是1921年7月31日凌晨。说明陈公博回忆中的枪杀案发生的时间是正确的。
从这起枪杀案发生的时间前推8天，恰好是7月23日。由此可得出，陈潭秋与国际代表所说的“一大”召开日期是正确的。这一考证成果上报中央后，得到了当时主管宣传教育工作的胡乔木的称赞。邵维正撰写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日期和出席人数的考证》一文，发表于1980年1月10日出版的《中国社会科学》创刊号，先后译成英、日、俄等文字，被评为全军优秀成果一等奖。1981年纪念建党60周年时，《中共党史大事年表》正式将党的诞生日确定为1921年7月23日。考虑到几十年来形成的习惯，再加上毛泽东当初只是确定7月1日为“纪念日”，中央决定不予改变，规定每年的7月1日仍作为建党“纪念日”。至此，尘埃落定，党的诞生日得以最终确认。（刘继兴）
